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的自身文化与研究对象的文化之间也必然存在差异，因此必须让自己最大限度地适应这些差异，还要不断琢磨研究技术和手段，来解决这类特殊的问题。人类学家凭借经验可以知道，不同文化的种族和民族遇到某些情况时，会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当他们对某些事件的含义作出判断时，其方法也截然不同。在某些北极村落或热带沙漠，人类学家见识过“血缘责任制”或“财物交换制”的部落习俗，其独特性远非任何汪洋恣肆的想象力所能杜撰的。对此，人类学家必须进行调查，不仅要弄清血缘关系或交换关系的细节，还要调查习俗在部落行为中产生的后果，以及每一代人是如何从幼年起就受到制约，身体力行传承那些习俗，就像他们先祖曾经所做的那样。
人类学家关注研究差异、制约性及其后果，这些方法都可以运用在对日本的研究当中。如今，美日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根深蒂固，没有人不清楚这一点。美国甚至出现了一个关于日本的传闻：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就一定会对着干。如果一个研究者相信这种简单的说法，认为两国之间的差异过于离奇，我们根本不可能去了解那样的民族，这样的成见当然非常危险。人类学家凭借自身的经验能够证明，即便最离奇怪异的行为，也无碍研究者对它进行研究和了解。人类学家从专业的角度出发，把差异作为优势资料加以利用，而不是看做一种令人沮丧的劣势。这一点比任何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都做得更好。种族或者制度之间的差异越明显，越离奇，就越能引起他们的注意。人类学家研究部落的生活方式，对任何东西都不会想当然，这就使得他们不仅关注个别事例，而且更关注整体。在研究西方国家的各民族时，如果研究者缺乏比较文化学的训练，往往就会忽视某些习俗的整体性。他们会觉得理所当然，因此不会去探求日常生活的细小习惯，也不研究人们普遍接受的公认裁决和说法。然而，在一个民族的大银幕上，这些习惯或裁决将会大面积地投射放映，严重影响这一民族的未来，比起外交官签订的条约，它的作用显然更加重要。
人类学家想要研究日常琐事，其技术手段必须完善。因为，在他研究的部落里，那些日常琐事与他自己国家的截然不同。当他试图理解某一部落中的极端恶毒事件，或者是另一部落中极端胆怯的行为时，当他试图了解特定情况下人们的行动方式和感受方式时，他会发现，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观察和对细节的关注，在文明国家里，这些观察方法常常不大引人注意。人类学家充分相信，关注琐事十分重要，并且也知道，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这些挖掘出来。
我们在日本研究上不妨试一试这类方法。只有关注某个民族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因为这些琐事都带有强烈的人性色彩，如此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的假设：即在任何原始部落，或者在任何最发达的文明国度中，人类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积累形成的。一个人无论行为或想法如何怪异，他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能联系到日常经验。这一假设具有重大意义。我对日本人的某些行为越是感到困惑，就越要设想：在日本人生活中的某个领域，一定存在某种极为平常的条件，从而导致这种奇异的行为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如果能把研究深入到日常交往的琐碎细节中，那就更有用处了。人们正是在日常交往细节中学习成长的。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还有这样一个假设：那些最孤立的行为细节，彼此之间也有某种系统性的关联。我曾经认真地研究过，将数以百计的单项细节纳入一些整体模式当中。人类社会必须为自身的生存作出某种规划，这种规划支持人们面对某些情况时采取既定的处理方式，或者采取某种评价方式，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把这些方式看做是全部行为的基本要领。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他们都把这些方式进行整合。人们一旦接受了不可或缺的价值体系，并根据这套价值观念去生活，就不可能按照另一套相反的价值体系进行思考和行动，否则就会陷入被隔离的生活状态，也无法长久维持这种状态，这样势必会导致混乱和不便。他们力图获得更多的和谐一致，给自己准备某种通用的理由和动机。因为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必不可少，否则整个体系就会崩溃。
这样一来，经济活动、家庭行为、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都像齿轮一样相互咬合在一起。某个领域的变化可能更急剧一些，其他领域就会承受巨大压力，而这种屈从性质的压力来自对一致性的需要。在没有文字的史前社会，人们追逐着权力统治，这种权力意识往往在宗教活动中体现出来，或者显示在经济交往及部落交流中。文明国家拥有古老悠久的经文典籍，教会必然会保留以往年代的习语，而没有文字的部落却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在某些领域，人们越来越认可经济和政治权力，并与教会的陈规发生抵触，教会往往就会放弃自己既定的权威，虽然习语词句能够保留，但内容已经发生改变。宗教教义、经济活动和政治行为，并非存在于用堤防隔离开的小池塘里，它们总能溢出假想的边界，互相交流融合，以至不可避免地掺杂在一块。情况总是如此，学者越是把观察点分散到经济、性生活、宗教，以及婴孩抚养等领域，就越能追踪到社会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能有效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提出假设，并能搜集有利的证据资料，从而学会观察一个民族的基本要求，即便这些要求是用政治、经济或者道德的术语提出来的，他都能理解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表现习惯，因为这些都来源于社会经验的实践。因此，本书并不专门探讨日本宗教，或经济生活、或政治、或家庭，而是考察有关于日本人生活方式的各种假定观点。无论当时的活动如何，本书只描述这些假定观点所表露的情况。本书所要探讨的是，究竟什么样的因素使日本民族成为日本。
20世纪所面临的一大障碍是，我们仍然持有模糊不清、极为偏颇的观念，不仅在讨论日本民族何以成为日本时如此，而且在讨论美利坚民族何以成为美国，法兰西民族何以成为法国，俄罗斯民族何以成为俄国时，也都是如此。各国之间缺乏这方面的认知，因而彼此产生了误解。有时，仅仅是细微毫厘的小麻烦，我们也会担心是不可调解的纠纷。有时一个民族因为拥有他们自己的经验和价值体系，所以在思想和行动方针上与我们的设想截然不同，而我们却妄求跟他们探讨共同目标。我们没能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了解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究竟意味着什么。假如去尝试了解了，我们可能会发现，他们的某些行动方针未必出于恶意，只因为我们不了解而已。
完全依赖某个民族自己所宣称的思想和行动习惯，这是不可靠的。尽管每个民族的作家都努力描述他们自己，但这并非易事。一个民族观察生活时的眼光都与其他民族完全不同。人们在判断事物时，很难意识到这是透过自己的视角观察到的。每一个民族都认为理所当然，对于这个民族而言，他们所接受的焦距和视点，仿佛就是上帝安排的全部景观。我们不能指望戴眼镜的人了解镜片的度数，也不能指望某个国家去分析它看待世界的观点。如果我们想知道眼睛的状况，就去找一位眼科大夫，他会验明眼睛的度数，配制出合适的镜片。有朝一日，我们会毫无疑问地承认，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像眼科大夫分析眼球那样，是负责分析当今世界的各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