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观察者看来，文化的自我修养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尤其是对那些在本国从不学习修养方法的观察者来说，到了高度信赖修养方法的国家之后，就最容易产生误解。他们会问，修养方法本身已经很明确了，为什么还要如此折腾自己？为什么要把自己吊在钩子上？为什么要气运丹田？为什么对自己这么苛刻，一毛不拔？为什么只注重修行一种功课，而不克制那些本应该训练的某些冲动呢？
美国的自我修养的方法和传统相对来说很不发达，他们认为一个人若已经选定了目标，他就会在必要时锻炼自己朝着目标努力，而锻炼与否要取决于他的理想、良心或维伯伦所谓的“职业本能”。为了当足球运动员，他要忍受严格的纪律；为了成为一个音乐家或成功的企业家，他可以放弃一切娱乐活动；为了良心，他也会拒绝一切邪恶和轻浮的举动。
但在美国，自我修养不像算术是一门专业性知识，可以完全脱离实际地学习。如果说美国真有这种修行的话，那就是欧洲某些宗教领袖或传授修炼方法的印度教牧师教的，基督教的圣特丽萨或圣胡安传授的冥想和祈祷等宗教性修行，在美国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了。
但是日本人却认为，不管是参加中学考试的少年、参加剑术比赛的人，还是贵族，都要在学习完应付考试的内容之外，进行自我修养。不管他成绩多好，剑术多高超，也不管他礼数多周全，他都必须放下书、竹刀或社交去修行。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要修行的，各阶层的日本人判断自己和他人时，有他们的通行标准和一整套关于自我克制的概念，但是不修行的日本人也同样认为自我修养的术语和实践，在生活中有一定的地位。
自我修养的概念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能培养能力的，另一类是能学到更多东西的。我把第二类称为“圆熟”。这两者在日本有很大的区别，目标在于产生不同的心理效果，有不同的根据，可以通过不同的外部标志来识别。本书中已叙述了不少第一类型的事例。如那位陆军军官在谈到演习时说，他的士兵平日演习长达六十小时，中间却只有十分钟的小憩，“他们都知道怎样睡觉，现在要训练他们的是不睡觉”。在我们看来，这种要求太过极端，但他们却只是想培养士兵的能力。他讲的其实是日本一种公认的精神驾驭术，即认为意志应当驾驭肉体，因为肉体可以经受一切训练，所以就算肉体受到了损害危及健康也不必不理会。日本人的“人情”理论也都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不管健康允不允许，也不论肉体本身经不经受得住，肉体都必须服从于人生大事。总之，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哪怕牺牲自我修养，都要发扬日本精神。
但是，日本人如此表述可能是过于武断了。因为，在美国日常用语中，“不惜任何自我修养的代价”的意思往往是“不惜任何自我牺牲”，而且有“不惜克制自己”之意。美国人的修养理论是，不管是外在修养还是内在修养，也不管修养是外部强加的还是自发性的，人都要从小开始进行修养而融入社会。修养的过程是压抑的，人们对这种愿望受到限制的做法非常认可，他必须作出牺牲，并且不免会被激起反抗情绪。这不仅是许多美国心理专家的观点，也是父母教育子女的哲学，这样来说，心理学家对我国社会作出的分析是确实饱含真理的。孩子到点“必须睡觉”，从父母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来睡觉是一种自我压抑。很多家庭的孩子已经进行过修养，知道人“必须”睡觉，却仍然要反抗，每晚大吵大闹表示不满。他的母亲还规定他“必须”吃的东西，包括燕麦粥、菠菜、面包、橘子汁等等，但美国孩子却学会了反对那些“必须”吃的东西。他总结出来凡是“对身体好”的食品都不好吃。这是美国的惯例，日本人听都没听过，而且在希腊等某些欧洲国家也看不到。在美国，成年就代表着不用管对身体好不好，可以吃好吃的东西了，也意味着摆脱了食品上的压抑。
