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后，许多心理学者进入灾区，开展心理援助工作。同时，目前我国心理学界，尤其是应用心理学界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有人说，赶往灾区救援的根本不是心理学家；有人说，那些心理援助者不过是为了寻找实践的机会，拿受难者当实验品；也有人说，心理援助毫无意义，那些所谓的心理咨询师不过是为了出名，想宣传自己罢了。的确，不科学的心理援助只能对经历灾难的人造成二次伤害。
其实，富有经验的国家早就意识到，对灾民的心理干预是救灾工作的一部分。医生、救援人员、记者在赶往现场前，也需要学习心理干预的知识和技术。比如，一些完全不懂心理学的记者向受难者提出“家人去世了还坚持工作，你有什么感受”这样的问题，根本不是传达关心和爱，而是在人家伤口上撒盐。
回到心理学本身，由于心理学在国内刚刚兴起，尚未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绩，缺少话语权，而且心理学不像物理学、经济学那样容易量化，富有成效的工作能够反复验证，让人们逐渐信服。更重要的是，心理学的作用是隐秘的，无法在短时间内看到效果，这也是很多人认为心理学没用的根本原因。不过，有争论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有争论才会有人关注，有人关注才会有评论、有赞扬，当然也有批评，进而促进心理学发展。可是，面对像地震、海啸这样的天灾，心理学究竟能做点什么呢？
众所周知，地震之后，最紧要的事情是搜救幸存者。根据以往的经验，地震中长时间被困却能幸存的人，并非来自奇迹，而是由于坍塌的建筑中会保留蜂窝结构的空穴，为被困者留下了生存的空间。比如墨西哥城大地震中，一个婴儿在坍塌的医院废墟中被困一个星期后获救；1998年的亚美尼亚地震，一些幸存者在被困9天后获救。因此，救人是救灾工作的第一要务。当然，救人也分为身体上的营救和心理上的营救，有的人幸存下来了，但是由于发生在眼前的灾难、家人的去世等，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同样需要救助。这时候，就该心理医生发挥作用了。
相比之前的地震救援，汶川地震这一次加入了心理救援，已经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不过，心理救援往往不是三天两天就能见到效果，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持续工作。这项工作的社会价值是难以在短时间体现出来的，反过来说，坚持几年、甚至几十年，又何尝是一件容易的事。
震后十到十五天，是对灾民进行心理援助的黄金时间。此时，灾难带来的担惊受怕已经消退，随之而来的是对未来的担忧和无助。受灾后，儿童会出现害怕黑夜、分离和独处，特别粘父母，不愿意让陌生人靠近，年纪小的孩子还会出现尿床、咬手指等退行行为。虽然成年人表面上冷静，心理上却无法泰然自若。成年人会在谈话中忌讳谈论受灾情况，隐藏自己的情绪，强迫自己忘掉不愉快的经历。
地震之后，幸存下来的学生也会带着地震的阴影生活。上课无心听讲、不想学习、频频辍学。有的学生上课时非常紧张，稍有动静就准备逃跑。为此，心理救援工作应该从老师入手，对学校的老师进行心理培训，只有让老师发生变化，才能重新感染同事和学生。同时，心理培训会让每一位老师都懂得心理健康的重要，坚持几年后，接受过培训的老师继续带年轻的老师，接力棒才能传递下去。
震后三至五年，是心理援助最关键的时期，也是最考验志愿者毅力的时候。地震刚刚发生时，大批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援助志愿者前往灾区，但是许多人都没有选择留下，走马观花地看一圈之后就匆匆离开，带走了受助者刚刚燃起的希望。为此，震后心理援助一度令人失望，甚至有人打出口号：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2012年，也就是地震发生的四年后，北川县只剩下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川工作站依然在做心理救援工作，这是当初轰轰烈烈来到的志愿者组织中仅存的一个。
留下来的志愿者会和老师一起对学生进行家访。从坦诚地和学生建立朋友关系开始，了解学生的愿望，直到他们自愿敞开心扉，把内心的情绪表达出来。志愿者虽然受过专业的训练，但终究没有亲身经历灾难，无法体会学生的切肤之痛，因此应该尽量去倾听、陪伴，而不是将挖掘学生的内心世界作为工作任务。
有的志愿者也将成年人、老年人作为心理援助的对象，亲自前往受难者家中，听对方倾诉内心的感受，开导他们寻找新的希望。比如老伴儿在地震中去世的老奶奶，虽然每天自责“如果我不催他去北川开会，他也不会死”，却也将孙子作为自己未来的期待。
表面上看，受难者的负面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新房子、新家的建立消失了，其实人们只是将悲伤压抑在心底，即使面对新房子，联想到的却是“大房子是用亲人的命换来的”，由此沉溺在痛苦的回忆中。因此，志愿者需要帮助他们尽快消除陌生感，对新城市、新环境产生认同感。
心理援助工作并不是板着一张脸，抱着公事公办的态度进行。要想重建人的信心和希望，还需要站在受难者的角度考虑，想他们最需要什么，用什么方法能够令他们满足。有的志愿者观察四川人喜欢喝茶、喜欢打麻将，于是就开茶社、组织牌局，让心理尚未恢复的人能够走出家门，与人沟通。
根据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调查，北川县90%的家庭有直系血亲遇难，30%的家庭遇难人数达到两位数。这种伤痛会影响现存的这一代人，也可能波及下一代以及未来的几代人。从心理创伤程度来讲，孤儿、孤老、失去孩子又无法再生育的父母、教师、政府官员，这些人都属于高危人群，需要最及时的心理援助。
