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古今中外人物的比较
李鸿章的轶事
李鸿章自然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这一点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李鸿章一定是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既然这样，他这样一个人物究竟能处于什么位置呢？他与中外的历史人物相比较，又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呢？在此我将试着一一对其进行讨论。
第一，李鸿章与霍光。史家评论霍光时说他是不学无术，我评论李鸿章也要说他不学无术。那么李鸿章与霍光是同一类的人吗？回答是：李鸿章没有霍光的权力和地位，也没有霍光的魄力。李鸿章是一个谨慎、本分守己的人，不是能根据时势来坚持追随自己内心的想法，从而做出非常举动的那种人。他的一生都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怎么能比得上霍光呢？虽然如此，他对普通学识的掌握上，或许比霍光要略强些。
第二，李鸿章与诸葛亮。李鸿章是一个忠臣、儒臣、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中国自尧、舜、禹三代以来，同时具有这五大身份而被百世所钦佩的，莫过于诸葛亮。李鸿章手中所能依靠的资本，超过了诸葛亮，但在取得君主的信任上不如诸葛亮。李鸿章最开始在上海的时候，仅仅依靠着区区三座城市，就能在江南建立大功，他们创业的艰难，也都比较相似。后来他在用兵方面的成就，又远远超过了诸葛亮。然而诸葛亮治理道路崎岖的蜀国时，能够使得官员都不怀奸险，百姓都自强自立，但李鸿章做了几十年的重臣，不能使国民团结友爱，让他们为己所用。诸葛亮死的时候，所有财产只有成都的八百株桑树，李鸿章却以豪富闻名天下，怎么差距就这么大？至于他们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的忠诚，也倒是很相似。
第三，李鸿章与郭子仪。李鸿章中兴朝政、平定祸乱的功劳，和郭子仪非常相像，而且他们所享有的福气和运气也不相上下。然而郭子仪在平定祸乱之外，就再没有做过其他更有影响的事，但戎马生涯对于李鸿章来说，却不过是他终身事业当中的一部分而已。假如让他们俩的位置互换一下的话，郭子仪未必会比李鸿章做得更好。
第四，李鸿章与王安石。王安石由于他的新变法而遭到世人诟病，李鸿章由于他的洋务运动遭到世人的诟病，王安石变法与李鸿章兴办洋务，虽然都不是很完善的政策，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都不是那些非议他们的人所能及的。那些号称贤良士大夫的人，都不肯帮助他们，还群起对他们进行诘难和攻击，拖他们的后腿，背后说他们的坏话，最后弄得他们不得不用一些奸诈小人来协助自己，这一点上，王安石和李鸿章的境地都差不多。然而王安石更多地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他对民政方面进行了精心谋划，局面更加宏大深远，这一点又超过了李鸿章。
第五，李鸿章与秦桧。中国那些迂腐的儒士骂李鸿章是秦桧的最多。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两场战役爆发的那段时间，这样的言论尤其盛行。这种话语若是出自于市井小人的嘴里也就罢了，士君子说出这样的话，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来形容他们，只能说他们是在像狗一样狂吠吧。
第六，李鸿章与曾国藩。李鸿章和曾国藩的关系，就如同管仲和鲍叔牙，韩信和萧何的关系。不仅如此，李鸿章一生的学问、见识、事业，没有一样不是靠着曾国藩的提携和成全。所以李鸿章实际上是曾国藩门下的人物。曾国藩不是李鸿章能比得上的，世人对此早已有定评。虽然这样，曾国藩毕竟是一位儒者，如果让他担任外交上的要职，他的手段、智慧和机警，也可能并不一定如李鸿章。加上曾国藩始终秉持知止、知足的人生信条，常常将急流勇退的念头挂在心上，李鸿章则往往血气方刚，无论是面临什么样的大难，都是毅然挺身而出，自己承担起来，从没有流露过半点畏难退避的神色，这也算是他的特长了。
