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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我接一电话，上来就问我挣钱不挣，我说你丫没病吧，我知道你谁呀，对方说连我都听不出来，我说听着耳熟，有点儿像给唐老鸦配音的那人，他说我你大哥，我说我还你大爷呢，他又说我找你写过剧本呀，这么快就忘了。哦，原来是那个被王大鹏逮起来的影视公司老板。
我问他什么时候出来的，他说根本就没进去，上个公司的法人代表是他弟弟，出了事他弟弟顶着，而且合同也是他弟弟签的，所以他至今逍遥法外。他还说最近又成立了一公司，还搞影视，问我想不想入伙，我说上回忙乎了半天，一分钱你也没给我，这种事情你还是找别人吧，他说那件事儿是我不对，不过这次绝对是真的，我要是骗你我就是孙子，你要有兴趣，我们就继续合作。我说，那好吧。
就这样，我又有了工作，跟随一个五人的摄制组拍摄文娱片，制作完成后卖给北京台和各地方台播出，所以我们的名片一律印制“北京电视台编导”的头衔，以便各处招摇撞骗。名片这东西可不就是明着骗。
这里有我两个同校师兄，先我进来一个多月，管技术的，我还他乡遇故知似的没事儿就找他们聊天，可他们对我严冬般寒冷，简直热脸蛋贴到冷屁股上，后来瞧他俩那操行，我也懒得搭理了，形同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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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老板从哪儿弄了一辆“别克”，每天都是一个人开着它上班工作，回家睡觉，喝酒洗澡。后来不知道他从哪儿挖来一个野模儿，她整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陪伴老板上班工作，回家睡觉，喝酒洗澡。再后来，这个女孩成了我们的节目主持人。
女孩叫阿灿，人漂亮，文化低。一次我们赶了个大早，去某风景秀丽的河畔出外景，摄像机位摆好了，反光板打好了，话筒吊杆也架好了，只要阿灿把几段串场词说下来就OK，可她的表现让我们大失所望，不足百字的台词，反复说不利索。太阳越升越高，我们缩小了摄像机的光圈，阿灿对着摄像机仍然吞吞吐吐，词不达意。吃过午饭，我们继续拍摄，情况如初，太阳慢慢向西边靠拢，我们又增大了光圈，无奈地看着阿灿对着摄像机语无伦次。终于，在深夜的时候，我们完成了拍摄，幸好出门的时候我们多个心眼，带了照明灯。
老板看了这期节目的样带，并未对内容做出具体修改意见，只是说以后最好白天出外景，别赶在晚上。我们点头说是，有苦难言。老板还说，主持人出镜时一定要打出字幕，让全国人民认识我们的主持人。我心说，主持人是你一个人的，不是我们的。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在拍摄前三天便将台词交给阿灿，台下三天功，台上一分钟，希望她能在拍摄的时候一气呵成，可阿灿根本不往心里去，面对摄像机的表现依旧拙劣。我们不好说她什么，也许她确实繁忙，总被老板使唤，就像我们被老板使唤一样。尽管同为使唤，性质却不一样。
制作节目时，我们自始至终将画面上打上阿灿的名字，老板见有了名字，便不再审查节目质量，我们也算得以过关。
后来公司接了几个广告的活儿，涉及产品从塑身内衣到男士营养液，老板要求一致以阿灿为拍摄主角。我们只好照办，拍内衣广告的时候，让阿灿在不暴露过多风情下，以坐、卧、站、趴等姿势在镜头前搔首弄姿一番，拍壮阳口服液的时候，把阿灿脸蛋画得红红的，一脸的幸福，旁边一个面黄肌瘦、跟柴鸡似的女人不无羡慕地说，“我老公工作忙、应酬多，到了家就筋疲力尽，哪像你们家那位。”这时阿灿说，“心动不如行动，多亏有了XX口服液，他好我更好！”
这样，当我们的节目在电视台播出的时候，不仅主持人是阿灿，连中间插播的广告都是阿灿拍的，阿灿铺天盖地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为人民所熟知。老板得意地说，要的就是这样。然后和阿灿钻进“别克”，向灯火阑珊处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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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绸道模特公司办了一个全国大赛，阿灿要参加，老板不让，他清楚这里面的暗道玄机，怕她跟别人跑了。但阿灿执意参加，她说你是我什么人，你又不和我结婚，我干嘛要听你的，把老板问卡了壳。他只好说，随便你吧。
