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依附群体生存，在他人身上获得亲和力和安全感，在群体中体现出存在的价值。有的人选择适应群体，有的人选择改变群体，然而，他们都忽略了，群体在潜移默化中对个人的影响。从众也好、去个性化也罢，当身处群体的人依旧发出孤独的自白时，我们不禁要重新考虑，人在群体中到底应该如何表现呢？
去个性化——津巴多的“监狱实验”
2012年2月1日凌晨，一场震惊世界的足坛惨案发生在埃及东部的塞得港。比赛双方球迷之间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导致数十人死亡，千余人受伤。
事情的起因是塞得港的埃及人队因足球骚乱事件被禁赛2年。不满禁赛决定的埃及人队球迷在苏伊士运河当局大楼附近向警察投掷石块，随后警方朝天鸣枪，并使用催泪弹试图驱散人群，双方爆发冲突。骚乱中，一名13岁的小球迷被橡皮子弹击中背部，并吸入了大量催泪弹烟雾，在医院不治身亡。
无独有偶，当天在开罗国际体育场举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也出现了骚乱，开罗国际体育场被球迷用火点燃。
2012年11月7日，欧冠的赛场上，在巴黎圣日耳曼队以4：0的比分抢足风头之前，巴黎市内爆发的球迷冲突却让这场比赛显得有些失色。赛前，巴黎市政府出于安全因素考虑，拒绝了大批球迷购买本场比赛的门票，导致球迷在场外集结，酿成了最后的暴力冲突。这次冲突至少导致2人受伤，并有28人被捕。
翻开新闻网页，世界各地的暴力事件此起彼伏。我们不禁诧异，一场单纯的体育比赛为何会衍生出暴力冲突事件，一群抱着娱乐目的的球迷为何最终成为疯狂的施暴者？在解释其中原因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津巴多的“监狱实验”。
美国着名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教授为了研究造成人类“去个性化”的外界环境，做了一个着名的实验“监狱实验”。这个实验给社会心理学诸多启示，但也因为实验中的不人道因素而备受指责。
津巴多教授从70多名应征者中筛选出24名心智健全的大学生作为实验的被试。他们自愿接受实验中的所有要求，为此他们每天可以获得15美金的报酬。24名被试被分成两组，分别扮演监狱看守和服刑犯人。实验者将斯坦福大学的地下室进行了改造和装修，将其中的所有细节还原为真实的监狱效果。
实验者给服刑人员编上了号码，犯人彼此之间不能称呼原来的姓名，只能用编号进行称呼。他还要求服刑犯人带上沉重的脚镣，在头上套上尼龙丝袜，以此带给他们压抑感，并且警告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囚犯”身份。比起犯人，扮演狱警的被试似乎更幸运、更轻松一些。他们随身佩带警棍，还可以随意制定监狱的规则。当然，前提是不可以对犯人造成严重的伤害。
实验的第一天过去后，无论是扮演犯人的被试还是扮演狱警的被试都没有进入角色状态。随着实验的慢慢进行，被试则开始认同自己的角色，并且出现了真实的“监狱”行为。
压抑的环境让犯人和狱警之间爆发了冲突。犯人们撕毁了身上的号码牌，扔掉了头上的尼龙丝袜，并且用床顶住门不让狱警进入他们的房间。与此同时，狱警也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他们用灭火器喷射进行攻击的犯人，命令他们脱下衣服，并侮辱犯人。
随后，狱警不断变换着方式来规范犯人的行为，不同的犯人身上也开始出现了异常的行为。有的犯人开始出现情绪问题，如胡思乱想、哭喊、乱发脾气等，有的犯人曾经想过将实验中的丑闻爆料给媒体，不过他最终选择了享受在犯人中建立自己的威信。有一位犯人在谈话中出现了歇斯底里的现象，原因是其他犯人经常羞辱他、欺负他，当实验者询问他是否要退出实验时，他说：“不，我要回去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孬种。”
可以想象，整个实验已经朝着一个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实验进行到第五天时，有的学生家长开始通过律师要求释放他们的孩子“出狱”，津巴多教授则极力解释这不过是一个实验，并不会涉及法律问题。其实，当时的津巴多教授也已经进入了角色，完全不能自拔。后来，在他女友的极力劝说下，津巴多才同意了停止实验，释放监狱里所有的被试。于是，这个原本计划耗时两周的计划只进行到第6天便宣布结束。虽然大部分扮演看守的学生感到有些意犹未尽，但由此引发的心理学讨论已经甚嚣尘上了。
津巴多的实验虽然只有短短的6天，却深刻地揭示了一个个体是如何在环境的影响下隐秘身份、改变态度的原因。一个善良的学生会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变成一个暴力的狱警，一个与人为善的守法公民竟然会以侮辱他人为乐。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纳粹的屠杀、日本人的暴行和美军虐囚的真实事件。
