“女人长俊了都当不了发臊，想男人就什么都不顾了，竟找到牢房来了。”
议论纷纷，蠢蠢欲动。但是都把眼神投向“横肉”。“横肉”开腔了：“我说老头儿，你艳福不浅呐！这么着吧，咱们同在一个牢房里坐监，也是缘分一场，美人你不能独享。”
“你要干什么？”柳如是意识到大祸降临，眼泪化作了怒火，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保护不了她。官府是她的对头，法律本身就是屠刀，那些被剥夺了自由的人却恰恰无法无天，她只能哀哀无告地望着“横肉”，希望他能发发慈悲，让她逃过一劫。
“横肉”手下留情了：“弟兄们，当着人家丈夫的面，不能来真格的，大家过过手瘾也就算了。”
“女人起性了怎么办？”
“那你小子就来真格的！”
其实这种恶作剧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女人的眼神太正，任凭你手脚乱动，她就是无动于衷。十分寡趣，不了了之。
柳如是反而对着“横肉”说话了：“这位大哥，你也是被冤枉的吗？”
一开口就博得了“横肉”的好感：“你这小娘们很会说话。这么说，你的丈夫也是被冤枉的了。”
“当然。”柳如是就把自己要代夫受刑的决心，用像对待一个长者的尊重，仔细地说了一遍。说着说着，竞号啕大哭起来。
也许是女人的眼泪具有软化男人血管的冲击力，也许是因为女人的宽容表现为一种成熟美，还更有可能是女人表现出来的疾恶如仇的浩然侠气，都起了作用，柳如是不仅征服了“横肉”，而且征服了牢房里的所有囚犯。是的，方才自己被群体起哄，一般的女人会寻死觅活，至少也要大哭大叫来表白自己的贞洁。可是这个女人却只是大讲冤狱，把他们全体当作了朋友。大处着眼，要寻找自救的出路。于是，初来的“编外囚犯”代替了“横肉”，成为“临时领袖”。
“临时领袖”了解到丈夫只是羁押，尚未过堂，感到蹊跷，就去要求及早审理，但是“皋司”拒绝接见。她就发动所有囚犯一齐大呼“冤枉”，用“非法手段”把“皋司”逼到牢房来了。
柳如是对官场的“潜规则”了如指掌。所有的地方官吏都仅仅是“守土有责”，他所治理的地方，哪怕是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也可以不闻不问，弄出一两件“政绩”来照常“邀宠”。尽管是民怨沸腾，怨声载道，他也可以“笑骂任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无灾无难到公卿”。但是，就怕闹出“动静”来，授人以谗言的把柄儿，影响“乌纱帽”。所以狱中的“冤枉声”就把那个“皋司”招来了。
“你们找死呀！谁在挑头闹事？”
“这怎么是闹事呢？”柳如是挺身而出，“只不过是希望大人能主持公道。”
“咦？”皋司大为惊讶，“怎么是个女的？”但是他很快也就明白了：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女人了。听说她竟直接给洪大人写信，洪大人在钱牧斋的案子上态度暖昧，其源盖在于此，于是他知道眼前这个女人十分棘手。
他不能不摆出十足的官威官仪：“你有什么可冤枉的？一个女流之辈，不在家相夫教子，到这里搅和什么？”
“我的丈夫被你不明不白地关在这里，你让我到哪里去相夫？”
“他图谋造反？”
“图谋？你有什么证据？”
“皋司”理屈词穷了，但是不能倒架，就恼羞成怒地说：“这是本官的事，用不着你一介小民来多嘴！”
“没有证据，你就是草芥人命！”
“反了，反了！”皋司声嘶力竭地喊，“简直就是一个泼妇。”
“泼妇”继续进攻：“我说你图谋挖皇太极的祖坟，也能够据此把你打进大牢里吗？”
在众人的一片喊好声里，“皋司”狼狈逃窜了。
其实，“皋司”不过是“代人受过”，他说了不算。不是因为钱牧斋的名声，陈子龙的名声比钱牧斋还好，仍旧照杀不误；也不是因为柳如是据理力争，在他那里根本就不曾有过什么“理”。他的制服不了“泼妇”，完全是因为“政策多变”，洪承畴有了更为深远的考虑：已经不是杀陈子龙的时候了，光靠着杀，也不是个办法。江南的燎原大火已经扑灭得只剩星星点点，就需要另外的一手了。他指示放了钱牧斋。
三
洪承畴上表要求回京，没有得到批准，因为江南并不像他说的那样“一切晏然”，他的大功已经完成。多尔衮已经得到情报，说闽浙总督郑芝龙虽然已经投降，但是他的儿子却已经接受了“延平王”的封号，正在招兵买马，图谋围攻南京。这个消息延缓了洪承畴的归程。
他就在自己的衙门里关心起董小宛的“功课”来了。
那个慧清法师说，大有长进。
洪承畴就问：“国朝的历史讲得详细吗？”
“不厌其详。”
“她对哪段尤其发生兴趣？”
“国朝初建，太祖治国。”
“这可不好。难道她对赵普老先生的教诲不感兴趣吗？”
“她是先人为主，让秦淮河上的名士教坏了。”
“怎么？”
