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对镜子的感情从孩子心里还没养成“对镜自省”之前就开始了，那时候他们照镜子不一定是为了“自省”，而主要是因为他们能从镜中看到童年的自己，是那么的善良自然，根本不用“耻”来教。他们赋予镜子的这种象征性也促使他们要通过自我修养来达到“圆熟”的境界，所以他们坚持不懈地消除“观我”，力求做回童年时那个天真自然的自己。
童年的特权生活对日本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他们并不认为童年后期用羞耻感来约束他们就是剥夺他们的特权。我们知道自我牺牲是基督教的核心概念，但日本人却常常否认所谓这种自我牺牲的观念。就算马上要死了，他们也不觉得是在自我牺牲，而是“自愿”为“忠孝”“道义”而死。他们说，心甘情愿去死才是自己的人生目标，否则就是“犬死”，是没价值的。这与英语中的“犬死”穷愁潦倒而死的意思是不一样的。那些中规中矩的行为在英语中属于自我牺牲，日语中则是“自重”的范畴。“自重”常常代表自制，而做大事必须要自制。美国人认为，自由能帮他们实现目标。而日本人因为生活体验不同，会认为这远远不够，他们认为自制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要不然，他们就没法控制那个冲动危险的自己，而冲动会打乱正常的生活。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说：
“经年累月，上漆时漆涂得越厚，漆器就越值钱。一个民族也是这样……有句形容俄罗斯人的话说：‘剖开俄罗斯人，你看到的是鞑靼人，’那也可以这样形容日本人，‘剖开日本人，你看到的是海盗。’但不要忘了：日本的漆是好东西，是做工艺品的，它不是瑕疵，也没有任何杂质，至少跟坯质一样美。”
让西方人感到惊讶的是，日本男人的行为矛盾，是因为日本儿童教育中出现了断层。他们永远记得童年时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简直就是神，可以为所欲为，可以随意发脾气，似乎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这种记忆虽然渐渐恍惚，但潜意识里还一直存在。这种双重性格就造成了他们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浪漫地谈恋爱，也能对家里安排的婚姻言听计从。既可以贪图享乐，也可以把义务看得高于一切。谨慎的教育会让他们的行动瞻前顾后，但他们又能勇敢得近乎鲁莽。在等级制下，他们可以很听话，但有时又不会轻易被掌控。他们可以彬彬有礼，但有时又桀骜不驯；在军队里，他们可以盲目接受训练，但又会顽固不易驯服；他们虽然很保守，但又很容易迷上新东西；他们学习中国也不排斥西方。
日本人的双重性格经常会制造矛盾，但日本人对此也反应不一。比如，如何处理童年时无忧无虑、处处受人宽容的经历跟后来动不动就受到约束的生活之间的关系，虽然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问题很棘手，但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同一个问题。有些人像道家那样处处约束自己的生活，害怕放纵自己会扰乱实际生活冲突。正因他们曾经真正地放纵过，而不只是幻想，所以才更害怕。他们超脱自然，墨守成规，就觉得自己能发号施令了。有些人就更矛盾了，他们害怕自己的反抗情绪郁积太久而会爆发，就假装温顺来掩饰自己。他们整天忙于日常琐事，机械地重复那些基本没意义的生活，怕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感情。还有些人是因为太留恋童年生活，常常对长大后的成人生活中的要求无所适从，想依赖别人吧，又过了那个年龄。他们觉得失败就是对权威地背叛，动不动就会紧张激动，如果不能像往常那样应付意外情况，他们就会害怕。
这些就是日本人在担心被人抛弃和被人指责时，经常容易陷入矛盾的原因。压力不是很大的时候，他们就会很享受生活中的乐趣，又能小心行事保证不会伤害到别人。这已经算很成功了。童年时的经历培养了他们的自信，同时也没有什么罪感的负担，虽然后来是为了跟伙伴协调一致才受约束，但他们的义务也是相互的。有时候别人会干涉他的意愿，但他们在那些规定的“自由领域”中还是可以得到感情上的满足的。日本人一向喜欢接近自然，陶冶情操，他们会观樱赏月、赏菊看雪，也会在室内挂个笼子听鸟叫虫鸣，或者是咏和歌排句、修园插花、品茗等等，但这些不应该像一个内心烦闷又喜欢侵略的民族会做的事。他们消遣享乐时也不是愁眉苦脸的，在日本还未发动战争的时候，人们觉得自己生活得也挺幸福，农村闲时的生活活泼愉快，忙时也跟其他现代民族一样勤勤恳恳。