或许，每个普通人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邪恶、黑暗的一面，战争环境、监狱环境的设置，恰好让那些黑暗面得以爆发。实验结果证明这样的说法并不是猜测。从实验者抹去被试的真实身份、要求他们以号码相称开始，已经开始了每个人的“去个性化”。当作为个性存在象征的名字被隐去之后，每个人变成了失去历史的个体，他们将完全按照环境的要求来做出行为。就像战场上的士兵一样，每一个士兵都来自一个家庭，可能家里还有深爱的妻子和孩子。可是，当他们来到战场上之后，大环境让他们隐去了各自的历史，上司的强制命令让他们完全依附环境生存。即使面对屠杀平民这样的不道德行为，最开始还可能存在意识上的否定，时间久了，当他们习惯性地将一切责任归因为“战争的需要”或者“不可违背的命令”，普通战士沦为杀人的机器也成为必然。
现在，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球迷的暴力事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去个性化。体育比赛的观众和战场上的士兵一样，不过是普通的市民，在生活中遵纪守法，他们之所以会瞬间变成暴徒，正是环境提供了犯罪的土壤。
在一个球迷群体中，和那些在监狱中的大学生被试一样，每个人都是匿名的。没有人认识自己，单独的个体行为也不可能被分辨出来，因此一个人可以做出平时绝对不会做的行为，破坏社会道德甚至违反法律。因为他们考虑，人群会为自己提供掩护，即使追究责任也不一定找到自己。
另外，群体会将暴力行为的责任分散，降低每个单独个体的负罪感。参与者人人有份，任何人都不必单独为一个群体的行为负责，因此暴力事件中的个人感觉不到道德和法律的压力，从而更加放肆自己的行为。
孤独者的自白——寻求心灵庇护
尼采说过：“啊，孤独，你是我的家乡。”尼采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以特有的方式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孤独，也同样告诫世人，不要轻易妄称孤独。
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则充满感慨地说：“我发现无论在什么样的国度，孤独仿佛都是无所不在的痛苦，这是因为我们都活在自己的墙内。”
对于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或者艺术家来说，与众不同的天赋让他们孤立在大众生活之外，无尽的孤独却帮助他们完成了不朽的研究和着作。对于普通人来说，孤独往往成为一种负面的情绪，让许多人在群体生活中变得疏离。
所谓的孤独，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体验中产生出来的，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以及人际关系中经常感受到的东西。当人认为自己孤独时，那说明他正处于渴望与他人接触、交往的状态中。
在现代社会，人和群体、组织的交往变得密切起来，同时却催生了更多的“孤独者”。生活中那些孤独的人，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坐上半天，不喜欢与人交流，也不喜欢参加集体活动，时而觉得遗世独立，时而觉得内心惘然，既无法享受孤独带来的清净世界，又无法在群体中获得情感的宣泄，真的变成了歌中所唱的那样：“活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
那么，造成这一心理状态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般说来，孤单陌生的环境、突然变化的环境都会让人感到孤独。当一个人初来乍到，脱离了原本的社会关系和熟悉的环境时，感到孤独是很正常的。与环境的因素相比，人的心理因素更容易产生孤独感。
自我意识太强的人容易孤独。他们往往很关心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重视他人的评价。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心中有很多秘密，不愿告诉别人，有一种封闭心理；另一方面，他们又特别渴望别人能真正了解自己。正是因为这种两难的惆怅和苦恼，使自己产生了孤独感。
