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日本历史故事中可以总结出两个主题：一个是错误那一方报复正确那一方；另一个是只要受辱就必须报复，即便侮辱自己的是主君。在日本文学作品中，这两个主题经常出现，故事情节也很多。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当代日本人的自传、小说和报道，我们就会很清楚地发现，尽管他们在传统思想里非常喜欢报复，但在现实生活中则和西方国家一样很少有报复行为，甚至更少。这并不意味日本人的名誉观念日趋淡薄，而是意味着对失败和侮辱的反应由进攻性越来越趋向于自卫性。他们对耻辱仍然很重视，但已更多地趋向以自我心理麻痹来代替挑起不必要的斗争。在明治维新之前，缺少法律制约的日本人更倾向于直接报复。到了近代，随着法律、秩序以及处理相互经济依赖的难度增大，因而转向了背地里进行报复，或者把它直接放在自己心里。一些人开始玩弄计谋报复自己的仇人，并让对方毫无察觉，事后他也绝不会承认。这有点像老故事中，主人把粪便暗藏在食物里，用藏有粪便的美食招待客人，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客人毫不知情，并暗中报复一下。今天，就连这种背地里的报复也变少了，更多的是把矛头转向自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把它当做鞭策，激励自己做自己认为“不可能”的事；另一种是让它慢慢侵蚀自己的心灵。
日本人对失败、受辱和排斥很敏感，从而很容易埋怨自己。在过去的几十年，日本的小说一直在描写有教养的日本人一会儿很忧郁一会儿又很愤怒。这些小说的主人公厌倦一切，厌倦生活，厌倦家庭，厌倦城市，厌倦国家。他们的厌倦并不是因为未达到自己伟大的理想，与伟大的理想目标相比，一切努力都是很渺小的。他们的厌倦也不是来自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日本人一旦有了要追求伟大使命的目标，厌倦情绪就会慢慢消失，无论这个目标有多遥远，厌倦情绪都会彻底地消失。日本人这种特有的厌倦，是一种对感伤太敏感的民族的病态心理。他们把害怕被排斥的这种恐惧会深入内心，不知道如何去处理。与我们熟悉的俄国小说中的厌倦心理状态相比，日本小说有所不同。在俄国小说中，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是小说主人公一切苦闷体验的基础。乔治·桑塞姆爵士曾说过，日本人缺乏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感。他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分析日本人产生厌倦心理的根源，而是为了表达日本人对人生的一般态度，以及他们的哲学是怎样形成的。当然，这种与西方基本观念的对立已经远远超出此处所指的特殊事例，但这和日本人无处不在的忧郁症却有着特殊关系。日本和俄国都喜欢在小说中描写厌倦情绪，这和美国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小说一般不写这种题材，而是把书中人物的不幸归咎于性格缺陷或社会的残酷，很少描写纯粹的厌倦情绪。个人与环境不协调总会有一个原因，作者让读者从道义上责备主人公的性格缺陷，或社会秩序中存在的弊端。日本也有无产者小说，谴责城市中令人绝望的经济状况或者渔船上的恐怖事件。但是，正如一位作家说的，日本的小说暴露出这样一种社会，小说人物生活在其中，情绪爆发时就像有毒的气体在四处飘散。小说的主人公或作者都认为没有必要去分析周围的环境或主人公的经历，用以弄清阴云从何而来。这种情绪来去自由，人们都很容易受到伤害。古代英雄喜欢向敌人发动攻击，现在的日本人则把这种攻击转向内在。在他们看来，自我忧郁没有明确的原因。虽然他们也会找些事情当做原因，但这些事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最多也不过是一种象征而已。