但是，日本人的自我要求却非常之多。为了避免被人们疏远和毁谤，他们宁愿放弃刚刚尝到的甜，在人生大事上他们也必须抑制这些冲动，如果极少数违反了规矩，他就有可能丧失自尊。自重的人的生活准则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为了不让世人“失望”，他们可以牺牲掉个人要求。这样的人才是“知耻”而谨慎的好人，才能光耀门庭、为国增光。这种思想给日本人强加了极大的压力，日本一心想成为东方领袖和世界一大强国。但这些压力对个人来说就是负担，人们极度紧张，害怕失败，害怕自己付出巨大牺牲从事工作，却依然会被人看不起。有时，他们郁积太久了就会爆发出一些极端的攻击性行动，但这并不是因为像美国人那样遵守原则或自由受到威胁，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或诽谤。这时，那个危险的自己就被激怒，他会报复诽谤他的人，要不然，就会针对自己。
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们自愿放弃了美国人认为像空气一样必不可少的自由。我们应该注意到，日本人战败以来正在追求民主，如果能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地生活，他们会高兴成什么样！杉本夫人说她在东京一所教会学校学英语时可以随意种花植树，自己当时高兴极了。老师分配给每个女学生一块园子，还给他们准备了需要的种子。
“这块园子可以让我随便种，这就让我觉得自己焕然一新……人的心中能觉得这么幸福，这才让我惊讶……我简直想不到，像我这种恪守传统，从不让家族蒙羞，也从不惹父母、老师、邻居生气，对世界无害的人，现在竟然也能自由行动了。”
其他女学生都种花，而她却想种土豆。
“谁也理解不了这种荒谬的行为当时给我心灵的撞击，我觉得自己彻底自由了。”
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我家的花园中专门荒了一块地，我特意让它保持天然野趣。但又总有人修修叶，整整枝。每天早晨大爷还要把石阶和松树下那块地方扫干净，把从林子里采来的嫩松针细心地撒在上面。”
这种伪装的天然野趣对杉本夫人来说，就象征着她被教导了那种要伪装自己的思想。其实，日本到处都是伪装，他们园子里埋在地下的巨石大多数都是精心挑选过，从别处运来的，下面还要铺上小石块，还要布置得跟流泉、屋宇、矮丛、树木相协调。菊花也是盆栽，为参加日本每年举办的花展，人们还要精心修剪这些花。每朵花都要仔细修剪，还用几乎看不见的金属线圈固定着它的形状。
当杉本夫人摘掉了菊花上的细线圈时，她的激动心情不言而喻。那些经过修剪的菊花一旦恢复自然，就显出满心欢悦。但是今天的日本人已经不考虑他人的期望了，也对“耻”的约束力提出怀疑，这可能会破坏生活方式的平衡。在新的制度之下，他们不得不学习新的约束力，但是这种变化要花费高昂的代价，要提出新观点、树立新道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西方人不指望日本人会立即接纳新道德并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但也不认为日本不会建立一套自由宽容的道德体系。生活在美国的“二代”日本人已经对本国的道德和行为非常陌生了，他们也不用必须遵守父辈们带来的习惯。同时，新时代的本土日本人也是有可能建立起一种不像过去那样要求自制的生活方式，菊花也完全可以摘除金属圈，不经人工修剪也一样可以秀丽多姿。
在崇尚精神自由的这段过渡时期，日本人或许可以借助两三种古老的传统而保持平稳。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负责”精神，日本人喜欢把自己比作一把刀，自我精神就是要擦掉“身上的锈”。正如持刀者要保持刀的光泽一样，人也要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如果由于他自己的弱点、不坚定和做事的力度不够造成了不好的后果，他要勇于承认并接受。在日本，对自我负责的要求要远比在美国严格。在这种意义上，刀并不再象征着发起进攻，而是比喻理想和责任。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社会，这种品德是能起到最有效的平衡作用的。而且，日本的儿童教育和处世哲学已使自我负责的品德成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所以在西方人看来，日本人的确是“放下刀”投降了，但对日本人来说，他们还会继续关注怎样才能保持心中那把易生锈的刀的光泽。按他们的话说，就是即使在自由和平的年代，他们也能把刀保存在心里成为一种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