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诚”在日本也是有他自身的积极含义的，日本人那么重视“诚”的伦理作用，那西方人就有必要去了解日本人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四十七士物语》充分体现了“诚”的基本含义，那个故事中的“诚”是“道义”的附加品。“真诚的道义”跟“单纯的道义”是有区别的，它是“值得被后世景仰的道义”。日本人至今还说：“是诚使它保持下去。”根据文意来看，这句话中的“它”是指日本的所有道德规范或“日本精神”所要求的一切。
战争期间，日本人的隔离收容所用这个词与《四十七士物语》要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它清楚地表明，“诚”的逻辑可以延伸得多远，他的含义与美国的用法不同在什么地方。亲日的“第一代移民”（生在日本，移居美国者）一般会批评亲美的“第二代移民”（生在美国的第二代日本移民），说他们缺乏“诚”。“第一代移民”的意思是“第二代移民”没有坚持“日本精神”（战时日本曾公开为“日本精神”下定义）。他们的这种批评绝不是说他们的孩子亲美了就是虚伪，恰恰相反，“第二代移民”在美国自愿入伍，发自内心支持美国，“第一代移民”则会更严厉地批评“第二代移民”“不真诚”。
日本人的“诚”这个词的基本含义，是指真心遵循日本道德规范，走“日本精神”所指的路。不管“诚”这个词在特定语境中有多少特殊含义，一般都能理解为它在赞扬某种公认的“日本精神”或者日本道德规范。一旦我们接受了“诚”跟美国人的含义不同，那它出现在任何日本文献都非常值得。因为它基本等同于日本人强调的各种正面行为。日本人伦理上很讨厌谋利，利润是剥削的恶果，所以他们长用“诚”这个词赞扬不求私利的人。从中谋利的中介人会被当成讨厌的高利贷者，这种人常被指责为“不诚”。人们也常用“诚”来颂扬人不感情用事，这正好反映了日本人的自律观念。一个“诚实”的日本人决不会冒险去伤害一个无意挑衅的人，这也反映了人们既要考虑事情本身，又要考虑后果的信条。最后，日本人认为只有“诚实”的人才能做领导，才能不纠结于内心冲突，有效地行事。这三点含义及其更多的含义都能表现出日本人伦理的同质性，即遵循道德准则才能摆脱矛盾和冲突，有所作为。
日本人的“诚”有这么多的含义，就算敕谕及大隈伯爵极力推崇，它也未能简化日本人的道德体系。它既不能构成日本的道德“基础”，也没有赋予道德以“灵魂”。它是一个指数，恰当地放在任何一个数后面，都会扩大这个数字的倍数。比如a2可以是9的二次方，也可以是159或b或x的二次方。“诚”也是这样，它可以把日本任何一条道德提得更高。可见，它并不是独立的道德，而是某些宗教狂热者对其教义的狂热追求。
不管日本人怎样努力，日本的道德体系仍然分散无序。道德规范仍然是这个和那个之间保持平衡，但各自为善。他们的道德体系就像桥牌一样，优秀选手遵守规则，他就能在规定范围内获胜。他不同于低级选手的是，他接受过推理的训练，能够利用足够的知识猜出对手出牌的用意，再打出自己的牌。用我们的话来说，他是按霍伊尔规则比赛的，每出一张牌都会考虑许多细节。如果比赛规则和记分办法都是规定好的，那也就考虑到了一切偶然性，美国人说的内心善意反而无关紧要了。
不论是哪种语言，我们都能通过人们表达丧失或者获得自尊的词句，来了解他们的人生观。日本人说的“自重”的意思是“自我慎重”，是指他自己比较谨慎，要考虑诸多因素，免得被人讥笑或者错失成功的机会。而英语中的“自重”常常是指要发自内心地遵循人情世故，不谄媚、不撒谎、不作伪证。日本“自重”的含义常常跟美国人所指的行为恰好相反。日本雇员说“我当自重”并不是指必须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是绝不要对雇主讲任何惹麻烦上身的话。政治上的“你应该自重”意思是“身负重任的人”必须谨慎，不能随意谈论“危险思想”。而美国的“自重”是指就算有危险思想，仍要发自内心，用良心来思考。
父母训斥子女经常把“你应该自重”挂在嘴上，他是要子女察言观色，不辜负别人的希望。例如，女孩子要坐有坐姿，不能随便乱动，双腿位置要摆正。男孩子则要训练自己，学会察言观色，“因为每一个今天都会决定你的未来。”父亲常对孩子说“你看起来一点儿也不自重”，这是怪孩子行为不端，而不是说他缺乏勇气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还不起债的农民对债主说“我应该自重”，这话并不是怪责自己懒惰，或怪自己对债主点头哈腰，而是说他应该考虑周到，做好应急之需。有身份的人说：“我的自尊心要求我这样”，这并不是说他必须坚持原则，要清正廉洁，而是说他在处理事情时，要充分顾及到自己和家庭的身份，要视情况而定。
