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在此时，宫中发生了两名姓吕的朝鲜宫人与宦官相好之事。这原本是件极其平常的事，因为历代宫中都有宫人和宦官相好之事。宫中的很多宫女嫔妃，因得不到皇帝的宠幸，便和宦官相好，虽然宦官不能行夫妻之事，但多少可以给予一些心理上的慰藉和生活上的照顾，这种现象宫中称之为“对食”，与宦官对食的宫女称为“菜户”。此举虽然不合规定，但应该不会招来什么杀身之祸。但此时成祖正经历丧失爱妃之痛，于是下令彻查。这两名吕氏宫人中有一位朝鲜商贾之女，史称“贾吕”，贾吕与吕氏素来不合，贾吕为报复吕氏，并免掉自身罪过，便向成祖造谣，说是吕氏串通太监和银匠用砒霜毒死了权贤妃，成祖一听，非常暴怒，在没有仔细调查的情况下当即下令诛杀了被举报的太监和银匠，对吕氏则采用酷刑，用烙铁一直烙了一个月，吕氏被烙得体无完肤而死。明成祖怒火难熄，又下令诛杀了跟吕氏有关系的婢女、丫鬟等数百人。
第一次屠杀过后第十年，也就是永乐十八年（1420年），成祖独得天宠、准备立为皇后的王贵妃也死去，成祖再一次经历丧失宠妃的伤痛。贾吕与宫人鱼氏私下与小宦官结好之事又在此时发生了。成祖甚为恼火，雷霆大发。对宫女贾吕、鱼氏等严刑拷打，贾吕于酷刑严逼之下，供出十年之前吕氏勾结宦官毒死权妃的事情，乃是自己的诬告，成祖闻言更加暴怒，下令动用株连之法，将与她有关的一干人众悉数抓来严刑逼供，成祖甚至还亲自审问，希望得到更多的密谋。贾吕和鱼氏恐惧万分，上吊自杀了，但明成祖并不肯善罢甘休，又将贾吕、鱼氏身边的婢女、丫鬟作为审讯的重点，看贾吕等人是否还有其他阴谋。有些宫婢受不了酷刑折磨，竟然诬称后宫有人要谋害皇帝。此话一出，引发了朱棣的狂怒，激起了他嗜杀的本性，于是他下令重查后宫谋逆大案，这时后宫诸妃嫔、宫女之间将平时积累的恩怨一一发泄，相互指责、相互陷害，结果以谋逆之罪而被抓的宫女达到 2800余人。
对于处理这些“罪犯”，朱棣竟残忍地下令全部处以剐刑！所谓剐刑，即是后来的凌迟，是用刀片将犯人的肉一小块一小块的割下来，让犯人在零刀碎割的剧烈痛苦中死去，凌迟的刀数从数十刀到上千刀不等，直到剐得露出白骨、内脏等才让犯人死去，是古代诸多刑罚中最为残酷的一种。明成祖亲临现场监刑，他这种丧心病狂的处罚引起了宫女的强烈愤怒，行刑现场有宫女大骂朱棣，说他年老体衰，不能照顾宫女，宫女们与宦官相好又有什么罪过！朱棣大怒，让画工画了一幅贾吕与太监相拥而抱的图画挂在后宫，以羞辱无辜的宫女。据《李朝实录》记载，在朱棣虐杀宫女的时候，突然有雷电击到宫殿的檐角，宫女们心中暗喜，以为这是苍天开眼，要阻止明成祖的暴行了，然而朱棣不为所惧，继续下令戮杀宫女，“不以为戒，恣行诛戮，无异平日”。就这样将 2800多名宫女全部杀死。
这两次大屠杀，共使 3000余人成为刀下冤魂，而朱棣之所以如此丧心病狂，有学者指出，不仅是因为他的两个最为宠爱的贵妃先后暴死，让其伤痛欲绝，可能还与他身患疾病有关，据《明史》记载，明成祖晚年身患疾病，经常突然之间发狂，一旦发作起来就难以控制，产生狂暴异常行为，甚至残忍地杀害无辜的人。这样看来，在朱棣先后失去两个爱妃之后，心智已经失常，做事失去理智，从而歇斯底里地虐杀了近 3000宫女，酿成了令人发指的千古惨案。
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有多牛？
郑和，1371年生于云南省昆阳州（今昆明市晋宁县），原名马和，小字三保（后又称三宝），11岁时净身进宫，后当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的近侍。朱棣登基，念他有勇有谋，屡立奇功，便赐姓“郑”，改称郑和，并提拔为内宫太监。经过元末的战乱之后，朱元璋和朱棣都采取了发展农业、扶植工商业的措施，使明初国力逐步强大起来。同时，朱棣在政治上又加强中央集权，消除诸王势力，充实军事实力，开拓、巩固边疆，维护国家稳定。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奠定了明王朝开拓对外交往活动的基础。
日月复明——大明王朝隐秘岁月
朱棣攻下南京后，始终没有找到建文帝朱允炆，朱棣怀疑他逃到了海外或者隐匿于某个海岛上。还有一点是，洪武中后期，东南亚一带许多国家再没有按期向明王朝纳贡，这使朱棣感到天朝的宗主地位正在丧失，还有些地区的首领甚至阻碍、破坏中国官方、民间的对外海上贸易，朱棣对此难以忍受。于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在朱棣脑际中出现，那就是派遣使节，打通海上通道，重建天朝威严，恢复和扩大对外邦交，郑和在这个时候承担起了历史的使命。
造船业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我国造船技术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西周时，建造的海船就能东达日本。秦汉时，更能远航至爪哇、柬埔寨、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到了唐代，我国建造的大船，已可乘坐六七百人，而宋元时代，又增大船体，可乘近千人。由于指南针的运用，使得在茫茫大海上航行安全可靠。历史悠久的造船业和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加上明初强盛的国力，为郑和能大规模地建造远洋船队出使西洋，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和物质条件。
