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在战胜日本之后对其进行了改造，他们常常为自己在这一方面的作为感到自豪。1945年8月29日，美国通过电台发布了******、陆军部、海军部的联合指令，并由麦克阿瑟将军全权负责实施。但是，由于美国报刊、电台到处都是党争性的褒贬不一的评论，普通人也不清楚美国引以为自豪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只有极少数足够了解日本文化的人才能明白当前对日政策到底可不可行。
日本投降时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对日本的占领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战胜国对现存政府乃至天皇，到底应该利用还是废弃？是否应该在美国军政官员指导下管理各县市？盟军在占领意大利和德国时是在每个地区设立盟军军政府总部，它也是战斗部队的一部分，而地方的行政大事是归盟军官员管的。日本战败以后，太平洋区域的盟军军政府总部官员以为也会对日本采取这种手法，日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保留多少管理权。波茨坦公告上只是说：“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所指地点必须占领，以确保吾辈于此所示之根本目标，”以及必须永久排除“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
******、陆军部、海军部三部向麦克阿瑟将军联合发布命令，要求他严格执行并支持上述各项内容。日本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由本国国民负责。“只要能满足美国目标，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政府及包括天皇在内实行对各个机关的管理权。日本政府将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下，正常地管理国内事务。”因此，麦克阿瑟对日本与盟军对德或对意的管理方式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最高司令部把通告发给了日本政府，而不是发给日本国民和居民，所以它纯粹是最高司令部自上而下对日本各级官员机构进行的管理。它的任务就是制定日本政府的工作目标，如果哪位内阁大臣认为这些目标不可行，他可以辞职，也可以说服司令部修改指令。
这种政策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但是对美国来说有很多好处。就像当时希德林将军说的：“我们占领日本再利用日本政府是很有好处的，如果不能利用日本政府，我们就要建立一个直接管辖日本七千万人口的管理体系，而他们的语言、习惯、态度与我们都截然不同，而利用日本政府的话，我们就可以节省大量时间、人力和物力。也就是说，我们是让日本人自己整顿自己，我们只负责提供指导意见就可以了。”
当然，华盛顿制定这一政策时，很多美国人仍然担心日本人也许会抵抗、不合作，一个报复心极强的民族可能不会接受这样的和平计划的。但后来证明这些担心并没有成为事实，原因主要是日本文化的特殊性，那些战败民族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道理是解释不通的。可能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日本这样顺理成章地接受美国这种“善意”地占领。日本人看来，接受这种政策就意味着能够抹去在战败中受到的屈辱，还可以促使他们改革国策，而他们之所以能欣然接受，主要还是因为在日本文化下形成的国民性格。
在美国人似乎一直在讨论和谈条件的宽严，但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此，而是在于惩罚要恰到好处，从而摧毁他们那种传统的、危险的侵略性的旧模式，建立起新模式。但是要选择哪种方法，这还得根据日本国民性格和传统的社会秩序而定。普鲁士的****主义不仅反映在家庭生活中，在市民日常生活中也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对德国和谈就必须签订一些条件。但是，对日本的和平政策可能要有所不同。德国人并不认为自己像日本人那样欠了社会历史什么“人情债”，他们努力奋斗不是为了还债，而是为了避免自己沦为牺牲者。在德国人眼中，父亲就跟其他有地位的人一样是****的，会“强迫别人尊敬他”，得不到尊敬就不舒服。德国人青年的时候都反对父亲的****，但是长大以后，迫于压力之下他们也变得跟父母一样，屈服于单调无味、没有激情的生活。他们一生的高潮时期还是叛逆的青年时期。
日本文化中的问题并不在于极端的****主义。几乎善于观察的西方人都会发现，西方很少能看到日本父亲对孩子的那种关爱，日本孩子觉得跟父亲亲近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还会公开炫耀自己的父亲，因此，只要父亲变变声调孩子就会听父亲的话。但是，父亲对孩子也不是那么严厉，孩子青春期也绝不会违抗父母之命，相反，在世人眼中，他们在青春期时又有责任心又孝顺，可以说是家庭的模范。日本人常说，他们是“为了学习”“为了修养”而尊重父亲的，也就是说，尊敬父亲已经成了等级制和正确为人处世的一种象征了。
儿童早期与父亲接触时学到的这种态度已经成为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社会方式，最有地位最受人尊敬的人并不一定握有实权，而位居高位的官员也并不一定能行使权力。上自天皇下至平民，其背后都有谋士和隐蔽的势力在策划。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黑龙会的领导人接受东京一家英文报纸访问时，对社会这一侧面作了很好的说明：“日本是被大头针固定住一角的三角。”换句话说，大家都看得见三角形在桌上，但是看不见大头针。三角形有时往右偏，有时往左偏，但都是围绕着一个看不见的大头针在摆动。借用西方人的话就是，凡事都要用“镜子”来反映。争取做到****而又不锋芒毕露，一切行为都只是象征的忠诚，忠诚的对象往往是没有实权的。日本人一旦拿下假面具发现了的权力源泉，就觉得这是剥削，跟他们的现行制度不相符，这种看法同他们对高利贷者和暴发户的看法一样。
