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家世
欧洲势力逐渐向东延伸的趋势
中国内乱的发生
李鸿章与曾国藩之间的关系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亲名进文，母亲沈氏，生有儿子四人。长子李瀚章，官至两广总督；三子李鹤章、四子李昭庆，都投身军旅并立有战功。李鸿章排行老二，生于道光三年癸未（1823年）正月初五，小时候在一家普通的私塾里读书，为参加科举考试作准备，到二十五岁时中进士，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入翰林院，那一年是丁未年。
李鸿章刚刚出生的时候，正好是法国大革命的风波平息的时候，绝世英雄拿破仑被流放后死于囚禁他的荒凉孤岛上。西欧大陆上的局势也已经平定下来，各个国家间不再互相侵略，而专心于养精蓄锐、休养生息，以便将战略目标转移到东方。于是几千年来维持大一统局面的中国，便逐渐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麻烦事。伊犁划界条约，被在北方的俄国人单方面撕毁；而在南方，英国人开始挑起鸦片战争。整个世界进入了多事之秋，而此时也正是国家急需要有识之士的时候。加上瓦特新发明的蒸汽机的原理得到广泛使用，大型军舰、轮船等得以乘风破浪开往远方，世界各国间的距离仿佛被大大地缩短，天涯之远的国度也变得近在咫尺。苏伊士运河开凿成功，进一步拉近了东西方的距离。西方势力逐渐进入东方，这股力量迅速席卷而来、奔腾澎湃，如同狂飙，又同惊涛骇浪一般，呼啸着、汹涌着，冲击并侵蚀着海边的岩崖，天地日月为之变色，东方各国无法遏制，也难以抵抗。可以说自李鸿章出生以来，就正好是中国与世界开始发生种种联系的时代，也是中国与世界列强间的交涉最为艰难的时代。
再看看中国国内的情况，则是自乾隆皇帝以后，盛极而衰，百姓穷苦不堪，官员骄横放纵，疆域内的麻烦事越来越多。于是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便发生了湖南、贵州红苗叛乱。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造反，蔓延到全国五个省，历时九年。嘉庆九年（1804年）消耗了二亿两白银的军费，才勉强将其形势控制住。与此同时，海盗蔡牵等人，以越南作为老巢，不断出海侵扰两广、福建、浙江等地，大肆烧杀劫掠，沿海民众受尽煎熬，到了嘉庆十五年（1810年）才被平定。紧接着，又有天理教李文成、林清等起来作乱，惊扰了山东、直隶两省。同时，陕西则传来劫匪作乱的警报。到了道光年间，又爆发回疆的张格尔叛乱，边境陷入混乱，人心惶惶，直到朝廷派重兵前去征讨，用了七年时间才将其平定。这些事件之所以连续发生，是因为在嘉庆道光年间，国力日渐衰退，民心的躁动已经达到了顶点，然而满朝上下还到处都是醉生梦死的人，依旧文恬武嬉，一片歌舞升平。下层民众对自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生活，没有什么办法申诉，这种状况让当时的有识之士不禁感到了担忧。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流血的历史。所谓的人才，也是杀人的人才。纵观古今历史当中的大事，会发现只有在乱世才出英雄，而和平年代则没有。时势发展到嘉庆道光年间这种地步，于是到了道光、咸丰末年，那些所谓的英雄们，都开始磨刀霍霍、跃跃欲试，等待着改朝换代的时机来临。大概是由于中国自建立国家以来，从来就没有普通民众参与国家政事的先例，当百姓被官吏所欺压、威逼后，又对这些暴政没有可申诉的途径时，所采取的反抗手段只有两种：轻的则是罢市，重的则是起兵造反，这也是情急之下无可奈何的举动。而且，改姓换天命、改朝换代，都被大家看作是很平常的事，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念深入人心。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都是地痞流氓出身，今天还是一个盗贼，明天就摇身一变，成为了神圣的帝王，只要厉害的就尊崇，没有其他可讲的道理。正是有了这样的风气，这样的心理，所以历朝历代的平民揭竿而起的事情在史书中比比皆是、不绝如缕。在这些暴乱和起义间，往往会有几百年时光的天下太平，而这也不过是在经历了前面的战乱、杀戮之后，人们对战争感到厌倦，加上人口锐减，谋生较易，或者是帝王统治有方，通过小恩小惠笼络了民心，获得了威望，缝缝补补，取得一时的安定罢了。实际上，在整个国家内，动乱的隐患从来就没有彻底地消失过，只要稍有一些机会，这些隐患就会再次生根发芽、卷土重来。所以说，几千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充满了血腥，肝脑遍地，涂抹其间，这一点没有什么可避讳的。清朝从关外兴起，入主中华，在我国国民长期以来的自尊自大、蔑视外族的心理下，内心自然不会不存在一丝不满。所以自从明朝灭亡以后，明朝的遗老遗少们在私下结成的以恢复明朝为目的的秘密党会，两百多年以来，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一直蔓延在十八个行省之内，到处都是。之前虽然多次煽动造反，但是由于英明的帝王相继出现，所以都没有成功。不过情绪郁积久了，也必然会爆发出来。等到道光、咸丰两朝以后，官吏愈发变得庸碌、顽劣，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这种现象已越来越明显。加上错误的政策众多，国耻一个接一个，于是怀有民族热情的忠义之士便想要清扫雾霾以破旧立新；狡诈奸猾之人则想趁火打劫，心存非分之想，这大概也就是所谓的“形势使然”吧！于是一代英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人，也因此而崛起；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也因此而崛起。