自我评价过低的人容易孤独。自我评价过低的人在人际交往中会非常自卑，不喜欢过多地暴露自己，因此在群体中会显得小心、封闭，从而缺少朋友。自我评价过高的人同样容易孤独。自我评价过高的人，往往产生自负心理，看不起别人，他们的不合群、不随和、不尊重他人，很容易导致他人的不满，使自己陷入交往的瓶颈，从而感到孤独。
其实，除了外界和自身的原因，会让人产生孤独感之外，人性中渴望亲和、渴望在群体中寻找安全感的心理也会让人们难以忍受孤独的状态。
心理学家沙赫特做过一个经典的研究——感觉剥夺实验。他将5名自愿参加实验的被试分别隔离在5间屋子里，在提供相同住宿条件的情况下，使其与外界隔绝，被试多坚持一天，就会得到相应的酬劳。结果，坚持时间最短的被试仅20分钟后就受不了了，而坚持时间最长的被试，在8天8夜后感到孤独、心理紧张、并出现歇斯底里的症状。
实验证明，对亲和力的需要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人类比较喜好群居，组织家庭、建立各种社会关系便是一个极好的证明。离开群体会让人们产生被隔离、被抛弃的感觉，长久的隔离会让人们的心理发生变化，甚至在行为上和精神上出现毛病。
虽然卢梭在文章中大呼：“唯独在这些孤独和沉思默想的时刻，我才是真正的我。”马克·吐温却坦言道：“在一切难以忍受的事情中，被你的街坊丢开和被遗弃在受人轻蔑的孤独中，大概是最难忍受的了。”
对于普通人来说了，孤独更像是一种“社会瘟疫”，在崇尚个性和忍受寂寞之间流窜。标榜孤独的人固然许多，但是能够真正享受孤独，在孤独中自得其乐的人却少之又少。如果有人真的已经学会和孤独相处，孤独下去也不是坏事。至于那些“宣扬孤独却无法忍受孤独”的人，与其戴着一顶不适合的“孤独之冠”冷清地隐匿在人群中，不如通过改善人际关系来走出孤独，享受阳光下的美好生命。
互惠互利——利他行为的根源
当汶川地震发生时，有数万名志愿者赶到了灾区，帮助当地的人们渡过难关；当雪灾发生时，有无数的好心人为滞留在车上的旅客送去食物和矿泉水；当街边的老人摔倒时，小朋友都会跑过去扶老人起来；当年幼的小朋友身患重病时，好心人会倾尽全力地帮助他。几乎所有惨剧的现场，都能够找到人性中闪光的行为，而这些行为最终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帮助别人。
作为社会或者家庭的一员，人与人之间会选择互相合作，在灾难面前共同面对，危机时刻甚至愿意为了他人牺牲自己的利益。这些感人的行为让受难的人感到了温暖，也让社会上的其他人感到人间的温情。在我们歌颂人类高尚品质的同时，不妨来探讨一下这其中的心理因素。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在一段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件“撞车救人”的事件。
带着朋友驾车出游的高先生用自己的车挡住了一台刹车失控的轿车，两车一起滑行十几米后停了下来，从而成功地避免了一次车祸的发生。事后证明，失控车辆的车主当时酒后驾驶，在冰雪覆盖的路面上行驶，结果造成车辆侧滑。
这位25岁的高先生回忆说：“我当时慢慢加速，试着从侧面靠近他，然后再减速挡住了他的路，于是他的车就撞到了我的车上——这是当时我唯一想到的能让他的车子尽快停下来的办法。”
当那位酒驾的先生万分感谢高先生的救命之恩时，我们来分析一下高先生的动机。他是出于什么原因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一个路上的陌生人呢？他是一直在考虑自己的利益，还是出于人类本能做出的助人行为？首先，我们来说一点题外话。
在一个关于“利他行为”的实验中，来自美国和日本的被试被问到了这样一个的问题：“如果有三个人都处在巨大危险的环境中，随时有危及生命的可能，而你只能救出来一个人，你会选择谁？这三个人分别是被试的兄弟、叔叔和熟人。”实验的结果发现，那个和被试血缘关系最亲的人，是他们最想救的人。当被问到：“在日常生活中，如果这三个人想要找你帮忙办件事，你会更愿意帮助谁？”答案依旧是亲缘关系最近的人更容易得到帮助。
按照遗传学的分类，我们可以了解到，作为兄弟和被试有着二分之一的基因重叠，作为叔叔和被试有着四分之一的基因重叠，作为熟人，则可能和被试毫无血缘关系。进化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更愿意去帮助面临困境的亲属，因为他们是和自己有着亲缘关系的人，他们身上带着和自己相似的遗传基因，帮助他们等同于帮助存留自身的基因。心理学家则将这种利他行为称为“针对亲属的利他行为”。
实际上，实验中的被试并不需要真的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助自己的亲人，然而我们都看到了他们的选择。这种行为出于保护家族基因的目的，成为了利他行为的一种动力。但是，高先生和酒驾的司机完全是陌生人，根本不存在这种亲缘关系，为什么他也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