“她的历史启蒙老师就是那钱牧斋，所以她就认为我讲的都是假的，只有名士风流、傲骨恒存那一套才是真的。”
“哼！”洪承畴不屑地说，“真真假假才是历史。你为什么不对着她讲讲危素呢？”
危素，是一个令中国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感到羞愧的话题——
危素老先生按说也是一个大学者，论级别也达到了“帝师”级，是元顺帝的老师，给皇帝讲四书五经的。论职位，也做过翰林编修、礼部尚书，算是部长级的干部了。他为官多年，真的是德高望重，告老还乡的时候，元顺帝还亲自送到郊外，拉着他的手走了十来步。于是他的身价百倍。
入明之后，他不甘寂寞，尽管老态龙钟，还是应诏当了朱元璋的翰林侍讲学士。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两类：一类是把知识当作修身的根本，“朝闻道，夕死可矣”；另一类就是把知识当作猎取名利的工具。什么“忠”呀，“节”呀，“义”呀，这些读书人也在大讲特讲，但是却决不会当作处世准则的。在他们骨子里，统统都不过是骗人的招牌。不在学问的大小，那些连毛笔都没拿过的，同样可以用几句貌似学问的话傲视前一类人，因为他们得到了“实惠”，不是“书呆子”。危素据说也很有学问，你想啊，能够在皇帝面前说三道四、诗词唱和的人，学问还能小吗？
但皇帝是绝少有学问的，而且非常善变。朱元璋就是在应该读书的时候，偏偏做了不念经、烧错香的和尚。所以，危素这个“侍讲”，就很难“讲”。一次他得意忘形，竞当着朱元璋的面自称“老臣”，弄得朱元璋十分不悦：“一个降臣，在我面前卖弄什么‘老’？不知天高地厚！”他马上就给这个不识相的“老臣”一点颜色看：“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在这里称老呢！”
“老臣”的脸面立即又红又白，不成颜色。
这还不算了局。越是没有文化的的帝王越会调理文化人。朱元璋岂能只说一句？他有的是点子。
元顺帝有一头大象，能够闻乐起舞，朱元璋把它弄到了南京。这头大象却不肯侍候朱元璋，任你乐声再响，他就是伏地不起，惹火了朱元璋，就把那头象杀了。于是朱元璋就借题发挥，命人做了两块大牌子，一块上面写着“危不如象”，一块上面写着“素不如象”，挂在了危素的双肩。
可怜年迈的“老臣”危素，两个大牌子几乎遮蔽了他的身躯，一左一右，恰似两颗扁平的象牙。
朱元璋尽情地戏弄他的人格，他人格的重量就是不及那两个大牌子的分量——那时的分量比起二十世纪的****年代来远远不行，尽管都标榜“尊重人才”。
慧清在对着董小宛讲这段历史的时候，特别说道：“中国的读书人，似乎都很讲究节操，但是节操与傲骨紧紧相连。要有傲骨极难，因为不仅要经受得住‘是非场’的考验，还要经受得住‘名利场’的考验。只要一想当官，傲骨就会立即变成了媚态，‘名利’放在了‘是非，的前面，就说不上‘节操’的话了。”
“难道危素不值得同情吗？”
“按佛家的说法是：难逃一劫；按俗人的说法是：咎由自取。本来就无情，何同情之有？”
董小宛想了想，觉得有理，就道：“他们需要谋生，也情有可愿。”
“不！”慧清坚决地予以否定，“主要还是因为太贪，所谓谋生，粗茶淡饭足矣。似你最崇拜的钱牧斋，他还害愁温饱吗？”
话题自然地说到了钱牧斋。
狱中归来的钱牧斋似乎被人们忘却了，他埋头学问。对此，洪承畴十分高兴：“这样的读书人多多益善！别看他标榜‘不合作’，挂着‘独善其身’的招牌，其实是吃了一点苦头，明白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道理。好，我成就了一个学者，不过也是一个废物。”
钱牧斋钻进了故纸堆，不是完全没有朋友，那个与他有着相同命运的黄宗羲就光临过他的新居拂水山庄。钱牧斋的晚年真是祸不单行，牢狱之灾接着薪燹之灾，一把莫名其妙的大火把精心打造的绛云楼烧了个净光，钱氏夫妇彻底告别了秦淮河。
黄宗羲也是在不断的失败之后感到了绝望。他每每与钱牧斋谈论天下大事都不免感叹万千：他很想做一名造反的秀才，却又深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是因为他有所发现：唐太宗所说的“民可载舟，又可覆舟”的道理实在太深刻了。民是汪洋大海，所有的残暴的统治者都是压在他们身上的船体，问题在于：“士”是什么？士，只是他们之间的“浮萍”。浮萍没有根，要靠水来养活，在水里，他生意盎然，碧绿可爱，船上的统治者有时也会欣赏，只不过是一种闲情逸致，不会影响到船的前进。但是，浮萍硬要往船上挤，就只能被豢养在瓶子里，完全丧失了自由自在。非要在甲板上充大个儿，就只能丧失生机，变得干枯老朽，令人厌恶。所以浮萍是上不了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