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与李鸿章的关系
清朝历史与李鸿章的关系
要品评李鸿章这个人，则对李鸿章所处的国家和他所处的时代，有两件不得不深入了解的事情：
一是李鸿章所处的国家乃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的国家，而且还是专制政体得到改进和发展之后，专制达到一个顶点的时代；
二是李鸿章所处的国家乃是满洲人入主中华建立的国家，而且是发展融合已久，汉族人的影响力逐渐恢复的时代。
有评论者说：李鸿章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权臣。我不知道这些评论者所谓的权臣是如何来界定的，如果把李鸿章拿来和汉朝的霍光、曹操，明朝的张居正，和近代欧美社会以及日本的君主立宪国家的大臣相比，那么他的权力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假设李鸿章真的算是权臣的话，和古代中国那些蛮横专权、作威作福，挟持帝王、号令天下，危及江山社稷的权臣相比，李鸿章乃是一个尽职尽忠，没有过多企图的人，甚至可以说是纯臣。假设李鸿章真的算是权臣的话，和近代各国的那些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实行改革，操持大局、丝毫不怕责怨和猜忌的权臣相比，李鸿章乃是一个唯唯诺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无所成就的人，这也可以说他不过是一个庸臣而已。虽然这样说，李鸿章所处的环境，自然有与这些权臣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我将试着和读者洞察这一切，以古今一致的标准，来对他进行评论。
中国是一个专制政体的国家，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但是，中国的专制政体，也是按照发展规律，演变和进化而来，逐渐成熟，而到当代趋于完善的。所以，那些国家的权臣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到如今已基本上消失殆尽。追溯到春秋战国的时候，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齐国的陈田，都是古代社会权臣中的典型代表。那个时候还是很纯粹的贵族政治制度，大臣对于国家来说，是层层选拔上来的人才，分枝强则主干弱，这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到两汉的时候，天下统一，中央集权的政体，随之慢慢发展起来，不过由于其根基尚未稳固，所以外戚专权的祸患尤其严重。霍禹、邓骘、窦宪、梁冀这类人，在这段时间相继把持朝政，权势通天，气焰极盛，王莽也正是因此而夺取了西汉的皇位，这些都还带着贵族政治的余波。如果不是出身名门的仕宦人家，则不敢对政治大权有非分之想。范晔的《后汉书》中论到的张奂、皇甫规这些人，为国家立下了大功，名声远播四海，举手投足间，则可以改变天命，然而他们却依然勤勤恳恳、竭心尽力，无怨无悔，这些都归功于儒家学说所起到的效果。然而贵族把持大权的风气并未衰退，所以并非贵族的人一般不敢心怀不轨。这是权臣的第一种类型。到西汉末年董卓出现以后，群雄并起，曹操趁此时机操持政局、夺取大位，开了借助武力而成为权臣的先河。之后的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这些人，都是循着他的轨迹而起的。这是权臣的第二种类型。还有如秦国的商鞅，汉朝的霍光、诸葛亮，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等人，都出身于平民阶层，没有什么可倚仗的力量，都通过自己的才能和学识赢得皇帝的青睐，并被委予政事、授予大任，从而得以施展平生抱负。他们在位时，权倾朝野，全国听令于他们，差不多已经具有了和近代立宪国家大臣类似的地位。这是权臣的第三种类型。再往下的则是一些巧言令色、阿谀奉承、不断讨好帝王的人，这些人玩弄国家权力，使人民深受其害，如秦朝的赵高、汉朝的十常侍，唐朝的卢杞、李林甫，宋朝的蔡京、韩侂胄，明朝的刘瑾、魏忠贤，见识浅陋、气度狭小，这些都不值得一提。这是权臣的第四种类型。中国几千年社会所说的权臣，大体上说得也就是以上这四种类型。
