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待人接物的时候常常都带有傲慢轻侮的神色，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还常常戏耍和嘲弄他人，只有在面对曾国藩的时候，他才如同面对严父一般，毕恭毕敬，有些时候甚至让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
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的时候，常表现出尤其轻蔑、侮辱的态度，他大概是在内心里将他们全都看作市侩小人，说他们都是奔着利益而来，我也就精打细算，把利益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那种崇洋媚外的劣根性，在李鸿章身上是没有的。
在外国人当中，李鸿章最为敬重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戈登，一个是美国将军格兰特——他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中立下了大功。格兰特到天津访问的时候，李鸿章用高规格的礼节接待了他。此后在接见美国公使的时候，李鸿章也经常询问格兰特的生活起居。等到他出访西方各国，经过美国的时候，听说美国人为格兰特设立纪念碑，还立即赠送了白银千两以表敬慕之情。
李鸿章做事情非常认真、细致，每遇到一个问题时，必会再三盘问，毫不敷衍。他平时也不轻易许诺，可一旦许诺的事他就必然做到，可以说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
李鸿章在欧洲访问的时候，多次问到他人的年龄多大以及家产有多少等等。随行人员有时便提醒他：“这些都是西方人最为忌讳的事情，最好不要再问。”李鸿章却不予理会。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把欧洲人放在眼里，想的不过是把欧洲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罢了。最为可笑的是，李鸿章有一次参观了英国的某一个大工厂，参观完以后，突然对他们的工头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像你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工厂，一年有多少收入啊？”工头回答说：“除了正常薪水之外并没有其他收入。”李鸿章然后缓缓地指向他手上戴着的钻石戒指说：“那么你的这个钻石是从哪里来的？”弄得十分尴尬。这一件事，欧洲人将其传为奇谈。
社会上的人还传说李鸿章富甲天下，这个说法大概不足为信，但李鸿章约有几百万两白银的产业，倒是情理之中的事，毕竟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这些企业中，他都有不少股份。有的人还说，南京、上海等地的当铺银号也大多归他管理。
李鸿章在北京的时候，经常居住在贤良寺。大概是因曾国藩平定江南之后，他第一次入京觐见的时候就是居住在这里，此后也就习以为常了。将来这座寺想必也将会为《春明梦余录》增添一段故事了。
李鸿章平生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未曾担任过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戊戌会试那一年，李鸿章正好在北京，心想这次是志在必得，最终却还是没能成功。哪怕是朝殿阅卷大臣的职务，也没有一次派他担任过，李鸿章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像他这样功名盖世的人，还对此念念不忘，可见科举考试对人的毒害之深。
以上的几条，不过是我偶尔拾掇而来的，姑且记录进来，作为观察和了解李鸿章一个侧面的材料。作者与李鸿章之间交往不深，不能够知晓更多他的逸闻轶事，也由于有很多无关大体的事件，记都记不完，所以其他更多的也就不多记述了。然而李鸿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我想在此用两句话来对他作个评断，即：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他的短处；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他的长处。唉！李鸿章已经去世，然而国家依旧多难，或许还会出现比李鸿章时代更加糟糕的局面，后世的仁人君子，又将如何面对呢？
我在读日本的报纸时，发现有一篇德富苏峰所写的评论，他对李鸿章的评论有独到之处，现特将其译录如下：
支那的名人李鸿章去世了，东洋地区的政局，从此以后不免会有些寂寞，而不光是替清朝朝廷失去栋梁支柱而感到叹惋。
总的来讲，若说李鸿章这个人有多么伟大，建立的功业有多么巨大，不如说是他的福气和命运过人。他早年就参加科举考中进士，入翰林院，获得了高贵、清雅名望的地位，恰逢太平天国叛乱，他就做了曾国藩的幕僚，担任淮军统帅，依靠戈登之力平定了江苏；等到他平定捻军的时候，也是秉承了曾国藩遗留下来的策略，从而成就了大功；等他担任直隶总督，办理天津教案，正当他受到法国要挟，狼狈不堪之际，忽然碰上普法战争爆发，法国、英国、俄国、美国，全都忙于应付西欧的大事，而天津教案的事也就无声无息地不了了之。近来这二十五年间，他担任北洋大臣，在天津开设衙门，之后总揽支那的大政，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这实在可以算是他的全盛时代。
虽然如此，他的地位和他的势力，并非全部都是靠侥幸得来的。他在支那文武百官当中，确实有超凡的眼力和敏捷果断的手腕，这些都不是常人所能及的。他知晓西方东渐的大势，了解外国的文明，并思索利用西方的文明来自强，这样的眼光，即使是他的前辈曾国藩，恐怕也要差他一截，而更不用说左宗棠、曾国荃这些人了。
他在天津训练淮军，用西洋的方法操练他们；兴办北洋水师，在旅顺、威海、大沽等地设防；开办轮船招商局，以方便沿海河川的交通；设置机器局，制造兵器；开办开平煤矿；倡议修建铁路。从军事到商业、工业，没有一个方面他不留意。暂且不论这些想法是否出自于他本人，不论这些大权是否全部都在他手上，也不论他办理的这些事是否卓有成效，如果就说引领大清国前进并达到今日之地位的人究竟是谁？那排在第一位的不得不说是李鸿章。
世界上的人大概都知道李鸿章，却未必知道北京的清廷。尽管李鸿章对于北京的清廷来说，并不是值得深信的人。不光如此，清廷还常用猜疑、嫉恨的眼光来看待他，只不过由于受到来自外界的压迫，而解决此困难和纠纷，除了他无人能办好，所以不得已而用他。而且各省的督抚、满朝的文武官员，对李鸿章心存不满的人，也比比皆是。所以，即使是在他事业的全盛时期，李鸿章在朝廷内部的势力都是非常薄弱的，并不像他在对外时所拥有的那般无限的权力和光荣。
中日战争是李鸿章一生命运的重要转折点。他究竟是不是从最开始就打算要和日本一战呢？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李鸿章在情况万分紧急之时，忽然去和俄国公使喀希尼协商，请他帮忙干涉以平息战争的举动来看，则或许从他最开始派兵到朝鲜的时候，就是打算用威胁的手段，让日本不战而屈，是否如此，我们也不得而知。又大概是他自视过高，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的实力，对敌情的掌握和考察不到位，对东亚的大势不甚了解。总之，李鸿章算是失误了，在这里也不能为他隐瞒错误。而用一句话来概括，则可以说中日战争实为他平生孤注一掷的一场赌注，而这一掷不中，致使他多年积累下来的功劳、名声，几乎一扫而光。
平常人若是遭受这样的挫折、失意，恐怕没有几个不会忧愤而死的。虽然如此，已经七十三岁高龄的李鸿章，还是能在内承受朝廷的指责，在外则勉力支撑残局，挺身而出负责议和谈判，而在议和中不幸被刺客所袭击后，还能够从容不迫，不辱其命。之后他又远赴俄国，祝贺俄皇加冕，并访问欧美各国，仿佛之前的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毫不介意。他所为一般人不能及的地方，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