比赛那天，阿灿自己花钱买了门票，邀请我们去现场加油，老板找了个借口，没去。
比赛在电视台的演播大厅举行，非现场直播。我们坐在第三排，第一排是评委，第二排是赞助此赛事的各企业老板。
在隆重的音乐声中，女模特出场了，身着晚礼服，仪态端庄，亭亭玉立，台下掌声雷鸣。我们看到阿灿挂着29号牌子款款走来，龇牙咧嘴，倍儿高兴的样子。
女模特第一轮展示过后，开始男模特亮相，观众纷纷离开座位去上厕所、抽烟、打电话，转眼间所剩无几。男模比赛在冷冷清清的观众和稀稀拉拉的掌声中草草结束，女模泳装大赛开始，观众不知从何处突然冒出，现场再次座无虚席。
女模们穿着比基尼在台上扭腰摆臀地走来走去，光彩夺目，还往腿上抹了油，两条腿又长又白，长得跟等着下锅的油条似的。个别女同志因为臀部丰满或裤衩太小，而露出两侧屁股蛋子上的肉，明晃晃的，其中一个模特一定是大病初愈或带病参赛，我清楚地看到她屁股上还有两个针眼，一边一个。
更绝的是，泳装展示的背景音乐居然用二胡民族小调，多数选手面无表情地在台上走过，腰间挂着自己的号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是谁家过不下去了，在卖姑娘。
这一环节阿灿穿了一身火红的比基尼，分外妖娆，表现极为突出，我听见坐在前排的一个老板对评委说：“我去找29号聊聊。”就去了后台。这个老板我们都认识，经常在电视上抛头露面，是某知名民营企业的老总，曾放话，他的企业在未来五年内将成为国际品牌，登上世界的舞台。
不一会儿，该老板回来了，微笑着说：“搞定了，你们控制一下吧。”然后塞给评委一个挺厚的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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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的最后一个环节是综合素质考察，我们替阿灿捏了一把汗，太清楚她的底子了。但阿灿的表现出乎意料，用口若悬河描述都不为过，让我们惊讶不已。这时候评委回过头向那个老板会心一笑，后者回复了微微一笑，说，非她莫属了吧。
而另几个模特在此环节中的表现都不尽人意，被主持人问得瞠目结舌时，台下居然响起了女观众幸灾乐祸的笑声，评委又回过头跟老板说，没人罩着就是不灵。
本次大赛设立了秀发、肌肤、气质、上镜、网上人气、风度、身材、潜质、亲善、形象、台风等奖项及优秀奖十名，季军三名，亚军两名，冠军一名，所有参赛选手无不手捧奖杯，满载而归，却苦了主持人，一口气要念这么多人名。
阿灿不负众望，拿了冠军，却让我们的老板失望至极。
随后的颁奖仪式，各企业老总走上舞台，满面淫笑地向佳丽们颁发奖品。那个民营企业的老总将金灿灿、看上去沉甸甸的桂冠戴在阿灿的头上，可能是阿灿脸小得可爱，桂冠几次从头上滑落下来，看来冠军不是谁都能当的。但别的不说，至少阿灿有身材有脸蛋，就算对得起观众，不像几家企业的女领导，说不利落“祝本次大赛圆满成功”的话倒也罢了，偏偏还要让模特们簇拥着她风韵不存的身体合影留念，也不嫌砢碜，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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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届比赛让阿灿一举成名，人往高处走，阿灿就自然而然地离开了老板甲，跟了老板乙。她说她也没办法，因为比赛那天，她和那个老板在后台签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能保证她获得季军以上的名次，而代价就是三年内的一切行动听从他的指挥。当时阿灿太想获奖了，想都没想，就签了。
告别那天，前老板说我开车再送你一程吧，阿灿说不用了，我的车就在外面，我们送阿灿出来，见一辆火红的“宝马”跑车正停在公司门口。