企业家谈到他的公司时说“我们必须自重”，意思是说必须慎重再慎重，小心再小心。要报仇的人说“复仇要自重”，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以德报怨”或者打算遵守什么道德原则，而是说他必须计划周详，考虑周到，也就是说“我一定要彻底复仇”。日语的最强烈的语气是“自重再自重”，意思是要万分小心，考虑周到，不要轻易下结论。它还意味着，必须权衡利弊，用对方法，用力恰到好处，才能成功。
日本人的人生观基本包含了上面“自重”的所有含义，即人生应该小心谨慎，按“霍伊尔”规则办事。正是由于他们对自重做了上述的定义，因而不允许用“出发点是好的”当做失败的借口。他们的举手投足都会有影响，人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施恩于人是好事，但一定要谨慎，必须顾及到受恩的人会不会觉得这是“背上了人情债”。批评人是可以的，但必须做好被人怨恨的准备。那位美国传教士就是没有考虑过后果，尽管是善意地笑那个日本年轻人，但日本人认为那很没修养，所以年轻人依然会怪他。
把谨慎完全等同于自重，就要细心观察别人行动中的蛛丝马迹，还得能强烈地意识到别人是在评论自己。他们说“因为有社会，人才要自重”，“如果没有社会，就不用自重”等等。这些极端的说法认为自重是迫于外部的压力，根本不考虑正确的行为是要内省的。但许多国家的俗话的说法未免夸张了，因为，日本人有时也像清教徒一样，能强烈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尽管如此，上述极端的说法仍然指明了日本的重点：说他们重视罪，倒不如说他们更重视耻。
在人类学对各种文化的研究中，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区别文化是以耻为主还是以罪为主。“罪感文化”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靠它发展人的良心。不过，这种社会的人，例如美国人做了还称不上罪的错事后，也会感到内疚而有羞耻感。他们有时因衣着不得体或者说错了话，而感到懊恼。在以耻为主的文化中，人们会对那些我们认为的犯罪行为感到懊恼。这种懊恼可能非常强烈，犯了罪的人可以通过忏悔罪行而减少自责，但他却不能通过忏悔、赎罪而解脱。忏悔现在已运用于世俗心理疗法甚至宗教团体，尽管这两者几乎没什么共同之处。我们知道，忏悔可以解脱，但在以耻为主的地方，有些人即使当众认错、甚至向神父忏悔，也不会得到解脱。他反而会觉得只要恶行没被公之于众就不必懊悔，忏悔反而是自寻烦恼。因此，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也没有向上帝忏悔。他们有祈福仪式，却没有赎罪仪式。
真正的耻感文化是依靠外部约束来行善的，真正的罪感文化则是靠内心的知罪行善的。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不管是因为他当众被嘲笑、排斥，或者是他觉得自己被嘲笑，如果有外人在场，或至少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羞耻感对他就有约束力。罪恶感则不是这样。有的国家所谓的名誉就是要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过自己的日子，即使没人发现他们的恶行，他们自己也会有罪恶感，并且确实可以通过忏悔来解脱自己。
早期移居美国的清教徒也想努力把一切道德置于罪恶感的基础之上，所有的精神病专家都清楚地知道，现代美国人其实一直为良心所苦恼。美国人的耻辱感正在增强，罪恶感则不再强烈。美国人认为这是道德的松弛。这种解释虽然很有道理，但这是因为我们不认为耻辱感能成为道德的基础，也不把随之而来的个人强烈的恨意纳入我们的基本道德体系。
而日本人是把耻辱感纳入道德体系的，他们常说“知耻为德行之本”。他们认为不遵守明确规定的善行标准，就不能平衡各种义务或者不能预见到偶然性的失误，这些都是耻辱的。他们把“知耻之人”翻译成“有德之人”或“重名之人”，知耻之人就会遵循一切善行标准。日本伦理中的“耻感”就同西方伦理中的“纯洁良心”“笃信上帝”“避免犯罪”一样，具有很高的权威，所以他们由此得出了人死之后就不会受惩罚的结论。除了读过印度经典的僧侣和少数皈依基督教的人，大多日本人对今生有好报是前生修来的福气这样的轮回观念是很陌生的，他们也不承认死后有报应及天堂地狱之说。