第七，李鸿章与左宗棠。左宗棠和李鸿章齐名于当世，然而左宗棠更加的张扬，李鸿章则更加的隐忍。说到他们的器量，左宗棠则远比不上李鸿章。一部分虚骄自傲的湖南人，曾想推左宗棠为守旧派的领袖来与李鸿章对抗，但其实这两个人在洋务方面的见识不相上下，左宗棠不是一个只会守旧的人，李鸿章也不是一个只讲维新的人。左宗棠幸亏早去世十多年，所以得以保住自己在当世的声名，而后来的那些困难和责骂，全都落到了李鸿章一个人的身上。左宗棠的福气和运气也可以说是很好了。
第八，李鸿章与李秀成。“二李”都是近代的人中豪杰。李秀成忠于太平天国，李鸿章忠于清朝，死后一个封了忠王，一个谥号文忠，都可以说是当之而无愧。李秀成的军事才能、政治才能、外交才能，都不逊于李鸿章，但他们一个失败，一个成功，则都是上天注定。所以我遍览近世的人物，想将两个人写成合传而毫无遗憾的，就只有“二李”。然而李秀成不杀赵景贤、礼葬王有龄，李鸿章却假意宴请投降的“八王”，而后将他们全部杀死，在这件事情上李鸿章还是有惭于德的。
第九，李鸿章与张之洞。近十年来，与李鸿章齐名的人，就是张之洞了。虽然如此，张之洞其实又怎能比得上李鸿章呢？李鸿章是从实践中锤炼出来的人，张之洞却是个浮华的人。李鸿章最不喜好虚名，张之洞则最追求的是虚名，不图虚名所以能任劳任怨，迷恋虚名就会常常投机取巧。张之洞在对外交往的事件中，处处给李鸿章制造麻烦，总结他所谋划的种种策略，没有哪一个不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李鸿章曾对人说过：“没想到香涛做官几十年，仍然还是书生之见。”在我看来，这一句话也能概括张之洞的一生了。而张之洞虚骄自傲、心胸狭隘、残忍苛刻等，与李鸿章的见识和大器量相比起来，就可以说是有着天壤之别了。
第十，李鸿章与袁世凯。今后能够承续李鸿章身后“遗产”的人，就只有袁世凯一个了。袁世凯是李鸿章一手栽培出来的人，目前正值壮年，初担大任，他的表现还不算特别明显，现在还很难对其妄下结论。但是这个人的功名心非常重，他有气魄，也敢于做出破格的举动，看起来比李鸿章似乎还要更强一些。不过他的心术如何，他的毅力如何，则都不是现在所能断言的。在目前的文武百官当中，资历、声望和才识上能够继承李鸿章的，除了袁世凯真就很难找到其他人了。
第十一，李鸿章与梅特涅。奥地利宰相梅特涅，是十九世纪的第一大奸雄。在他当政的四十年时间里，专门耍弄他那狡猾的外交手段，对外以此来指挥整个欧洲，对内以此来镇压民主党派。十九世纪的前半期，欧洲大陆的腐败形势，有很大一部分的罪责可以归到他身上。有的人说李鸿章和他很相像。不过，李鸿章的心术其实并不如梅特涅那样险恶，他的才干也不如梅特涅那样大。梅特涅懂得民众的力量而进行压制，李鸿章不懂民众的力量而视若无睹，梅特涅的外交政策能够操纵群雄，李鸿章的外交政策则连一个朝鲜都不能安顿，这就是我认为李鸿章比不上梅特涅的原因。
第十二，李鸿章与俾斯麦。虽然有的人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但实际上即使这不是阿谀奉承，那也是胡言乱语。李鸿章怎么可能比得上俾斯麦呢？从军事的角度来说，俾斯麦所战胜的都是敌国，李鸿章所杀戮的则都是同胞；从内政的角度来说，俾斯麦能够将一个长期以来散漫的一些小国合成一个大的联邦，李鸿章则是使一个庞大的中国降为了二等国家；从外交的角度来说，俾斯麦联合奥地利、意大利并使它们为其所用，李鸿章则是联合俄国，最后反而掉入了俄国的圈套。从这三方面来一比较，他们之间真是何异于天壤之别？这并不是用成败的标准来评论人，李鸿章的学问、智谋、胆识，没有一样能比得过俾斯麦的，他的成就不如俾斯麦，实际上也是优胜劣败的公理所决定的。虽然李鸿章的际遇或许比不过俾斯麦，他的资本却比俾斯麦多。人各有所难，若没有战胜困难，就不足以称为英雄。李鸿章向俾斯麦讲述了他自己的难处，却不知道俾斯麦也有俾斯麦自己的难处，这不是李鸿章所能明白的。就算将两个人的位置互换，我知道失败的还会是李鸿章。所以认为李鸿章是“东方俾斯麦”，持“东李西俾”论调的人，实在是对他们俩有很大的误解。
第十三，李鸿章与格莱斯顿。有的人也将李鸿章、俾斯麦、格莱斯顿并称为“三雄”。这大概是从他们长久的主政时间、尊贵的地位和名望角度来说的，其实李鸿章与格莱斯顿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格莱斯顿的长处在于处理内政，尤其是在民政方面，而军事与外交方面则不是他的得意功业。格莱斯顿是一位有德有识的人，是民主政治国家人物当中的典范，李鸿章则是一个追求功名的东方人物，是十八世纪以前的那种英雄类型。二者之间相去甚远。
