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王攘夷”战斗口号的提出，宣告了日本近代时期的到来。“尊王攘夷”即“匡复王政，驱逐夷狄”。这一口号提出的目的，是使日本免遭其他国家的侮辱，并可以使其恢复到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那个长达十个世纪的黄金时代。在日本的近代时期，京都天皇朝廷是最为反动的。所谓天皇派的胜利，是指在天皇拥护者的心目中，可以让外国人受到屈辱，并且将他们驱逐出去，并且能够重新恢复日本的传统生活方式，剥夺“改革派”在国内外事务上的发言权。日本强大的大名成了倒幕派的先锋，他们只想通过“匡复王政”的方式来取代德川氏，进而统治整个日本，其实也就是表面上更换一下当权者。而农民们却讨厌“改革”，只是盼望能多保留一些自己收获的稻米。武士阶层则希望继续保持俸禄，并且能在战场上挥刀杀敌，建立功勋。在财政上支持王政复古派的商人们，却从未指责过封建制度，只希望能够推行重商主义。
1868年，倒幕势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使日本步入了王政复古的时代，这标志着“双重统治”的结束。以当时西方人的标准来看，胜利者推行的是一种极为保守的孤立主义政策，但新政府却在一开始就采取了相反的方针，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新政府成立后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大名在各藩镇的征税权。二、收回了“版籍”，把原来按照“四公六民”规定中，本该交给大名的“四成”归入政府。但是这种剥夺并不是无偿的，政府会发给每个大名相当其正常收入一半的俸禄作为补偿，同时，还免去了他们培养武士以及进行公共建设的费用。武士其实和大名一样，都从政府中领取俸禄。三、在新政府成立以后的五年中，又改革律法，废除了等级间的不平等制度以及标志着等级、地位的服饰，甚至于1871年下令“散发”（今指“散发脱刀”），允许人们自由剪发，并废除佩刀，从而破除旧习，提倡“文明开化”，至此贱民被彻底解放了。四、新政府还废除了禁止土地转让的法令，撤销了藩与藩之间的关卡，取消了佛教的国教地位。五、到1876年，还把大名及武士的俸禄折成偿还期为五至十五年的秩禄公债，并一次性给付，其数额则按每个人在德川时代所领取的固定俸禄额而定。这一笔钱为供他们日后创办新式的非封建性企业提供了经济支持。“早在德川时代，就已经有了商业金融巨子与封建土地贵族的特殊结合，这种新式企业的创办，无非是证迹俱在事实的最后确立。”
但是，新生的明治政府有些重大改革措施是不得人心的。当时，大部分人认为1871年至1873年侵略朝鲜的战争所带来的实惠，远比这些改革措施显得更有现实意义。而明治政府非但没有动摇其彻底改革的方针，还否决了侵略朝鲜的计划。这也体现出明治政府的施政方针，与那些为建立明治政府而艰苦奋战的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形成了强烈的对立。以至于在1877年，这些对立派的伟大领导人西乡隆盛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政府叛乱活动。他的军队代表了尊王派，维护封建制度的全部愿望，而明治政府在“王政复古”实现后的第一年，就背叛了这种愿望。于是，明治政府招募了一支义勇军，完全由一般平民组成，击溃了西乡隆盛的士族军队。不过，这次叛乱活动也足以证明，当时新政府的改革方针引起的国内不满情绪有多么的强烈。
除了上层党派之间的不满以外，下层农民的不满也是同样的强烈。从1868年到1878年，即明治政府成立的最初十年，曾爆发了至少190起农民起义。直到1877年，新政府才意识到严重的国内矛盾，开始有意缓和，减轻了农民身上背负的重税，由此看来，这也充分说明了，在明治新政府的眼中根本就没有广大的农民们的存在。农民们除了不满重税以外，还反对建立学校、实行征兵、丈量土地、下令散发、给贱民平等待遇、官方对佛教的限制、使用阳历，以及强制改变许多他们久已习惯的生活方式等措施。
那么，是什么人让这个刚上台的“新政府”推行如此激烈而又不得人心的改革呢？是在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下，日本自身所固有的特殊习俗孕育下的下级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联盟”。然而这些武士并不是普通的下级武士，他们作为明治政府的心腹家臣，担负着重要的职责，他们手中掌握着政治大权，想通过权力来磨炼其政治手腕，他们还经营和管理各藩镇的垄断企业，如矿山、纺织、造纸等；而商人们则通过购买武士身份进入到权力管理阶层，并在武士阶层中普及一些必要的生产技术知识。最终这种武士和商人之间的联盟就把那些充满信心、精明强干的人才推到了政治舞台上，为当前的政府出谋划策并负责贯彻落实。其实，人才问题的本身，不在于他们出身于哪个阶级，隐藏着什么样的家庭背景，而在于他们自身为什么能如此聪明干练，并敢于将一些新事物付诸实践。19世纪后半叶，刚刚脱离中世纪的日本，其国力的衰弱程度犹如今天的泰国，但是在这样衰弱的情况下，却能产生一批能洞察形势、有预见能力的先锋领导人，他们成功推行了一个最能展现其政治手腕的大改革、大事业，其成功是任何一个民族曾尝试过，但未获得过的。但是改革是有利亦有弊的，这主要归因于领导人身上的优点和缺点，而这些优缺点又都来源于传统的日本人的民族特性，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探究这种民族特性的历史来源和发展趋势。现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明治政治家们是如何完成这一事业的。