现代日本人对自身采取的最极端的攻击行为就是自杀。按照他们的信仰，最适当的方法就是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使后人记得他们。而美国人则谴责自杀行为，认为自杀只是一种自我毁灭，是屈服于绝望的懦弱表现。日本人则敬重自杀，认为它是一种光荣而有意义的行为。在某种特定情境下，为了自己的名声，自杀是最荣耀的行为。那些在年底还不了债的人，为了对某种不幸事故负责而引咎自杀的官员，相爱没有结果而双双殉情的恋人，以死相逼抗议政府未对中国进行战争的“爱国分子”等等，都像考试失利的学生或不愿被俘虏的士兵一样，把最后一击对准自身。有些日本权威人士说，这种自杀倾向在日本是新出现的，我们很难判断这种说法的确实性，但是统计表明，近年来观察者高估了自杀的频率。19世纪的丹麦和纳粹统治前的德国的自杀人数，比日本的任何时代都要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人喜欢自杀，就像美国人喜欢罪恶一样，两者都以此获得同样的乐趣。只不过与杀人相比，他们更愿意把这种乐趣建立在自杀上。借用培根的话来说，他们把自杀看作最喜欢的“刺激性事件”。议论自杀迎合了日本人的那种满足感，而其他话题却起不到这种作用。
对比近代日本与封建时期历史故事中的自杀事件，前者更加趋向自虐性。在那些历史故事中，武士为了免受死刑的侮辱，面对朝廷下达的死亡命令时，宁愿选择自杀，就像西方士兵宁愿被枪杀，也不想上绞刑架或者落入敌军之手遭受酷刑一样。武士允许切腹，好比一名普鲁士军官如果名誉扫地，他想秘密自杀，有时也会被批准一样。普鲁士军官犯了罪，他知道除了死之外，无法挽救名誉，在这种情况下，上司就会在他卧室的桌上放一瓶威士忌和一把手枪。日本武士也是一样，死是必然的，只不过可以选择死的方法，而近代日本人的自杀则是主动选择死亡。人们很少选择残害报复别人，而是把暴力转向自己。在封建时代，自杀行为最终是为了表明某人的勇敢和决绝，而如今的自杀则转变为主动选择毁灭自我。在最近四五十年间，如果日本人觉得“世界混乱”，或者“方程式两边”不相等、不平衡，或者需要用“晨浴”洗净污秽的时候，他们愈发倾向于毁灭自己，而不是害死别人。
在日本的封建时代，人们往往把自杀作为最后一步棋，以争取决定性的胜利，现代也如此，而且更将自杀当成最后一张王牌。德川时代有个故事很著名，说的是幕府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顾命大臣，担任将军的监护人，他曾经不顾其他重臣和幕府决策人的劝阻，当众抽刀袒腹，准备切腹自杀。这种威胁手段十分奏效，他推荐的人选最终继承了将军之位。他的自杀行动没有成功，但是已经达到了目的。用西方的话来说，这位顾命大臣是用“切腹”威胁反对派。在现代，这种带有抗议性的自杀行为已经不是谈判手段，而是变成为某种主义殉身，自杀殉道之所以出现，多半是因为提出的主张未被当局采纳，或者是抗议当权者签订某种协议（如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青史留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实实在在的自杀成功，才能影响舆论导向。那种虚张声势，摆摆样子进行威胁的，是不可能奏效的。
日本人在“名誉道义”遭受威胁时，会把攻击的目标指向自我，这种倾向虽然正在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使用自杀这种极端手段。有时自我摧残也可能表现为沮丧消沉，或是在日本知识分子中流行的那种十分典型的厌世情绪。这种情绪之所以在知识分子阶层无限蔓延，具有广泛的社会学原因。日本知识分子的过剩，使他们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显得很不稳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得偿所愿，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府怀疑他们散布“危险思想”，这使他们愈发地感觉受伤。日本知识分子往往把自我抑郁归咎于西化所造成的混乱，但这种说法并不靠谱。日本人的情绪波动，典型表现为从强烈的献身精神急转为极端的厌世情绪。很多知识分子都曾遭遇过这种心理转变，这是日本传统文化所固有的精神因素。20世纪30年代中期，许多日本知识分子采用传统方式摆脱这种厌世情绪。他们将国家主义作为人生目标，再次把矛头从自我内心转向外敌。对外发动极端主义的侵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重新发现了自身的价值，从而摆脱了恶劣的心态和情绪，甚至能感觉到有一股内在的巨大能量正源源不断地产生。他们觉得，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很难做到这一点，但却相信能用这种办法征服一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