第十四，李鸿章与梯也尔。法国总统梯也尔，是当时法国被迫与普鲁士政府签订城下之盟时的全权议和大臣。他那时所处的地位，恰好和李鸿章在1895年到1900年间的状况相仿，在危急存亡时刻，忍气吞声，这实为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事了。但梯也尔不过是偶尔这样做，李鸿章则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子，梯也尔所面对的只是一个国家，李鸿章面对的则是多个国家，他的遭遇与梯也尔相比，更让人产生同情。然而梯也尔在议和之后能够通过一场演说，立即募集了59多亿法郎，而法兰西过了不到十年时间，就再次成为欧洲的第一等强国，李鸿章却被偿款所困，没有补救的办法，中国的沦落与颓废，一天比一天更厉害。这是由于两国人民的爱国心有什么差别吗？还是李鸿章利用民心的方法不得当呢？
第十五，李鸿章与井伊直弼。日本大将军掌握大权的时候，有一位幕府重臣井伊直弼，他身居内政与外交的要职，深谙当今世界大势，明白闭关锁国的种种不利，因此积极与欧美各国结盟，并迫切地想学习西方各国的长处来自强自立。可当时日本的民间“尊王攘夷”的论调正极为兴盛，井伊直弼则对此用武力进行镇压，以此来效忠于幕府，于是全国上下的怨愤都集中到了他一个人身上，他最终被壮士刺杀在樱田门外。不过日本的维新运动也就此兴起了。井伊直弼，是明治政府的大敌，也是明治政府的功臣。他的才干让人敬佩，但他的遭遇值得可怜，直到今天都还有一些日本人为他鸣冤。李鸿章的境遇，大体上也和他差不多，而所遇到的困难还要比井伊直弼多得多。井伊直弼遭意外事故英年早逝，而李鸿章死后仍受尽尊崇，他的福气、命运都比井伊直弼要好。然而日本此后逐渐强大起来，中国却还是和以前一样衰败、腐朽。
第十六，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中日战争中的两大巨头。若以成败来论英雄的话，自当是崇尚伊藤博文而贬抑李鸿章，不过，伊藤博文事实上并非李鸿章的对手。日本人常常评论说伊藤博文命运最好的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初期并没有什么大功劳，和李鸿章栉风沐雨的复杂人生阅历相比就已经输了一筹，所以伊藤博文对于日本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李鸿章在中国的重要性，如果把他放到李鸿章的位置上，我估计他也比不上李鸿章。虽然如此，伊藤博文有一点上是胜于李鸿章的，那就是他曾留学于欧洲，更清楚政治的本原是什么。这也是伊藤博文之所以能够制定出宪法来作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的原因，李鸿章则只是对残败的现状修修补补，学点皮毛，照猫画虎，而最终一事无成。在日本，有像伊藤博文这样才学的人，在他的同辈中不下百人，而在中国，具有像李鸿章这种才干的人，他的同辈当中却找不出一个人，因此不能把中日战争失败的责任全部都推到李鸿章身上。
李鸿章日常办公时，案头上从没有堆积下来的公文，厅堂里从没有等候接待的宾客，这些方式也许是从曾国藩那里学到的。他的饮食起居，都确定好一个固定的时间，很有西方人的风格。他重视纪律，严于律己，中国人中很少有能比得上他的。不论是严寒还是酷夏，五点钟就起床，他有家藏的一幅宋朝拓印的《兰亭序》，每天早晨必临摹一百字，临本从来不给人看。这也是一种养心自律的方法。曾国藩在军中每天必下一盘围棋，也是这个道理。每天吃过午饭以后，他一定要睡一个小时的午觉，从来不耽误。他在总理衙门任职时，每天午休将起床的时候，都要打个哈欠，然后伸出一只脚穿靴，伸出一只手穿袍，身边伺候他的人一刻也不许延误。
李鸿章养生一贯使用西医的方式，每顿饭都有人为他送上两只鸡熬出来的鸡汤，每天早上都要经过随从医师诊断和检查身体，而且还经常使用电气仪器。戈登曾经到天津去拜访过李鸿章，并在那里逗留了好几个月。当时俄国通过伊犁战争方面的事，对清政府施压，并不断进行恐吓，大有要和中国决裂的姿态。李鸿章就此事咨询了戈登，戈登说：“中国如今的这个样子，最终也将是不能在往后的世界当中立足的。除非您自己取而代之，手握全部权力以后，大加整顿。您如果也有意这样做的话，我愿意为您效犬马之劳。”李鸿章听到后马上变脸，舌头僵住而口不能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