为尽快造出下西洋所需的舰船，郑和派员协助新建和扩建了许多船厂。船厂分工很细，木工、铁工、篷工、橹工、索工、漆工，样样齐全。大船厂还附设许多小作坊，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造船体系。据《明史·郑和传》记载，经过紧张准备，明朝共造出航海“宝船”63艘，最大的长 44丈 4尺，宽 18丈，普通“宝船”的实际尺度虽无记载，但也是“体势巍然，巨无与敌”。巨型“宝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 15118米，宽 616米，船有 4层，船上 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 200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千人。《明史·兵志》也记载说：“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
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
除了“宝船”还有 4种船，分别是“马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粮船”，长二十八丈，宽十二丈；“坐船”，长二十四丈，宽九丈四尺；“战船”，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可见，郑和所率领船队的船只，有的用于载货，有的用于运粮，有的用于作战，有的用于居住。分工细致，种类较多。我们可以说，郑和的船队是一支以宝船为主体，配合以协助船只组成的规模宏大的船队。
但是，近来却有专家学者怀疑郑和下西洋船队中巨型“宝船”是否真的存在过。他们认为明永乐年间，朱棣施政办公的大殿——奉天殿（太和殿），是当时最大的木结构实体。其大小也不过宽 6396米，深 3720米，高 3505米。而大号宝船上仅船楼的面积就大大超过了它，从封建的宗法礼仪上讲，作为宦官的郑和乘坐似乎有僭越之嫌。而且郑和宝船的长宽比例不协调，“长 44丈 4尺，阔 18丈”，长宽比大致为 24666∶1，比例之小使“宝船”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方盒子。再次《天妃经》卷首插图显示郑和下西洋船队雄姿，图中的船型应当是下西洋主要船型，但却不是巨型宝船，巨型宝船既巨大，又重要，理应充当“主角”，为什么反而不被描绘呢？
肯定郑和船队有宝船的专家认为，在中国古代，宫殿的营造法式是有严格的等级界限，而舰船则被视为海上的移动城池，属于军事设施的一种，两者并不具备可比性。近年来在我国沿海地区陆续出土了一批宋、元、明时期的古船遗骸，其中有的古船经测算，其长宽比大致约为 24∶1，虽然这些船的尺寸不能与宝船相比，但也证明了宋明时期我国的确存在一种“粗”腰身的船型。而且，经过对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考古研究，发掘出一根约 15米长的舵，和明史所述巨型宝船大小相符。至于《天妃经》卷首插图没有描绘巨型“宝船”之事，很可能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占主体地位的是普通型的“宝船”，于是画作对其描绘而不描绘少量的巨型“宝船”，这也有可能，而且伊本·白图泰（1304～ 1377年）游记中早已记录中国巨大的 12张帆可载千人的海船，这也可作为 12帆载千人的“宝船”的旁证。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清晨，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开始了首次出使西洋的远航，从此揭开了我国古代，也是世界外交、航海史上的光辉一页。
郑和航海，主要依据的海图是《针经图式》，此图是依据沿海船民的实际经验，结合当时的航海技术制作而成，用以指引航船的路程。可惜，这份宝贵的《针经图式》早已失传。但《郑和航海图》流传至今，此图共 40幅，详细记载了从南京下关宝船厂出发，出长江口，沿苏、浙、闽、粤海岸航行，跨过南海及印度洋，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航线。这种航线，系借用罗盘，采用“更”、“托”、“针位”加以确定的。以 60里为“更”，以“托”避浅礁，以“针位”取航道。航程中，需随时掌握航行几更可到某地；又必须沉绳海底，测量水深几托，探知何处有暗礁；还需根据针路，察明海岛的方位。《郑和航海图》中详细地描绘着航经各国的方位、航程之远近及航行之方向，对何处宜于停泊，哪里有礁石，什么地方有浅滩，都一一标明。这样，在海上航行也就无异于在陆地上走平道了。
