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样，在日军进入朝鲜的时候，正当酷暑难耐之时，而且道路狭窄险恶，崎岖不平，行军非常艰难，又加上沿途的村庄都很贫穷，无法募集到军粮。但朝鲜人素来惧怕中国，因而我军所到之处，则粮草有求必应，这与他们对日军的态度形成强烈对比。所以日军在进攻平壤的时候，除了自身所带干粮以外，没有其他可以吃的，一勺盐都要吃好几天。在这个时候，如果我军能够洞察战机，趁日军疲惫，派出奇兵突袭，则必能获胜。然而我军采取的是以逸待劳的策略，认为靠着平壤的坚固堡垒，足可以御敌，这是最大的失误。李鸿章在八月十四日下达军令，主要精神全都在于防守而不在于作战。应该说整个的中日战争都被这种指导精神所误。
当时按照李鸿章的部署，马玉昆率领毅军的四个营绕过江东，形成掎角之势。卫汝贵、丰升阿两军的十八个营驻扎在城南的江岸，左宝贵的六个营防守在北山城上，叶志超、聂桂林两人率军守在平壤城中。十二、十三、十四这几日，日军已经陆陆续续在平壤附近集合起来。相互之间出现了一些冲突，但彼此损伤不多。到了十五日的晚上，敌军的战略部署已经确定下来，用右翼部队来攻下大同江左岸桥头的炮台，然后渡江进攻平壤城的正面，而以师团长的部队作为后援；用左翼部队从羊角岛往下渡过大同江，进攻我军的右方。十六日，日军在大同江岸和马玉昆部队相遇并发生激战，日军伤亡惨重，炮台最终失陷。当时左宝贵已退守牡丹台，拥有七连发的毛瑟枪和快炮等武器，在战斗中很起作用，但敌军连发开花大炮，左宝贵受伤死亡，于是军队大乱。午后四点半，叶志超急忙挂起了白旗，向日军请求停战。当天晚上，军队纷纷连夜撤退，在义州、甄山两处被日军堵截，阵亡二千余人，平壤于是被日军占领。
在这场战斗中，李鸿章二十多年所练的兵，自夸为劲旅的部队，基本上覆没殆尽。中国军备上的废弛，长久以来为外国人所熟知，唯独淮军、奉军、正定练军等向来使用西洋的方法练兵，又是李鸿章所苦心经营的，所以日本军队都被其威名所慑，相当害怕这些军队。在战胜以后，日本将领还声称这是始料未及的结果。淮军战败的原因，一方面是在于将帅的卑劣不堪，严重的有如卫汝贵这样的，克扣军饷，临阵脱逃，还有如叶志超这样的，掩盖败绩，谎报胜仗，欺骗皇上而邀军功的。有这样的一些将领在阵前临敌，怎么能不败呢？另一方面是在于六个统帅的官职、权限都一样大，没有一个人来统领全局，所以使得军队涣散，相互间配合不力。可以说这场战役是李鸿章在用兵打仗上失败的开始，而淮军骁勇善战的名声，也从此一扫而尽了。
久经训练的军队，尚且如此，其他的那些仓促间新招募来的士兵，对军纪不熟悉，武器装备也不齐整，就更不值得一提了。自从平壤战败以后，我军的战略谋划变得更加飘忽不定，军事上应该承担的责任也不全在李鸿章一个人身上，所以在这里不展开叙述，只把最主要的一些将帅列在下面：
姓名 官职 所属军队 任职期间
依克唐阿 奉天将军 满洲马队 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派为钦差大臣
宋庆 提督 新募军 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派为总统前敌各军
吴大澂 湖南巡抚 湘军 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二月派为帮办军务大臣
刘坤一 两江总督 湘军 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二月派为钦差大臣
其余先后参加的部队则有：承恩公桂祥（慈禧太后的胞弟）、副都统秀吉率领的神机营马步兵、按察使陈湜、布政使魏光焘、道员李光久、总兵刘树元、编修曾广钧、总兵余虎恩、提督熊铁生等率领的湘军，按察使周馥、提督宗德胜等率领的淮军，副将吴元恺率领的鄂军，提督冯子材率领的粤勇，提督苏元春率领的桂勇，郡王哈咪率领的回兵，提督闪殿魁新募的京兵，提督丁槐率领的苗兵，侍郎王文锦、提督曹克忠奉旨办团练的津胜军，还有某蒙古官员所率领的蒙古兵。战争期间，这些部队有时候由李鸿章指挥，有时候由依克唐阿指挥，有时候由宋庆指挥，有时候由吴大澂指挥，有时候则由刘坤一指挥，一点都没有确定的想法，完全没有形成统一。有识之士早就知道这些军队根本就没法作战。
九连城失陷、凤凰城失陷、金州失陷、大连湾失陷、岫岩失陷、海城失陷、旅顺口失陷、盖平失陷、营口失陷、登州失陷、荣城失陷、威海卫失陷、刘公岛失陷，海军提督丁汝昌，也率领北洋舰队在战后的残余战舰，向日本投降，于是中国的海防兵力全部都被击溃。在这里，我将李鸿章平生最用心经营的海军情况重新列一个表，以记录此刻这种穷途末路的情形：