但是，与西方人关于自我牺牲的一系列理论相比，这些有关睡眠和食物的观念都微不足道。父母要为孩子牺牲很多，妻子要为丈夫牺牲事业，丈夫要养活一家老小而牺牲自由，这些都是西方人关于牺牲的标准信条。对美国人来说，不需要自我牺牲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但实际上确实存在。在这种社会中，人们认为父母疼爱孩子是天性，女人喜欢婚姻多于其他生活，而丈夫也是做他喜欢的工作养活一家人，比如当猎手或花匠等，这怎么算是自我牺牲呢？如果社会作出这种解释，人们按这种解释而生活，那就不存在什么自我牺牲的概念了。
在其他文化中，美国人认为的那些“牺牲”都被看做是相互交换，有的把它当做是投资，以后会得到回报；有的认为别人帮过自己，现在就当是报答。在这类国家，甚至父子关系也是这样的。父亲在儿子年幼时的悉心照顾，儿子会在父亲的晚年和死后偿还。各种商业关系也都是一种民间契约，它往往要求双方对等，一方提供庇护，另一方则提供服务。只要对双方都有利，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在做出“牺牲”。
在日本，为他人服务是相互的，既要求对收到等量偿还的东西，也要求在等级关系上彼此承担义务。因此，自我牺牲的道德观所处的地位与在美国的地位截然不同。日本人总是特别反对基督教传教士关于自我牺牲的说教，他们主张有德之人不该觉得为别人服务就是压抑自己。有个日本人告诉我：“你们称为自我牺牲的事，我们认为那样做没什么，不觉得遗憾。不管我们为别人做了多大牺牲，我们也不觉得这是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也不觉得应当得到回报，我们是自愿做的。”日本人把复杂详细的义务作为生活的核心，当然不认为里面有什么“自我牺牲”。他们要求自己履行极端的义务，但传统的相互义务的约束力，又阻碍了他们产生“自我怜悯”和“自以为是”的感情，其实这种感情在个人主义感强烈的国家中是极易出现的。
因此，为了理解日本自我修养的习惯，就必须把我们的“自我修养”的概念周围的“自我牺牲”和“压抑”的累赘消除掉。在日本，一个人要想成为出色的运动员就必须进行自我修养，就像打桥牌一样，他们不会意识到这是在“牺牲”。修养过程本来就该很严格，刚生下来的婴儿虽然很“幸福”，却无法“体验人生”。只有经过“自我修养”，他才能充实生活，去“体验人生”。这种说法通常被译作“只有这样，才能享受人生”，修养能锻炼人的意志力，让人生更加开阔。
日本进行“能力”的自我修养，是因为它能改变他为人处世的能力。他们说，人们刚开始修养可能会觉得难以忍受，但慢慢地就会发现并享受其中的乐趣，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了，否则他就会放弃修养。所以，学徒要好好地做生意，少年要学习“柔道”，媳妇要学会满足婆婆的要求。当然，刚开始修养的人可能不习惯新要求，就想避开这种修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父亲会对他们说：“你希望的是什么？要体会人生，就必须进行一些修养，如果放弃修养，你今后肯定会后悔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事，你被人说三道四，我才不会管你。”用他们的话说，修养可以磨掉人“身上的锈”，会如人所愿地把他变成一把锋利的刀。
日本人如此强调自我修养的好处，但是他们的道德规范所时常要求的极端行为也真正压抑着人们，这种压抑还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反抗。美国人在游戏和体育运动中就能体会到这种区别，桥牌选手为了打好牌，绝不会抱怨为此做出的牺牲，也不认为自己为了成为桥牌名手而花费大量时间是一种“压抑”。但是，医生说，桥牌选手在下大注赌钱或想当冠军时，他们的精神高度集中也可能跟胃溃疡及身体过度紧绷有关。日本也有过同样的事情，不过由于日本人受到相互义务观念的约束，他们坚信自我修养是有利的，因此更能接受那些美国人难以忍受的行为。与美国人相比，他们被修养得更加注意自己“身上的锈”，他们更加注意能力，而且不为自己找借口，也不会经常把生活的不满推给别人，更不会由于没有得到所谓的普遍幸福而自哀自怜。
“圆熟”比培养“能力”境界更高，但日本人的有关着作没有解释清楚这种修养方法，专门从事这项研究的西方学者也往往不太重视它，还把称它为“怪癖”。一位法国学者的作品中认为“圆熟”完全是“没有常识”，最讲究修养的禅宗更是“一派胡言”。可是，日本人想以这种修养方法达到一定的目标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研究这个问题也能让我们弄清楚日本人的精神驾驭术到底是怎么回事。