李鸿章最开始时作为优贡生而客居北京，因他的文学才能而受到曾国藩赏识。于是拜曾国藩为师，日夜跟随，学习儒家义理以及经世致用的学问，其一生的学养，实际上都是来源于这时的积累。等到后来李鸿章又进入了翰林院，但还不到三年的时候，金田之乱爆发了。洪秀全以一普通民众的身份在广西揭竿而起，仅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就席卷、蹂躏了大半个中国。东南地区的重要城市，相继陷落，所到之处，土崩瓦解，让人们产生了极度的恐慌和不安。当时李鸿章正在他的老家安徽，为安徽巡抚福济和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参赞军务。那时庐州已经陷落，敌军分兵驻扎在附近地区，形成犄角之势，福济一心想要收复庐州，却无奈实现不了。于是李鸿章建议先攻取含山、巢县，从而切断敌人的援兵。福济便授予李鸿章兵权指挥军队，很快就连续攻下了这两个县，李鸿章通晓军事的名声便流传开来，这时正是咸丰四年（1854年）十二月。
等到洪秀全攻下武昌的时候，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正在家服丧，李鸿章奉旨帮办团练，其慷慨激昂，练就一支精兵，以解救国家危难为己任，湘军由此而兴起。湘军，乃是淮军的母体。那时的八旗、绿营这些旧军队，都懒惰颓废，胆小怯懦、不堪大用；他们的将领都是些庸碌无能，尸位素餐的人，不能尽忠职守。曾国藩深刻洞察大局，认识到想要改变军队现状，如果不是将其彻底根除重建，必然不能产生效果。所以他广泛招揽人才，统筹全局，坚忍刻苦，百折不挠。清朝军队战斗力恢复的时机，实际上正是开始于这个时候。
洪秀全占据金陵以后，逐渐变得骄横放纵，不断内斗，自相残杀，腐败到了极点。假如当时有得力的将领和军队，全力出击的话，那么太平天国转瞬间就可以剿平。但是官兵的骄横和腐败，比太平军还严重。咸丰六年（1856年），向荣指挥的金陵大营被击溃，十年（1860年），钦差大臣和春、江南提督张国梁指挥的金陵大营再次被击溃。导致江苏、浙江相继沦陷，一时间，敌军的士气与咸丰初年相比，更为高涨。加上咸丰七年（1857年）以来，清朝与英国间开始发生战争，当张国梁、和春阵亡之时，正好是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之日。天时人事，种种不顺交相进逼，到了这个时候，大清十代祖宗传下来的基业，已经命悬一线。
曾国藩虽然统管军队十年，然而所负责的仅仅是两湖、江皖一带的事。这固然和曾国藩深谋远虑、慎重行事，不追求急效，采取脚踏实地、稳步前进的策略有关；也和朝廷委任不专，事权不统一，从而使得他不能尽情施展心中之志有关。所以，当军队迁徙转战于湖南、湖北、江苏、安徽等省时，在其间因地方官员所牵制而延误战机的，不止一次两次，使得他很长时间内始终不能建功立业。等到金陵大营再次溃败的时候，朝廷才意识到，除了湘军之外，已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力量了。于是在十年四月，任命曾国藩代理两江总督，很快，又授予他实权，并封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地区的军事事务。到这时，兵权和财权，才集于曾国藩一身，他才得以与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合力进击苏州、安徽、江苏、浙江一带，也在这个时候，大局才开始有了转机。
李鸿章在安徽巡抚福济手下做幕僚的时候，福济曾上书推荐他做道员，然而由于遭到郑魁士阻碍，最后没有被成功举荐。当时，还谣言四起，诽谤他的言论到处都是，使得李鸿章几乎都不能再在乡里立足。后来虽然被授予福建延邵建的道员遗缺，却基本上只拥有虚名，而无实职。到了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率军转战到建昌，李鸿章便前去拜谒，随后就留在曾的手下做幕僚。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曾国藩派调在抚州的湘军旧部四营，又新招募了五营，让其弟曾国荃做统帅，开赴景德镇协助围剿，而李鸿章作为参谋也跟随一同前往。肃清了江西的太平军以后，李鸿章又在曾国藩的大营里待了两年多时间。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商议建立淮阳水师，奏请增补李鸿章为江北司道，没有获得批准；又举荐李鸿章为两淮盐运使，奏折送到北京时，恰好赶上文宗北逃至承德避难，便被搁置下来，不了了之。这时李鸿章已经三十八岁了，还怀才不遇，内心抑郁万分，只有拍腿感叹岁月蹉跎，半生已过，自认命运不济，不敢太奢谈功名利禄了。唉！这是老天有意要磨砺李鸿章吗？还是老天想要恩赐李鸿章呢？让他困顿不堪、颠沛流离的这十几年，练就了他的气度，增长了他的才干，为他日后担当大任做好了准备。而跟随着曾国藩的军队做的几年参谋，又像是李鸿章进入了一所锻炼能力的实践学校，所获得的经历让其终身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