船名 船式 结局 地点
经远 铁甲船 沉 黄海
致远 钢甲船 沉 黄海
超勇 钢甲船 沉 黄海
扬威 钢甲船 火 黄海
捷顺 水雷船 夺 大连湾
失名 水雷船 沉 旅顺口外
操江 木质炮船 夺 丰岛冲
来远 铁甲船 沉 威海卫
威远 练习船 沉 威海卫
龙福 水雷船 夺 刘公岛外
靖远 钢甲船 沉 刘公岛外
定远 铁甲船 降 刘公岛中
镇远 铁甲船 降 刘公岛中
平远 钢甲船 降 刘公岛中
济远 钢甲船 降 刘公岛中
威远 木质船 降 刘公岛中
此外，还有“康济”“湄云”等木质小兵船，“镇北”“镇边”“镇西”“镇中” 等四艘蚊子船，再加水雷船五艘，炮船三艘，在刘公岛湾内或是受损或是完好的船，大小共有二十三艘，全部都被日军占有。其中还有广东水师的广甲号、广丙号、广乙号三艘军舰，或是沉没，或是投降。从此以后，在中国北洋数千里的茫茫大海上，几乎再也没有了中国海军军舰的行进的身影。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成为了众矢之的，几乎被骂得体无完肤，人人都愤恨地想杀死他。客观地来说，李鸿章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最开始的时候错误地劝告朝鲜与外国订立条约，却不明白国际公法的惯例，这是责任一；既然已经立约，默认了朝鲜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又派兵干预其本国的内乱，授人以话柄，这是责任二；日本既然已经调集大军摆出有进无退的姿态，却仍然不能抓住先机，只是想依靠其他国家来调停，以至于延误时日，这是责任三；聂士成建议趁日军还未完全集结之时，率先发兵直捣韩城以牵制敌人，他却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这是责任四；在“高升号事件”没有发生之前，丁汝昌请求带领北洋舰队先与日军作战，却没有采用，最终使得日本海军反客为主，敌军越来越强大而我军的处境越来越危险。究其原因，都是因为不想由我方先挑起战争，以为通过外交途径能够解决，却不知道在甲午年（1894年）五六月间，中日早就已经成为敌对国，而不是友好邻邦了，误用友好的外交策略应用到战争中，这是责任五；李鸿章或将自我辩解说：“这是考虑到我们的兵力不足对抗日本，所以害怕挑起事端。”虽然这样，李鸿章身为北洋大臣，练兵整军二十年，怎么竟连一场战役也打不了呢？这是责任六；李鸿章可能还会自我辩解说：“受到政府的牵制，经费不足。”但这样也只不过是不能扩充兵力而已，怎么连现在所有的部队，比如叶志超、卫汝贵等率领的这些向来久经沙场的军队，也脆弱到如此地步！而且还时常听说发生克扣军粮、强抢民女这些事情，连军纪都荡然无存，这是责任七；要么枪是破枪，要么子弹是假货，子弹和枪不匹配，火药不随枪械一齐发放，还说以前管理军械局的官员都廉洁自明，谁能相信呢？这是责任八；平壤之战，军队当中没有总的统帅来很好地调度，这是兵家之忌，李鸿章却也犯此大错，这是责任九；始终坐等敌人来进攻，于是受到敌人的牵制而不能够牵制敌人，害怕敌人如同害怕老虎一样，这是责任十；海军居然不知道用快船、快炮，这是责任十一；旅顺港为天险要塞，西方人说如果有几百名士兵守卫，只要粮草充足，三年也无法被攻破。李鸿章却任用一个卑劣怯懦的亲信去守卫，最终该亲信听到风声后就提前逃走，这是责任十二。以上种种，都可以成为人们指责李鸿章的理由。但在甲午年九、十月之后，清廷上下到处都是外行的人在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号令也非出自一人之手，所以责任也就自然不能归结到一块，要是把这些都看作是李鸿章的罪责，李鸿章也是不能接受的。