日语中有很多表达自我修养达到“圆熟”的词汇，意思一般是一样的，但有些用于演员，有些用于宗教信徒，有些用于剑术家，有些用于演说家、画家以及茶道宗师。我就举其中一个例子，上流阶层中很流行禅宗用语“无我”。不管它是世俗的经验，还是宗教的经验，所表达的“圆熟”境界都是指意志与行动之间没有了阻碍，就好像电流从阳极直接导入阴极一样。没有达到“圆熟”的人，在意志与行动之间就好像有一块绝缘体，日本人把这个绝缘体称作“观我”或“妨我”。经过修行，“圆熟”者就会消除这种障碍，像电流无需用力就可以自由流动一样，他完全意识不到“我在做什么”。这种境界就是“专注”，行为与行为者内心所想象的样子已经达到了高度统一。
在日本，就算是普通人也要努力达到这种“圆熟”境界。英国佛教研究权威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谈及一位女学生时说：
“她来到东京找到了一位著名的传教士，要入基督教。传教士问她为什么，她说是想乘飞机。问她飞机与基督教有什么联系，她说，她听说坐飞机要非常镇静，临危不乱，她认为基督教是最好的宗教，可以帮她做到，因此才来求教。”
日本人不仅把基督教和飞机相联系起来，他们还把“镇静、遇事沉着”跟考试、讲演、政治都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培养专注的精神对任何事业都很有好处，这是毋庸置疑的。
虽然，很多文化都注重这种修养，但日本人的目标和修养方法显然是更独特的。更有趣的是，日本的很多修养术是来自印度瑜伽派的，比如自我催眠、全神贯注及驾驭五官的方法与印度修行有着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日本也重视“虚空”和“体静”，或者一遍一遍重复同一句话，或者专注于某一选定目标，甚至也使用印度的术语。但是，除了这些表面上的共同点，日本的修养术与印度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印度的瑜伽是度崇拜禁欲苦行的，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让他们获得涅盘，除此之外没有解脱之道。而涅盘最大的障碍就是人欲，只有通过饥饿、受辱、自苦，才能灭掉人欲，才可以超凡入圣，获得灵性，达到神人合一。由此可见，瑜伽修行可以帮人摒弃人欲、脱离无边苦海，又可以让人掌握灵力。越是极度苦行，就越能早日达到彼岸，完成涅盘。
但日本人不崇尚这些，尽管他们信仰佛教，但他们的信仰里并不包括轮回和涅盘。虽有少数僧人接受这种教义，但对民间思想和习俗不会有什么影响。日本人不会把鸟兽鱼虫当做人的转世而不准杀生，葬仪及诞生礼也不受轮回思想的影响。除了轮回，涅盘也不是日本的思想方式，它不仅对一般民众毫无意义，僧人也对涅盘进行了加工，实质已经不复存在了。道行高深的僧侣们认定，顿“悟”之人已达到涅盘，他此时此地在松树和野鸟中也能看见“涅盘”。日本人对冥界的空想不感兴趣，他们的神话讲述的是神的故事，跟死人无关，因此甚至排斥佛教死后的因果报应。他们认为，人死后都能成佛，哪怕他只是个不起眼的农民。没有第二个佛教国家会像他们一样，把家里供奉在神龛的祖宗牌位就叫做“佛”。他们如此尊崇一个普通的死人，那我们就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会追求涅盘这么难的目标了。既然干什么都能成佛，那就不必让众生受苦追求涅盘了。
瑜伽是消除欲望的方法，而没有肉体就没有欲望。但是，日本不认为肉体与精神势不两立，他们认为“人情”并非恶魔，享受感官乐趣是生活智慧的一部分，可能唯一需要的就是感官享受必须为人生大事做出牺牲。从日本人对瑜伽术的态度上可以看出，这个信条已达到其逻辑的极限：他们不仅排斥一切苦行，而且日本的这个教派也不禁欲。避世隐居的“悟者”虽然被称为“隐士”，但一般还是与妻子儿女住在山明水秀的地方，过着安逸的生活。在他们那里，娶妻生子与超凡入圣并不矛盾，佛教的僧侣完全可以娶妻生子。日本从不认为精神与肉体势不两立，“悟者”入圣是因为他们的自我修行和生活简朴，而不在于破衣烂衫、弃绝声色。日本的圣者可以吟诗、品茶、观花赏月，消遣度日，禅宗甚至叫信徒们避免“三不足”，即衣不足、食不足和睡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