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还是后天——遗传与个人能力
很久以前，在美国有一位名叫嘉纳塞·爱德华的人。这个人既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也是一位非常虔诚的道德家。目前，他的子孙已经繁衍到了第八代。在这八代子孙中，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人物。其中有十三人当了大学校长，一百多人任大学教授，十四人创建了大学或专科学校，一百多人当了牧师，七十五人成为军人，八十多人成为文学家，一人就任副总统，一人做了大使，二十多人任参众两院的议员，有一百二十人大学毕业，十八人成了报社、杂志社的负责人或者主编。
与爱德华家族恰恰相反，另外一个叫做马克斯·朱克的人，他是一个酒鬼，还是一个赌徒。目前，他的子孙也繁衍到了第八代。这八代子孙中，有三百多人成了乞丐和流浪汉，因生活没有着落，饿死在路边，七人因为杀人被判处死刑，六十三人因偷盗、诈骗等犯罪被判刑，四百余人因喝酒死亡或者成为残废。
高尔顿在《遗传天赋》中援引这两个具有惊人差异的家族，作为支持他观点的事例。第一个家族人才辈出，世代兴旺，第二个家族却世世代代深陷于穷途末路的惨境。高尔顿认为：“一个曾经出现天才的家庭，其家族很可能还会出现另一个天才。”因此，高尔顿提出了一个“遗传决定论”的观点。
我们暂且不说高尔顿的学说是否有失偏颇，可以确定的是，遗传因素对一个人的发展，甚至是一个家族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德国科学家曾经找到一万名儿童，对其进行智力调查，结果发现，如果父母智力是优秀的，其子女中约70%智力也是优秀的；如果父母智力偏低，其子女约70%也是智力偏低的。
心理学家特曼对一批智力超常的人进行了长达四十年的追踪研究，结果表明，天资优秀的儿童的确比一般儿童发育得好，他们开始走路和说话的时间都比较早，身材长得比较高大，体重也比较重，他们兴趣特别广，学习成绩优于一般儿童。而且，二十年后，当这些儿童都为人父母，他们的孩子智商也要比一般人高。这些数据无不表明，在个人能力上，遗传的确在起着某种隐形的作用。
我们知道，智商不会遗传，但是身体素质是能够遗传的，而且，身体素质是个人能力发展的重要前提。比如说，一个人的指头，它是来自遗传的，指头长的人弹钢琴有非常大的优势，而指头短的人，很难成为一个出色的钢琴演奏家。又如，个子矮的人很难当做一名排球运动员，因为排球场上的拦网，需要身高和跳跃的相互搭配。但是，凡事不是绝对的，指头短的人可以后天练习灵活性，个子矮的人如果有很好的弹跳力，身体又灵活，就能补偿身高这一先天缺陷。
遗传素质的确为拥有良好基因的人，提供了先天的发展优势。不过，这种天生的智慧能否变成现实，还要取决于后天的环境。因为，影响一个人能力发展的因素，除了遗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后天的培养。我们都听说过《伤仲永》的故事：一个天才的儿童，即使自幼聪慧过人，能自发地读书识字，智慧优于常人。如果缺乏及时的后天教育，最终也无法充分地施展才华，难免落个“泯然众人矣”的结局。
本杰明·卡斯坦特是法国历史上最具天赋的人之一。他天资聪颖、智力非同一般，是一位上帝特别眷顾的天才。很小的时候，他就能吟诵诗歌，而且记忆力超群，看过的书籍几乎过目不忘。阅读过一些诗歌之后，他总是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见解。当同龄的孩子刚刚学会背诵几首儿歌的时候，本杰明·卡斯坦特已经在写作方面崭露头角了。
他特别喜爱文学，曾经立志要写出一部万古流芳的巨着。众人都认为，以他的才华和智慧，写出一本旷世奇书不成问题。可是，在他的一生匆匆结束之时，他也没有完成任何一部像样的巨着。他的天赋被浪费在纵情声色的场所中，并没有留给后世任何珍贵的东西。
少年时代备受尊宠的本杰明，到了二十岁之后，开始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尽管他过目不忘的能力还在，尽管他可以凭借天赋对任何一部着作做出评价，尽管他已经立下了壮志，此刻，他却不愿为之付出努力。他觉得完成一部文学巨着需要花费的时间太长了，而他不愿意将美好的时光，消耗在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趴在桌子上写作的生活中。
他曾幻想过通过写作，获得一夜暴富的机会。可惜，多年的懈怠和放荡的生活，让他写出来的作品味同嚼蜡，出版之后根本无人问津。原本崇拜他的才华，期待他有所成就的人，纷纷开始嘲笑他的一事无成，讽刺他的虚伪才华。清贫的生活让他干脆破罐子破摔，更加地放纵自己，整日地出入赌场和妓院，丢失了名声，也损耗了尊严，最后只能在穷困潦倒和一事无成中遗憾地死去。
有人说，天资聪慧是一种天生的优势，所以不用辛苦，也能凭借聪明才智取得成就；而有些人则天生愚笨，即使辛苦一生，也是白忙一场。但这个法国版的方仲永，似乎更能够说明“遗传无法决定人生”的结论。
自卑的心理学家——阿德勒
1870年，阿尔弗莱德·阿德勒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郊区。他的父亲是一名犹太商人，主要做谷物生意。由于父亲经营有方，他的家境颇为富裕。可惜，富裕的家庭条件并没有给阿德勒带来快乐的童年。他曾说过：“我的童年生活笼罩着对死亡的恐惧和对虚弱而感到的愤怒。”