后来得知，阿灿同我年龄相仿，生活水平却超前我许多，也算自食其力，劳动所得。男女平等的口号喊了这么多年了，到现在仍旧无法彻底平等，只要女人有模样，能比同龄男人至少提前10年实现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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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灿走了，就没了主持人，原节目也换了，被改为演播室的谈话栏目，每期策划一个主题，都是老百姓特别感兴趣的，然后高薪聘请三个该领域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拍完了依然全国播出，节目就叫《三国演义》。
正好这段时间美伊战争打响，于是选题多以此为主，三个四十好几的男人，正经事儿不干，整天没完没了地拿萨达姆开涮，既满足了自己唾液飞溅的欲望，又挣到钱，我算看出来了，凭张嘴就能吃饭的职业有两种，一种是叫花子，一种是主持人。
除此之外，公司还揽点儿广告、专题片一类的屁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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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我在机房剪片子，其中一盘外景素材是在东方广场拍的，我在带子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而过，进了大楼。我倒回带子，重放一遍，那个身影再次掠过，太像雷蕾了。我又倒回带子，将画面定格，这只是一个侧面，我不能完全肯定她就是雷蕾，但是，画面中人穿了一双扎眼的黄色运动鞋，这双鞋我见雷蕾穿过，难道就是雷蕾？
我找到那天的摄像，问画面上的时间，他说是上周五拍的，大约早上八点半，拍完这个画面后，就去了王府井的小吃街喝豆汁，喝完豆汁他看了看表，八点五十，想想没啥可拍了，就回了公司还机器。
那么雷蕾在这个时间进入这座大厦去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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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每天早上八点半不到，我便等候在东方广场的电梯口，目不转睛地在过往的人群中寻找雷蕾的身影，等到八点四十，就坐地铁赶往军博，我的公司在那里，九点钟还要上班。有一天我在门口苦苦等待的时候，居然有人把我当成写字楼的保安，让我去帮他们抬桌子，抬完桌子我差点儿又上班迟到。
这种事情以前也在我身上发生过。和潘娜好的时候，我每天都早早起床，去她家马路对面的早点铺，边吃边等她。自行车铃一响，就代表她来了，听到清脆的响声，我一抬头，便看到她向我招手，于是把剩下的两个包子塞进嘴里，抹把嘴跑出去，和她一同骑车上学。
有些时候不知道谁那么讨厌，好像知道车铃是我们的暗号似的，打这儿经过就按两下，我抬头一看，不是，就低头继续吃，刚吃上一口，车铃又响了，我又抬头一看，还不是，便又低下头喝粥，才把勺拿起来，又听见车铃响了，再抬头一看，依然不是，于是我就不再理会，只顾低头吃自己的，任车铃响遍大街小巷，直到粥足饭饱，才仰起脑袋，看见潘娜背着书包站我面前，怒不可遏：“吃吃吃，就知道吃，我车铃都按坏了！”
还有时候我去得早，而潘娜又磨磨蹭蹭，我吃完了她却迟迟不来，服务员开始撤餐具，边收拾边说：学生，吃完了就走吧，早点儿去学校看看书，别跟这儿耗着，我们这里不宽敞，那边还站俩老头等着喝炒肝呢。遇到这种情况，我只好一咬牙：我还没吃饱呢，再来一碗馄饨！
有一次潘娜生病，没来上学，可是我并不知道，左等右等她不来，服务员已经撤了我两遍餐具，但为了能坐着等，我还是叫服务员再上一屉包子，服务员瞪大了眼说：你再吃可就三屉了！我说：您这儿的包子太好吃了，一会我可能还吃第四屉。
吃完这屉包子，我彻底坐不下了，挺着肚子去找潘娜，当得知她发烧今天不去上学后叫苦不迭——三屉包子，一共三十个，还有两碗粥，把我折磨得苦不堪言。晚上回到家，看见妈为我准备了一桌子丰盛的晚餐，我直翻白眼，妈以为我病了，得了厌食症，找出山楂丸给我吃，我说我想吃酵母，妈说看来真病了，发烧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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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雷蕾就更辛苦了，不要说边吃边等，连坐的地儿都没有，一次我实在是站累了，就打算坐地上歇会儿，还没等蹲下，就过来一个保安说：要饭一边儿要去，出门左拐，那儿有地下通道。我一听就不高兴了：我哪点儿像要饭的，要饭的有我这样的吗！我指着身上的名牌衣服说。保安说：名牌怎么了，要饭的就不能穿吗？看来责任不在保安，在要饭的身上，你们穿的越来越好，一点儿职业特点都没了，太伤我们自尊了。