正因为日本人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社会，因此，他们相信不革命也一样可以反抗剥削和不义之行。他们并不打算破坏现行社会，而是回到过去进行“复古”，像明治时代那样在不批判制度的同时进行变革。但他们从来都不是革命者。当时西方的学者都严重地错误估计了形势：有些学者希望日本掀起一场意识形态方面的群众运动，有些高估了日本的地下势力，还希望能在投降之前掌权，还有些人甚至预言激进分子会赢得战后的选举。保守派代表币原男爵1945年10月组阁时发表的演说中，一语中的地道出了日本人的心声：
“新的日本政府将继续发扬民主传统，尊重全体国民的意愿……自古以来，明治天皇宪法的精髓就在于天皇要以全体国民意志为自己的意志，而我所讲的如今这种政府也正体现了这种精神。”
在美国读者看来，这样解释民主简直毫无意义，但日本人宁愿在这种复古的前提下扩大国民的自由和福利，也不愿立足于西方的意识形态。
日本会试行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但是，西方的制度并不一定就是改善世界的灵丹妙药，虽然它在美国卓有成效。****和由当选者组成的立法机关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产生很多问题，如果这些困难一直持续下去，日本人就会修改我们最初制定的实现民主的方法，美国人就会觉得这场仗白打了。我们一直觉得我们的民主是最好的，但目前来看，日本的重建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民主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次要的。19世纪90年代，日本试行了第一次选举，但截至现在，整个国家也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小泉八云在书中记载的那些问题今后还会重复。
“在这些激烈的选举中甚至牺牲了许多人，但确实不存在私人恩怨。外人往往惊讶论战中会出现激烈地论战，甚至大打出手，但是这其中确实不是个人不和。政斗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各党派之间为争取利益而进行的斗争，而每个党派的忠诚追随者都会把政治变故看成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0世纪20年代，村民们在选举投票之前总是说：“做好被砍头的准备。”人们常常把选举斗争跟过去武士攻击平民相比，时至今日，日本的选举的意义跟美国完全不同，这跟他们有没有发起侵略战争无关。
日本人相信自己能重新建设一个和平国家，是因为他们敢于承认自己的失败，从而把精力转向另一方面。日本人很善变，他们曾试图以战争的方式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结果失败了。于是，他们只好放弃这种方式。因为他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就是让他们能够随时地改变。具有强权意识的民族坚信自己是在为原则而战，他们投降时会说：“我们失败了，这世界上就没有正义了。”但他们的自尊心会使他们为下一次“正义”的胜利继续努力。或者，他们会承认自己犯了罪，进行自我忏悔。但日本人不是这样。投降后的第五天，当时美军大部队还没有登陆，但东京的大报《每日新闻》就已经写了文章评论日本的失败和由此带来的政治变化了。它说：“然而，这是有助于拯救日本的。”这篇文章强调每个人都必须明白，日本已经彻底地失败了，既然企图靠武力来建设日本已经行不通了，今后就必须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另一家东京大报《朝日新闻》也在同一星期发表了文章，认为近年来日本对内对外政策的“眼中错误”就是“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说“我们必须抛弃过去那种不合时宜且让我们损失惨重的政策，而要努力同国际协调、爱好和平”。
西方人认为日本的转变是原则性的转变，因而心生怀疑，但这却是日本人为人处世的一种方式，在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上都是这样。日本人如果采取了某种政策而未取得成功时，他们便认为是犯了错。日本人没有固守失败的习惯，如果政策失败了，他们肯定会予以抛弃。日本人常说“噬脐莫及”，20世纪30年代，他们普遍认为军国主义是争霸世界的必要手段，他们靠武力就可以获取世界的崇拜，为此他们作出了一系列牺牲。1945年8月14日，日本最神圣的天皇向国民宣布日本战败，因而他们承受了战败带来的一切后果。战败意味着美军要占领日本，于是他们欢迎美军；意味着帝国侵略计划泡汤了，于是他们开始制定放弃战争的相关政策。日本投降后的第十天，《读卖新闻》就发表了题为《新艺术与新文化的起步》的社论，其中写道：“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战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是两回事，我们应把战败当作一种动力……因为，只有作出这种惨重牺牲，日本国民才能提高自己的思想；开阔视野，实事求是地看世界。我们必须理性地分析过去歪曲日本人思想的非理性因素，从而进行消除……我们要勇于正视战败这一残酷的现实，但我们必须对日本文化的明天充满信心。”这就是说，他们已经尝试过一种政策，但是失败了，现在他们要开始一种和平的政策。日本各家报纸的社论反复强调：“日本必须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日本国民的责任就是在新的政策下，赢得别人的尊重。
这些报纸的社论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心声，东京街头及偏远的村民也同样转变了态度。美国占领军简直不相信曾经发誓要单枪匹马死战到底的国民，如今会友好地配合。日本人的伦理道德中有很多东西都是美国人所排斥的，但是，美国人在占领日本期间又感受到，其他民族的道德也有可以赞扬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