阿德勒在所有的孩子中，排行老二。可是，他身体孱弱，长相丑陋，又因为身患软骨病，行动不便，到了四岁才学会走路。身体上的缺陷，让他在健康的哥哥面前总是自惭形秽，觉得自己样样不如别人。深深的自卑感从小印刻在他的脑海里，同时也影响了他一生的研究方向。阿德勒在后期的理论研究中，特别看重一个人的儿时经验，并且认为，一个人会在四五岁时形成一种生活风格，这种风格会伴随他的一生。
阿德勒五岁时，患上了严重的肺炎，医生甚至都放弃了治疗。可是几天后，他却奇迹般地康复了。这场病，使他萌生了当一名医生的想法。中学毕业后，阿德勒如愿以偿，进入了维也纳医学院。在那里，他系统地学习了心理学和哲学的知识，并受到良好的医学训练。
博士毕业后，他在维也纳开设了自己的诊所。从他的病人身上，也就是当地知名的画家和艺术家那里，他发现，这些富有才华和创造性的艺术家，往往都是克服了儿时存在的生理缺陷，才创造出不凡成就的。这一点，更加强化了他研究个人儿时经验的兴趣。于是，他开始结交社会上的朋友，三教九流的人他都亲切对待。与这些人交朋友的同时，阿德勒得以了解他们的童年和生活经历，对这些来自身边的丰富资料进行分析和比较，为他日后的研究做了充分的准备。
后来，阿德勒阅读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一书，并且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维也纳一家有名的杂志上。弗洛伊德看到文章后，邀请他加入“星期三心理研究小组”。这个聚会组织，后来发展为维也纳心理分析协会。这是由弗洛伊德主持，聚集了荣格、费登和兰克等后期知名心理学家的一个协会。弗洛伊德非常欣赏阿德勒，并且推荐他担任维也纳心理分析协会第二任主席——第一任主席是弗洛伊德本人。
可是，就像后来所有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的学者一样，阿德勒尽管加入了精神分析学会，但是并没有对弗洛伊德的所有观点俯首称臣，而是一直保留着自己的看法。这正是这一批学者的难能可贵之处，因为他们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使得他们与弗洛伊德分开后，能够继续研究，并且各自开创了独立的学派。
后来，阿德勒在一篇文章中，反驳了弗洛伊德“生殖本能”的观点，同时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自卑情结。他认为，一方面，一个人由于身体的缺陷会引起自卑感。这种自卑情结，可能毁掉一个人，让其自暴自弃，或者陷入精神囹圄；另一方面，自卑情结也可以激发人的雄心，让人以超乎寻常的努力来补偿生理上的缺陷，从而成为不平凡的人物。这篇文章成为他开创个人心理学的端倪，其中的“自卑情结”也成为他终身研究的重要课题。
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一书中，是这样诠释“自卑感”的：当一个人面对一个无法应付的问题时，他表现出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时出现的感觉就是自卑感。正如阿德勒所说，很多有所成就的人物，都曾有过深切的自卑感。比如，古希腊的戴蒙斯赛因斯，他从小就患有口吃的毛病，经过多年的苦练，他不但克服了口吃，还成为闻名于世的演说家；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人到中年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双腿瘫痪，他的自强不息让他从逆境中走出来，并且带领美国人渡过了最艰难的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阿德勒看来，自卑感不是心理变态的象征，而是每个人都会产生的心理状态，是完全正常的。正是因为自卑的存在，才促使人去努力寻求补偿。自卑感使人紧张，从而要通过各种方式来摆脱它。在这个意义上，自卑感成为一种动力。不过，自卑同样是两面的。它可以让人奋发图强，也可以让人自甘堕落。可以说，自卑感是每个人身上固有的，只是由于应对方法的不同，才造成了每个人生活上的差异。
周国平在《智慧与人品》中说：“我相信，天才骨子里大都有一点自卑，成功的强者内心深处往往埋着一段屈辱的历史。”妙笔生花的作家雪小禅，就曾在一篇文章中，细数从小学到大学的不如人和自卑感。邓亚萍也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我不如别人，我自卑，所以，我不停地努力。什么都不解释，用胜利说明一切。”
相比那些眼高于顶的自负者，自卑的人更让人觉得亲切可爱。许多自卑的人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自卑让他们心无旁骛，无暇观看身边的光怪陆离，只顾着风雨兼程，向着目标一路奔跑。他们因为自卑，时常看到自己弱小、丑陋的一面；也因为自卑，一直保持谦虚谨慎的心态，用勤能补拙的方法，用默默无语的抗争，重新找到了自信，取得了超过他人的杰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