概括来说，越久远的朝代一般权臣越多，越近的朝代则权臣越少。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由于权臣的多少，和专制政体的发展完善成反比的缘故。中国专制政治之所以发达，主要的原因可以说有两点：一是由于儒家学说常年的教化渗透和深入人心的影响；二是由于有雄才大略的帝王的精心谋划。孔子鉴于周朝末年的贵族纷争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弊病，便想通过确定一个共同的思想和礼仪来使天下安定统一，所以在各诸侯权贵争斗越来越严重的时候，确立学说、进行文化教化，以使世人明理。汉朝兴起以后，叔孙通、公孙弘这些人，将儒家学说进一步进行了规范和论证，推动其变为帝国政治意识形态，很好地树立起了帝王的权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以此来教化天下，使得君臣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明显，自此以后，权臣逐渐涌现，并招致民众骂声一片。之后的两千多年，也始终以儒家学说为民众教育的基础和核心。宋朝的贤人传承了儒学，并将其发扬光大，使得它在社会中的基础更加稳固，于是，在所有的士绅阶层和上流社会当中，以儒家礼仪约束和规范自己行为的人，没有哪个不是洁身自好、彬彬有礼、小心谨慎的。儒家的伦理道德既然已经深入人心，便能够逐渐消除人们内心的骄蛮纵横的习气，让人的行为符合名教礼仪的各种规范。像汉朝末年的诸葛亮、唐朝的郭子仪，以及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乃至李鸿章，皆是深受其影响和熏陶的人。学说建立起来的基础上，又历经多代帝王，不断吸取了朝代兴亡的教训、传授了改进和补救中央权力危局的方法，使儒学大一统的作用和影响一天比一天强，所以传统的贵族手握重权而威胁中央的现象到了汉朝末年以后几乎彻底消失。汉光武帝、宋太祖对待手下的功臣，都是给予优厚的俸禄，剥夺其兵权。而汉高祖、明太祖对待手下的功臣，则是抓住那些怀疑有企图篡位夺权之心、图谋不轨的臣子，并诛灭其九族。虽然这几任帝王用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削除部下权力的用心却是一致的。到了近代，天下全都采用郡县来治理，世袭制度下的分封采地已经不存在，于是形成各地之间，互相牵制，而天子掌握手中的大权肆意而为。不管你是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多年，还是一方督抚，封疆千里，只要皇上发现你图谋不轨，然后早上下达一纸诏书，还等不到晚上，你就会被解除一切官职、削除一切权势，束手就擒，和普通的百姓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身居高位而善终的人没有几个，只能以保住自身平安，守住自身名节来相互勉励，难道是因为他们的修养和性情比古人更好的缘故？其实也不过是形势使得他们变成这样。正因这两点原因，所以那些有野心的人才有所顾忌，不敢肆意妄为，天下也因此得以太平一些；而那些谨言慎行、洁身自好的人，常常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警惕之心，不愿意让自己处于有争议的境况中，即使有国家大事，明知就其利害关系应当以身作则，担当重任，也不敢力排众议、违抗君命。俗话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整个朝廷中的人，都坚守这一原则。所以，这些都由来已久，而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
到了本朝（清朝），又有了一个特别大的原因。清朝原本发源于东北的一个部落，这个部落壮大、崛起以后强大起来，一飞冲天，并到最后入主中原。由几十万的外来民族，驾驭和管理数亿的主体民族（汉族），从而必然产生（与汉族）你我有别的想法，这也是情势所致。自从清朝在云南、福建、广东设置三藩，任明朝降将为封疆大吏，而后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直到用尽全力进行镇压后，中央的权威才开始统一起来。所以两百多年来，只有满族的官员有权臣，而汉族官员无权臣。比如说鳌拜、和珅、肃顺、端华这些人，基本上能和以往朝代的权臣相提并论的人，都是满族人。除去开国之初的几次以外，每次在军事上的重要行动，如平定三藩，平定准噶尔，平定青海，平定回部，平定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定西藏廓尔喀，平定大小金川，平定苗，平定白莲教、天理教，平定喀什噶尔，出师多次，都用的是八旗军，由亲王贝勒或者是满族的大臣来统领军队。而在平日里，皇宫的内阁大臣、四方的封疆大吏，汉人都只不过是备选人员罢了，基本上没有机会过问政事。像顺治、康熙年间的洪承畴，雍正、乾隆年间的张廷玉，虽然位高权重、声名显赫，实际上也只不过是帝王手下的一颗棋子罢了。其余的百官，更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所以在咸丰以前，将相等要职，汉人从来没有一个人担任（将帅偶尔有一两个，也是汉军旗人）。