一些丧子的母亲，若年龄许可，还想再生一个孩子，可由于心理原因，或是很难怀孕、或是容易流产。无法再生育的母亲会选择领养孩子，可是遇难的孩子时不时涌上心头，母亲还会将之前的孩子和领养的孩子进行对比，念着遇难孩子的好，这将发生新的家庭悲剧，况且对被领养的孩子也是不公平的。
持续的心理服务就像是一场持久战，连志愿者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真的结束。因此，心理援助工作需要不断有人加入，一年接一年地坚持下去。可是震后的几年间，仅北川就有两千多名志愿者来来去去，有的人是一时冲动，向往志愿者的工作，亲身体验过志愿者的工作后，无法忍受艰苦的环境拔腿跑掉了；有的人则有决心坚持做下来，无奈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只好离开；有的志愿者空有书本知识，没有实际经验，根本不懂得如何与受难者交流，进行心理疏导时，没能帮上别人，自己先情绪失控了。
前往北川的一些志愿者都是不满30岁的单身人士，有心理学背景，但无法专门从事心理援助工作。考虑到自己未来的人生和每个月微薄的生活补助，很难有人几年，甚至十几年地坚持下去。而且，随着地震过去的时间越久，大学生对志愿者工作的热情冷却，后续力量无法及时补充。
由于资金等问题，一些心理援助站点陆续关闭。这对心理高危人群是个不幸的消息，因为如果不对高危人群进行长期跟踪，根本无法采取干预措施。除了灾区的普通人需要心理救助，前往灾区救援的官兵、医生、志愿者、记者也需要心理援助。这也是一项需要长久坚持的工作。
STORY TIME
谈到地震，日本人似乎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国民更淡定。从日本的3·11大地震后，日本人从容不迫的表现就可见一斑。在日本，地震就像家常便饭，日本人从小就接受地震时的逃生训练，面对地震他们才能安之若素，保持理性、冷静地行动。于是，我们在电视画面上看到，海地和智利地震后，民众抢夺食物，聚众打架，日本的民众依然有条不紊地乘坐电梯，排几公里的长队等待食物的配给。
虽然地震频发，日本人也存在灾难后的心理创伤，尤其像发生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造成了15万人丧生，200多万人无家可归，让日本这座孤岛的末日感变得更加强烈了。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则是日本战后遭遇的最大一场自然灾害，阪神地区耗费了十年的时间才完成了重建工作。这一节的STORY TIME，我们来了解一下，日本人的灾后心理救援。
日本总面积不足37.8万平方公里，略小于我国的云南省，在如此小的一块土地上，每年发生的可感地震约有1000次，如此恐怖又常发的自然灾祸，让日本人创造了独特的地震文化。古代日本人相信，日本列岛就浮在一条鲇鱼的背上，如果鲇鱼活动一下，地震就会发生。在此基础上，日本人创作了以鲇鱼为主题的浮世绘，即“鲇绘”。某种程度上，鲇绘也反映了日本人的灾难观。此外，日本人相信灾害的发生是上天对人的自私与贪婪的惩罚，地震发生后，日本人会向道教、佛教诸神道歉，祈求平安。
文化归文化，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灾难时，日本人其实想得非常周到。日本每户人家都备有装有饮用水、压缩饼干、手电筒和收音机的逃生包，一旦地震发生，直接带着逃生包逃跑。日本四层以上的建筑都会明确标出红色倒三角标志，作为被困人员等待救援之用。在心理上，礼的约束让日本人很少抱怨、大声哭嚷，被救援队从废墟中抢救出来，被救者还要为自己给别人添了麻烦而道歉。因此，地震之后，日本人不会因为停电、食物短缺而发牢骚，反而觉得其他地方的人可能比自己更不幸。
地震发生后，最先赶到现场的是消防人员、新闻记者和心理咨询人员。之后，政府会开展多项针对灾民的精神救助活动，派心理专家定期为幸存者进行心理咨询和讲座，安排生活援助员和老年人生活援助员，定期拜访幸存的老人。即使如此，依然有许多老年人无法承受心理上的灾难而走向死亡。据调查，阪神大地震后的十年内，因孤独而死的老人有560人之多。
日本3·11地震后，看到日本人的灾后表现，很多人开始分析国民性问题。其实，日本人的性格并不比其他民族强大，一片平静、井然有序的场面是由多年的训练和技术手段创造出来的。1961年，日本出台了《灾害对策基本法》，其中明确规定了心理援助在灾后援助中的重要作用，阪神大地震后，政府对《灾害对策基本法》又做了修订。
阪神大地震后，政府设立了心灵创伤治疗中心和心灵创伤治疗研究所，对地震造成的心灵创伤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进行调查研究，在中小学设置专门的心理服务人员，指导学生的个人生活。除了政府的力量和自卫队的援助，许多致力于心理救援的民间团体陆续出现。每年9月1日，日本都会做针对地震的防灾演习，救援队有专业的救援演习，市民做避难演习，学校安排学生演习，公司安排上班族演习，可以说日本全民都接受过逃生、避难训练。
细心的人会发现，日本播音员的读稿语速一般是每分钟400字，在讨论问题时，速度还会加快。但在地震时期，播音员会把语速降到每分钟350字，不管前方记者传送的信息多么紧急，主播们都必须表现镇定，用缓慢的语调播送出来。研究证明，这样的语速能让人感到心理上的安稳。日本日光灯的使用量占世界前列，日本人并不喜欢温柔的、发出黄光的灯泡，而偏爱日光灯。尤其在震灾避难时期，所有灾区都使用日光灯，在夜间如同白昼的日光灯会给人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