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烟台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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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历史精英(13)

清末道光年间莱州知府本来没什么名气,他把全家都带到了掖县,却在孙子辈上出了个名人,叫赵尔巽。赵尔巽其人在政治上毫不足取,却留下了一笔宝贵精神财富——《清史稿》。中国有着为前朝修撰国史的传统,袁世凯窃国之后,请出了年已七旬、隐居在青岛的赵尔巽,让他担任清史馆馆长。这位老先生上任即遍请遗老,当然也有知名学者100多人,组成专门班子。其后便值军阀混战,经费枯竭,赵尔巽只好到处向军阀募捐,历时14年,《清史稿》最终得以成书。

李鸿章和烟台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清末首揆、洋务运动的领袖。

他的一生被称为“首屈一指”的外交家,他的外交生涯跟烟台关系十分密切。其中最重要的是1876年作为全权代表,就“滇案”在烟台与英国公使威妥玛的谈判。

所谓“滇案”是,英国传教士马嘉理深入云南腹地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引起了云南人民的义愤,被打死。英国公使威妥玛就借机进行外交讹诈,提出了许多苛刻的条件。李鸿章在烟台逗留了一个多月,最后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大大加快了中国殖民化的进程。

之后,李鸿章又不只一次地来到烟台。其中涉及到东炮台的建置问题。1885年清政府设海军衙门,以奕譞为总理,李鸿章当时在办洋务中崭露头角,是“会同办理”,次年五月,醇亲王奕譞与李鸿章到烟台来查阅炮台,李鸿章提出了建立东炮台的建议,被采纳,五年后,即1891年东炮台建成。他的幕僚马建忠(中国第一部按西方术语写成的汉语语法作者)写了“雄风海表”四个大字。

1895年甲午之役惨败之后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的换文在烟台举行。按说,李鸿章是谈判的首席代表,应该到场的;可是,他在日本挨了一枪,又完全可能托词养场而拒绝出席,这一次他究竟到没到烟台,就成了个悬案。

李鸿章把烟台当作他外交活动的“桥头堡”。

盛宣怀和烟台

广仁堂大厅原貌

新世纪开始,晚清题材的戏剧充斥银屏,“中兴四大名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都有了多种长篇传记;接着他们的“财神”、“智囊”胡雪岩、盛宣怀等,也成为“热点”。这其中盛宣怀尤为引人注目,因为他是中国官商第一人,洋务运动的中坚;李鸿章、张之洞倚为“左膀右臂”的工商巨擘,几乎无书不载,无戏不说。但是,涉及到他与烟台这个题目,可就不尽人意了。或者避而不谈;或者语焉不确。例如新近出版的一本厚厚的《盛宣怀》,竟把他写成了张裕公司的股东兼创始人。

其实,烟台应当算作盛宣怀的发迹之地。他出身官僚世家,中举很早却屡次在会试中名落孙山,无可奈何只好跟着李鸿章当幕僚。李鸿章从“世谊”出发,着力栽培盛宣怀,让他历练多多。1876年李鸿章接受办“滇案”(即英国教士马嘉理死于云南,英使威妥玛借机敲诈一案)到烟台来谈判《中英烟台条约》时,随员中就有盛宣怀。也就在那时,他开始了最后当清廷邮传大臣的仕宦之途;烟台成为中国现代邮政发祥地,与此也紧密相关。仅有幕僚的履历在清代官场算不得“正途”出身。所以李鸿章要给“故人子第”一个“道员”的乌纱帽。1886年,盛宣怀就担任了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芝罘)监督,成为烟台的地方官。

他“为王一方”,有所建树。主要有两项:一是开拓了内港航运。到烟台的第二年,他独资经营300吨的“广济号”轮船运输,航行在烟台、龙口、登州之间,以货运为主,兼带旅客,后来又延伸到小清河口,以至于整个山东沿海,并开辟了烟台至旅大的航线。盛宣怀一生与航运关系极大,烟台的航运为他的事业奠定了基础。二是建立广仁堂。1891年,他在烟台兼善堂的旧址上扩建,成立胶东第一广仁堂。当时烟台有着庞大的乞丐群,饥寒交迫,随时会在路边毙命,被人称为“倒儿”。加之经常发生海难,瘟疫也不断流行,所以弃尸甚多。广仁堂管理“义冢”30余亩,较好地处理了“弃尸”。后来广仁堂发展很快,成为胶东地区一个庞大的慈善机构,受到了清廷的重视,每年拨给小米5000担。

这事的来历,在老烟台的口碑中有不同的说法,其中言之凿凿的是:烟台的一次海难救捞起不少珠宝,盛宣怀献宝给慈禧太后,博得了“老佛爷”的欢心,才得到如此“赏赐”的。这是一种说法,正史不载,录以备考。