与其他以耻为主的部落或民族一样，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也很重要，他们都很在意社会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评价。他只需要推测别人作出的判断，再根据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日本人很乐于参加每个人都遵循同样规则并相互支援的游戏，他们会狂热地参加这种所谓能履行日本“使命”的活动。他们想把自己的道德强加给不接受日本的行善标准的国家，那些国家肯定是要反对的，日本也因此会受到打击。他们所谓“善意”的“大东亚”计划泡汤了，所以许多日本人对中国人和菲律宾人的态度感到很生气。
那些来美国求学或经商的日本人，并不受民族感情影响。他们在道德标准不那么严格的美国生活时，就会觉得过去接受的日本教育是多么的失败。他们觉得，把日本的道德强加给别人是不可能的，是无法顺利输出的，接受文化改变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难，其实他们想说的远不止这些。日本人适应美国生活要比他们所熟知的中国人、暹罗人适应的难得多，因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安全感中，只要一切按规矩行事，就会得到别人的承认，但看到外国人根本就无视礼节后，就不知所措，无所适从了。他们极力想从西方人的生活找到与日本人类似的细节，找不到时，他们就会生气或震惊。
三岛女士在她的自传《我的狭岛祖国》中，成功讲述了她在宽松开放的文化中的体验。她一直渴望到美国留学，终于说服了她的家人们抛弃保守的“不愿受恩”的思想，才能接受美国奖学金进入了卫斯理学院。她说，老师学生对她都特别亲近，她却很不安。“日本人是以品行无缺点而自豪的，但是我的自豪感在这里却受到了严重伤害，周围的一切似乎在笑我以前接受的教育，我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对此，除了日本教会我的恼怒，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个外星人，原来的感觉和情绪在这里都用不上。日本的教育要求我们要文静，每句话都要合乎礼节，我对这里的环境很敏感，也很小心，所以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人交往”。她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才放松神经，慢慢接受别人的友好。她认为美国人的生活有一种“优雅的亲密”，但是她三岁的时候家人就教育她亲密是不礼貌的。
三岛女士说美国生活对中日两国姑娘的影响很不一样，中国姑娘“那种沉稳的风度和社交能力是大多数日本姑娘所没有的，在我看来，她们是世界上最文雅的人，仪态大方高贵，就好像她们才是这里的主人。即使是在高度工业化与高度文明的美国，她们也保持恬静和沉着，这与我们日本姑娘的怯懦、拘谨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充分说明了中日社会背景的根本差异”。
三岛女士也像许多其他日本人一样，觉得自己就好像网球名将去参加棒球游戏，出色的才艺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她觉得过去学的东西、所受的训练完全没用了，也不能带到美国来，因为美国人根本用不着那些东西。
一旦日本人接受了美国那种不繁琐的行为规则，哪怕只接受了一点，他们也不可能回去过日本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了。他们说过去的生活就是“失乐园”、“桎梏”甚至是“牢笼”，有时又说成是盆栽的小树。他们最直接地经历了日本道德的困境。如果这棵小树栽在花盆里，它就是一件艺术品，可以为花园增添雅趣，一旦移植到地上，它就不再是盆栽了。他们说自己再做不成日本的点缀，也适应不了以前的环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