郑和下西洋船队的每艘船上，均配有罗盘，由 24名官兵掌管航船的方向，这种罗盘的精度很高，采用 24个方向，各以天干地支与八卦五行命名，标记方位，这是当时最先进的航海技术。
在“宝船”、海图及罗盘针的配合下，郑和从永乐三年率领庞大船队首次出使西洋开始，在以后漫长的 28年间，历经亚非 30余国，涉 10万余里，与各国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完成了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郑和在第 7次下西洋时不幸于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城市）病逝。郑和把毕生精力贡献于航海事业，是世界历史上杰出的航海家。
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是谁？
500多年前，在今河北省怀来县东的土木堡曾经发生过一场大战。这次战役的结果，使“一代国君”沦为“阶下之囚”，50万大军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上被称为“土木之变”的著名战役。而这场战争的惨败竟然源于一名太监的专权，这名太监就是明朝英宗时期的王振。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误国的悲剧几乎在每朝每代都上演过，明朝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吸取以往历朝历代宦官祸国的教训，在建国之初就对宦官做了种种限制，例如，规定不许宦官识字，不许兼任外臣，任职不许超过四品，并在宫门外立一铁牌，上书“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但是到了明宣德年间，这一规定却被打破，宫中正式设置了宦官学校“内书堂”，选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入堂读书，并派大学士任教。由此，许多宦官便在皇帝沉湎酒色玩乐之时，替皇帝批复奏章，日久成例，称为“批朱”。如此一来，宦官权势得到进一步扩大，明英宗时期就出现宦官王振专权的局面。
王振，明初蔚州（今河北蔚县）人，读过私塾，略通文书。本想通过应试进入仕途、飞黄腾达，但屡试不中，便也渐渐丧失信心。中举人、考进士这条荣升之路对他而言已经堵塞，也只有另作其他打算。据记载，王振因触犯刑律而被发配充军，正好赶上皇帝下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王振便自阉入宫。王振知道在宫中要出人头地就必须依附朝廷中举足轻重的靠山。后来他成功寻找到他的大靠山即太子朱祁镇。当时的史籍记载王振为人“狡黠”、善于揣摩别人心意。王振进宫后凭借灵敏的头脑获得宣宗皇帝的喜爱，宣宗皇帝很喜欢他，便任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陪太子读书。这时的太子还是个小孩子，王振略施手段便让太子对他是既敬重又害怕，称他为“先生”。颇有心计的王振也深知自己陪读的孩子就是将来的大明皇帝，他除了表现严肃的一面外，还竭尽全力讨好太子，挖空心思地讨太子喜欢。本来小孩子就有很强的依赖性，朝夕相处使得太子与王振两人形影不离，关系十分密切。
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病死。太子朱祁镇继位，是为明英宗。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凭借与英宗的亲密关系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王振控制朝政以后，不仅对内党同伐异，大施淫威，对外也投机取巧，破坏边防，终于招致了瓦剌贵族的进犯。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 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制造衅端，分四路进犯明边境。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明史纪事本末》卷 32《土木之变》）。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
对此，诸大臣极力劝阻，但英宗还是听信了王振的蛊惑，决定亲征。经过两天仓促的准备，王振挟持英宗率领 50万大军，北京出发。这支庞大的军队出居庸关，至宣府（今河北宣化），八月到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