洪钧的风流事

洪钧本来是苏州状元。他在中国外交史上也可算是个人物,因为是第一批出使国外的使者,当过驻德公使。但是,他的名震遐迩却是靠着他那个艳帜高扬的爱妾,后来成为一代名妓的赛金花。也算一种“夫以妻贵”的类型。

赛金花确实红透了中国半边天。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德军统帅瓦德西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若干绑赴刑场要砍头的王公大臣都得到过她的营救,然而从西安归来的慈禧太后仍旧把她视为“贱人”。赛金花因而成为“热门题材”,连三十年代的江青都争演她而大喝“戏醋”。

赛金花为什么能成为状元夫人,跟洪钧出使德国?洪钧为什么不顾热孝在身,冒“违律”之险将赛金花纳为小妾?夙根就在烟台。

烟台开埠之后,成为海上南来北往的枢纽。未曾中状元的洪钧在烟台,跟一个叫梁新燕的雏妓发生了“爱情”,两人山盟海誓,结果是洪钧中了状元之后,完全忘却了梁新燕。梁新燕赴京找到了负心郎,以死明志,自杀在洪钧面前。洪钧因而负疚异常,不得安宁。

十几年后,在姑苏的青楼里邂逅赛金花,一看模样、身段都酷似当年的梁新燕。这才令他什么都不顾了,为赛金花赎了身,纳为小妾。他奉诏出国,当时闭塞已久,男子出使都被视为“事鬼”,见不得祖宗的。洪妻当然不肯抛头露面,赛金花就捡了个“公使夫人”。

当然,“赛金花”是后来堕入娼门的名字。

康有为和烟台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戊戌变法”的主帅,他在“公车上书”前赴京赶考,走的是水路,路过烟台,与知识界有来往。

“戊戌变法”失败后,重新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要严惩“乱党”,康有为在“通缉”之列,据民间传说,他化装潜逃,经水路到上海借外轮庇护时,是被烟台的士子搭救的。

晚年的康有为穷困潦倒。在政治上他的“保皇”嘴脸为人所不齿;在生活上也堕落得不可名状,借债讨妾;在经济上田产也拍卖殆尽。所以在烟台的的流浪生涯,其实已同“行乞”。不过,他的“行乞”是“高雅的讨饭”,借助于名气,到名门大族、富商巨贾家中去当“清客”,吃上个月二十天的,发现主人有不耐烦的情状微现,就立即告辞,临别时就挥毫为主人写一幅或几幅字,以为“墨宝”。所以,“文革”之前烟台可说是遍地尽皆“康南海”的字,几乎多少有点社会地位的家庭中都有,张裕公司所存的也是这个时期的字。这时康有为的字就书法而论,无疑是更加成熟了。

烟台的大家贵族差不多吃光了,康有为才去了青岛。最后死在青岛,埋在了崂山李村南边的向儿山上,有一个很大的墓。

孙中山和烟台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一生只有一次到过烟台,这是有案可查的。近来有人说还有另一次,而且是化了装,偷偷摸摸的,不为人知,颇有点秘密工作的味道。可惜,那是“戏说”,既然不为人知,那就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在野的身份从事社会活动,由南京出发,赴上海、武汉、福州,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到处演讲,提出建国方略。

这时,袁世凯电邀孙中山北上。这年八月十二日,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申报》发表消息:孙中山八月二十日夜抵烟,翌晨入港,各界派代表登轮迎接,十时登陆,同盟会开会欢迎。图片新闻则称:民国元年八月二十,孙中山先生入京过烟,官商军各界在北饭店开欢迎大会,首先由官界曲君报告先生入京原委,次由商会总理谭君恭献颂词,总由先生演答词,并由魏君代先生演说民国要旨,首在振兴实业,演毕,合官商军各界拍照此影。

这段文字不尽准确。所谓“曲君”指曲同丰,身份是胶东道尹;所谓“谭君”,却是指商会会长澹台玉田,澹音如潭,澹台却是复姓。“魏君”指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次长的魏宸祖。

中山先生是乘船由青岛抵烟台的,下榻于烟台山下的北饭店(即后来的克立顿饭店)。次日来临张裕公司参观,并题词“品重醴泉”。“醴泉”典出《礼记》:“天降甘露,地出醴泉”。

冯玉祥到烟台

冯玉祥在1934年到过烟台,并在蓬莱阁上留下了“碧海丹心”四个大字。

1933年,冯玉祥与共产党人吉鸿昌组织察哈尔抗日联盟,遭到了失败,冯将军黯然隐居泰山,但抗日矢志不变。这“碧海丹心”自然是他内心世界的表露;另外,蓬莱是吴佩孚的故乡,因冯玉祥的“倒戈”舆情颇有微词,这题词也未尝不是一种回答。

在烟台,冯玉祥还留下了一段佳话——

他要告别烟台时,举行答谢宴会。接到了请柬的人都有所期待,不知身为“副委员长”的党国二号人物,将以怎样丰盛的佳肴美馐来款待众人。报界精英也早早地赶来了,准备采访这次盛大的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