东方广场门口倒是有咖啡馆，里面也卖早餐，但不是我消费的地儿，假若我天天泡在这里的话，工资连保证我每天早上吃饱都不够。我可能吃了，特别是早点，通常是一碗豆腐脑，两个茶鸡蛋，三张糖油饼，如果是油条就得六根，这都是潘娜培养出来的。
等了几天，我突然感觉自己很荒唐，有一点足以让我放弃这种做法：如果那天雷蕾仅仅是路过此处呢？
于是，我每天多了二十分钟的睡眠，不再去东单坐地铁上班，改从家直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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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某地自清末明初就是贫困县，每年靠国家救济度日，今年又逢百年不遇的暴雨，水灾严重，国家救济显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当地政府想出一计，请来北京媒体，对该情况加以报道，以得首都乃至全国人民的援助。
因为公司刚给当地一家企业拍过广告，赚了一些钱，这次人家打来电话，请我们过去，一切费用对方负责，老板说那就去吧，做人要讲良心，于是我受命扛着摄像机去了机场。
这次行动老板给我指派了一个公司的摄像，我没要，他根本不是摄像的料。上次拍《三国演义》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女嘉宾，前卫作家，穿了一件薄若蝉翼的衣服，他为了看得更清楚，就把特写镜头推至人家胸口处，倒是真能看清里面胸罩的花边，可是画面没法用，看不见脸，只有一个随呼吸起伏的胸部，白白浪费了两盘带子，他却说没关系，回头卖给哪个三级片导演用。
我上了飞机一看，全是脸熟的北京记者，摄像机、照相机，长枪短炮，当地政府真挺下本儿。
下了飞机，欢迎队伍分列两旁，我们踩着泛黒的红地毯，走上大巴，前面警车开路，后面人群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坐了近四个小时的汽车，终于抵达贫困县，一路颠簸，人困马乏。我们被带进县政府宾馆，酒席早已摆好，没看出贫困在哪里。
众人就坐，县长举起酒杯，抑扬顿挫说：“欢迎大家来我县视察工作，鄙县穷山恶水，生活艰难，为表谢意，特备酒席一桌，菜陋饭简，不成敬意，我代表县人民政府、人大常委，敬大家一杯，祝各位身体健康，合家欢乐，事业有成！”然后一仰头，把酒喝了，我也不得不干掉杯中酒，因为刚才县长的义正言辞让人感觉，如果不喝，就是跟政府作对，就是人民的公敌，天理不容，就地正法。
随后，县长边给众人倒五粮液，边倾诉苦衷，山珍海味络绎不绝地端上来，在这里，我吃到许多平生第一次吃的东西。
这哪儿是扶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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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众人对饭菜的兴趣远胜于县长的讲话，县长知趣地闭上嘴，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咀嚼，直到盘干碗净。然后，县长邀请我们出去坐坐，说下面还有节目，几个记者立马来了精神，眼睛开始放光。坐了一天的飞机和汽车，齁累的，我早没了闲情逸致，就提前告辞，回屋睡觉了。
房间是早已准备好的，为了方便，还是一个人一屋，想的够周全，其实大可不必。进了屋，见桌上摆了一个手提袋，里面装着烟酒茶糖还有招商项目指南和投资手册各一本，明显是让我们带走的。
可是到了离开的那天，为了轻便，我还是将两本书放回桌上，也不知哪里来的兴致，还在墙上题诗一首：
《意思》
烟酒茶糖
我带走
意思领了
剩下的两本书
就不拿了
千万别说我
不够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