等到洪秀全、杨秀清起兵造反时，塞尚阿、琦善都以大学士的身份担任钦差大臣，率领八旗精兵征讨，结果辗转延误失去战机，使得太平军乘机发展壮大，至此才知道八旗军之不堪大用，正是这个时候，才开始任用汉人委予重任。所以，金田战役，实际上可以算是满汉官员间权力开始消长的最早开端。等到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崛起于湖南、湖北，已经成为江南的重要力量时，（朝廷）依然还是命满洲旗人官文以文渊阁大学士身份担任钦差大臣。当时的朝廷虽然已经不得不倚重汉人了，但又怎会很快就真心地信任这些汉人呢？曾国藩、胡林翼竭尽全力和官文搞好关系，每当有军事议折上报时，总是将官文的名字署在最前面，有功劳的时候归到官文身上。捷报的奏折，也要等官文过目后才发。这种谦让固然可敬，但在背后所深藏的苦心也十足可悲。试着翻看一下《曾文正集》会发现，自从战场大捷，收复南京以后，曾国藩的内心里每天都战战兢兢，如芒在背。曾国藩这样一个在学识功底和为人修养方面都做得面面俱到的人，尚且这样，更何况在很多方面还不如曾国藩有自信的李鸿章了。所以我说，李鸿章的地位，与两汉的霍光、曹操，明朝的张居正，以及近代欧洲各国和日本所谓的君主立宪国家的大臣相比，有完全不相同的地方，也是时势所导致的。
说到李鸿章的地位，还不能不了解中国的官制。李鸿章历任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等官职。从表面上来看，也可以称得上是位极人臣了。但是，清朝自从雍正年间以来，政府的实权，都掌控在军机大臣手里（自从同治以后，总督、巡抚的权力虽然越来越大，但也要依具体情况来看，不可一概而论），所以一个国家在政治上的功过，军机大臣应当承担大部分的责任。虽然李鸿章在担任总督、巡抚的时候，具有一定的实权，和一般总督、巡抚存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是要把国家近四十年以来在政治策略上的失败完全都归在李鸿章一个人身上，自然也不对，有很多事并不该他来承担。试列举自“同治中兴”以来，比较有实力的军机大臣如下：
第一，文祥、沈桂芬时代 同治初年
第二，李鸿藻、翁同龢时代 同治末年及光绪初年
第三，孙毓汶、徐用仪时代 光绪十年至光绪二十一年（1884年～1895年）
第四，李鸿藻、翁同龢时代 光绪二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5年～1898年）
第五，刚毅、荣禄时代 光绪二十四年至今（1898年～1901年）
[按语：从这张表中，也可以看出满汉之间权力此消彼长的迹象。在太平天国、捻军造反之前，汉人中没有真正能执掌大权的人，文文忠（文祥，谥号文忠）提拔了沈文定（沈桂芬），实为汉人执掌政治大权的开端。在此后李文正（李鸿藻）、翁师傅（翁同龢）、孙毓汶、徐用仪两位兵部尚书相继掌权，抛开这些人的贤能与否不说，大体上到了同治年间以后，不光封疆大吏汉人占了一半以上，就连京畿要地，汉人的实力也大增。但到了戊戌年八月以后，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这里面的种种情节，说来话长，因与本书的主旨无关，不再具体展开论述。]
由此来看，也便可以知道与李鸿章共事几十年的都是些什么人。虽然这些人是否贤能，是否具有才干，不好展开细说，但是大体上可以讲都并非是和李鸿章同心同力，有共同思想见识、共同理念和信仰的人。所以李鸿章对德国宰相俾斯麦所讲的那些话语，说得确实是有道理的！更何况还存在着一些唯唯诺诺的军机大臣，他们只会溜须拍马，依圣旨行事。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对李鸿章产生同情心理。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有意袒护李鸿章，并为他推脱责任。即使李鸿章真的能掌有实权，可尽情施展其心中抱负，我认为他所达到的成就也绝不会超过其现在。为什么呢？因为李鸿章本来就是个没有学识的人。假如李鸿章真的是个豪杰的话，那么凭借着他所处的地位，怎么会不能够继续增强力量，广泛培植自己的势力以期将他的政策推行天下呢？像格莱斯顿、俾斯麦这些人，难道他们的成功都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吗？所以我也很难为李鸿章作辩护。把中国政治策略上的失败完全归咎在李鸿章一个人身上，对李鸿章自然没有什么可怜悯的，只不过那些执掌实权误国的机要大臣却因此找到理由推脱其罪责，而我四万万同胞当中那些放弃了国民责任的人，也将因此无法再清楚其自己身上的罪责。这就是我看到李鸿章的地位与处境以后，不得不反复地为他加以辩护的原因。至于他有什么样的功绩、什么样的罪责以及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我将在后面展开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