又怎只是不能接受呢？我看到那些指责李鸿章的罪责的人，他们身上可谴责的地方，与李鸿章相比，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这次战争中，没有一个将帅不辱国，这已经不用再说了。然而如果在一百步和五十步之间，相对而言，那海军要比陆军表现得好些，李鸿章部下的陆军又要比其他的陆军表现得好些。海军在大东沟海战当中，彼此激战了五个多小时，观战的西方人也都交口称赞。虽然其中有像方伯谦这样的败类（有的说法是方伯谦实际上是为了救火保船，海军的战术就是这样的）。然而其他激战的军舰也可以相抵了，即使是日本海军也肃然起敬。所以日本在这场战争当中，只有海军遇上了对手，而陆军却没遇上对手。等到刘公岛战役的时候，弹尽粮绝，要么投降敌人来保全性命，要么以身殉国来保全气节。先后阵亡的有邓世昌、林泰曾、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宣，虽然他们死得各不相同，但是却都有男儿气概，令人感到哀痛。以上这些人，都是北洋海军当中最重要的人物，而反观陆军那些全无心肝的人怎么样呢？那真是可以说不值得一提。但在平壤的战役当中，还是有左宝贵、马玉昆这些人连续的激战，这些都是李鸿章部下的人，而敌军的死伤与他们相当。在之后又有收复金州、海城、凤凰城等地的想法，到防御盖平，前后几次都曾与日本军队展开苦战。虽然没能成功，但也尽力了。指挥这次战斗的是宋庆，他也是李鸿章的旧部。这些虽然不足以抵偿叶志超、卫汝贵、黄仕林、赵怀业、龚照玙等人的罪过，但比起吴大澂贴出劝降日军的告示，之后不战而逃、全军崩溃的表现又如何呢？比起刘坤一的奉命出征，却逗留数月不发兵至前线的表现又如何呢？所以，说中国军队全部腐败不堪是可以的，光把责任归于李鸿章的淮军身上并不合适。但当时满朝上下都充满着一股浮躁骄横之气，以为只要杀了李鸿章，就万事大吉，就可平息事态。那些道貌岸然、指手画脚的人，有着气吞东海、舌撼三山的气势，而其中又以湖南人的气焰为最盛。因而，重新起用湘军的建议被提了出来。但从实际结果上来看，湘军还不如淮军。唉，这些人真该感到羞愧！我说的这些话，并不是想为淮军和李鸿章作辩解。我对中日之战失败的结局，自然丝毫无法原谅李鸿章和他的淮军，然而我又极其厌恶那些浮躁、自大狂妄之人，这些人毫不负什么责任，却总是在他人的背后飞短流长，道人是非，还以此为乐，惩一时口舌之快。他们至今没有思考过能够取代李鸿章旧法的新方法，实际上这些人才真正是亡国之徒。李鸿章纵然对战败负有责任，但这些人又怎么有资格去指责李鸿章呢？
在这场战争中，李鸿章的失误很多，但即使他没有失误，也绝对没有侥幸取胜的可能。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各国之间战争的胜负，都可以在还没有开战之前确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世界越趋近于文明社会，优胜劣汰的道理就越确定。只有有实力的，才能获得胜利，一点其他的办法都没有。无论是在政治、学术还是商务上，没有不是这样的，而军事战争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日本在近三十年来，苦心经营自己的军队，上下一心，最终练就了军纪严明、敢于冲锋陷阵的精锐部队，孤注一掷地要和我们拼命，要是没有自信，他们怎么敢这样做呢？等到失败以后才知道失败原因的人，是愚蠢的人；但要是等到失败以后还不知道失败原因的人，那就是如同死人一般麻木的人。中国在甲午战败以后，很多人仍然没有清楚找到战败的原因，还只是怪罪李鸿章一个人，这又怎么行呢？
当时的西方报纸有评论家这样说：日本不是在和中国作战，实际上是和李鸿章一个人在作战。这话虽然说得稍微有些夸张，但和实际情况也算接近。没看见各省的那些封疆大吏，都只知道在固守在自己的疆域内，而把中日战争看作是专属于直隶、满洲的要去解决的私事，他们有想过出一分粮草、出一点兵力来援助、救急吗？即使有，也只是说说空话而已。而最可笑的是，我军在刘公岛保卫战后率舰队向日本投降的时候，当事人还写了一封信给日军，请求返还广丙号，在信中说这艘船是隶属于广东水师的，而这一场战争，和广东没有关系等等。各国人士在听说这件事以后，没有不笑话的。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话实际上代表各省封疆大吏的真实想法。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日本就确实可以说是和李鸿章一个人在作战。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对抗一个国家，李鸿章啊李鸿章，虽然战败也算得上豪杰了。
自此以后，李鸿章的善于带兵打仗的名声就荡然无存了，而他在外交方面所遭遇到的种种困境也逐渐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