明治政治家们根本没有把这次改革看成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当做自己的一项事业。他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强盛大国，无论是在经济上、军事上抑或是政治上。政治家们并不是封建制度的铲除者，他们既没有把封建贵族骂得体无完肤，也没有剥夺其经济财产，而是用丰厚的待遇去诱惑他们，使他们永远支持这个刚成立的政府。而且明治政府的改革也使得农民的生活有了彻底的改善，质量有所提高。然其之所以晚了十年之久，也是有原因的，与其说是阶级立场的不同，使得明治政府拒绝农民对其的要求，不如说是因为明治初期国库上的财政状况紧缺而导致的。
掌控明治政府政治大权的那些精明能干的政治家们，反对废除一切封建等级制度。他们提出的“王政复古”的口号，让天皇成为了一切的主宰，使得天皇的地位达到了巅峰，加强了中央集权，并因此废除了将军制，简化了等级制。除了国家内部的改革之外，明治政府的政治家们又废除了地方的藩王制，消除了人们是应忠于国家还是忠于藩王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些表面上的改革方针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等级制，只是简化了等级制的层级。那些被人们称为“阁下”这个高级称呼的新领导人，为了向本国的国民推行他们的卓越纲领，并使他们能够接受和完全服从，开始不断地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强制统治。政治家们采用恩威并施的方法，一边不断地施加压力，一边又在给予点点滴滴的恩惠，以求达到他们政治统治的目的。虽然明治政府采取了这种表面上看起来两全其美的方法，但是，在公共舆论的压力下，农民反对改用阳历、建立公共学校以及废除许多对贱民的不平等待遇等等方面，明治政治家们从来也没想要去迎合和接受他们的想法。
在上面我们所提到的明治政府采用了恩威并施的方法，其中的“恩”之一就是指在1889年日本天皇赐给人民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这部宪法的颁布，使得普通人民在国家中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地位，并设立了维护人民的议会。这部宪法是政团“阁下”们经过对西方各国宪法的研究、筛选和总结之后，才得以拟定完成的。不过，宪法的起草者金子坚太郎在颁布宪法的过程中，为了以防万一，便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用以防止舆论的侵扰和人民的干涉，负责起草宪法的机构是制度取调局，它是隶属于官内省的一个单位，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在这场改革中，明治政府的政治家们非常清楚自己实施改革的目的。在1889年，宪法草拟者伊藤博文公爵曾派遣金子坚太郎等五人，携带英文版本的日本宪法前往欧洲各国，征求四方的意见，而且还特意前往英国，就日本目前存在的问题，听取了斯宾塞的意见。这次会见经过了漫长的交谈后，斯宾塞特意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阐述了一些自己的意见，并将其寄给了伊藤博文公爵。关于日本的封建等级制度，斯宾塞在信中写道，日本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国家，而且在其传统的习俗中存在着一个利国利民、无与伦比的基础，应当加以培养和维护。他还说，日本人民对长辈的传统义务，尤其是对天皇的义务，是日本的一大优点，应继续保持。这样日本将会在“长辈”的领导下稳步发展，并能克服个人主义给国家带来的种种无法避免的困难。这封信坚定了明治政治家们的信念，他们对此都十分满意。因此他们在现代世界中，也努力保持着日本传统中所特有的这种“适得其所”的优点。所以他们在改革中并没有完全废除等级制，也没有破坏等级制这种传统习惯。
明治新政府的政治家们无论是在政治、宗教、经济还是在社会的其他活动领域中，都明确规定了国家和人民应保持的那种传统的“各安其分”的义务。但是整个义务的安排和履行却和美、英等国截然不同，以至我们经常会忽视其最基本的要点。统治阶层掌握着整个国家的政治大权，不需要服从于社会公众舆论。政府掌控在封建等级阶层最上层的人物手中，并不包括通过选举产生的人物。所以关于政治大事，人们是绝对没有任何发言权的。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在1940年，新政府的一些最高层的组织者可以随时“谒见”天皇，向天皇阐明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观点，有助于国家和人民。而这些组织者包括政府重臣、天皇身边的顾问，以及被天皇直接任命的官员，其中包括阁僚、府县知事、法官、各个局长及其他高官。而通过大家选举产生的官员就没有这种权利，也无法达到封建等级制中这么高的地位，享有这么高的待遇。由选举产生的议员，连最基本的发言权都没有，更别提其他方面的权利了，比如遴选干部、对内阁成员及大藏省或运输省局长的任命等等。这种经过普选产生的众议院，代表了日本所有国民的意见，它虽然有对政府高官提出质询或批评的某种特权，但却对官员的任命、政府的决策或财政上的预算等没有任何的发言权，也不受法律的维护。众议院除了缺少发言权之外，还受到不需经过选举而产生的封建贵族院的制约，贵族院中的贵族议员占了半数以上，还有四分之一是由天皇进行直接任命的。在律法上，贵族院对各种法律的批准权和众议院几乎是相等的，这又加强了政府对人民的一种封建等级性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