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熟悉日本的美国人，特别是了解前线状况或读过日本文献报道的，是不会同意上面的说法的。他们不认为，攻击天皇就是攻击军国主义。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如果口头上侮辱天皇或者攻击天皇，很容易刺痛日本人，激起他们的士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亲眼看到，军人外出来到东京市区时，都要换上便装，谨慎行事，因为那时“德谟克拉西”很盛行，而军国主义名声很臭，但就是在那些年代，军人对天皇的崇敬照样是狂热的。这些在日本待过的人士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与高呼“希特勒万岁”根本不同，因为后者与法西斯的罪恶相联系，只不过是纳粹党兴衰的一种反映。
日军俘虏的口供也印证了上述观点，因为日军与西方军人不一样，他们并没有受过相关的教育，被俘后哪些话该说，哪些不该说，显然缺乏统一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当然还要归咎于日本一直以来的不投降主义，但那时只限于一部分军团和部队。我们之所以这么重视俘虏的证词，是因为它能代表日本军队意见的一个横断面。士气低落会导致投降，而投降的日本士兵就可能不再具有典型性。但是这些战俘几乎都是在受伤或失去知觉后，无力抵抗而被俘的，不是因胜利无望而投降的。
对所有的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那些顽抗到底的，说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是为了天皇，自己是在“谨遵圣意”，“为天皇而献身”，“天皇鼓励国民参战，服从是我的天职”。然而，那些反对这次战争及日本“大东亚”计划的人，也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于天皇。厌战者称天皇是“爱好和平的”，“始终是一位和平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陛下还表示反对军部”，“天皇是不允许让国民卷入战争的，战争发生的时候，天皇并不知情，也没有许可。天皇也并不知道，他的士兵正处在水深火热中”。这些证词完全不同于德国战俘，德国战俘认为，尽管他们对希特勒的部下背叛首脑很不满，他们仍然认为战争必须由最高决策者和教唆者——希特勒来承担。日本战俘则明确表示，对皇室的忠诚与对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的态度完全是两码事。
对他们来讲，天皇和日本密不可分。“没有天皇，日本就不是日本”，“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生活的中心，这种信仰是超越宗教的”，“纵然日本战败，所有的日本人仍会继续尊崇天皇”，“百姓不会谴责天皇，也不会认为天皇有什么责任。这都是内阁和军部领导的错，天皇是无辜的”。
在美国人看来，世人都不能免于怀疑和批判，这些认为天皇超越一切的论调，简直是欺人之谈。但是直到战败，日本这些论调也从未改口。审讯战俘有经验的人，会发现没有一个战俘愿意诽谤天皇，这些人也包括那些和盟军合作、甚至替我们向日军喊话的人，所以没有必要在每份口供上写下“拒绝诽谤天皇”。从各地汇集的审讯战俘的口供，只有三份委婉地表示反对天皇，其中一份说：“保留天皇在位将是一个错误。”另一份则说天皇“意志薄弱，只不过是个傀儡”，第三份则只是猜测天皇可能会让位皇太子，让位之后，如果日本废除君主制，青年女性也许能像她们羡慕已久的美国妇女那样，获得自由。
因此，日本军部的统领很善于利用日本人这种对天皇的崇敬和忠诚。他们会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赏部下，会在天长节时，率领部下向着天皇所在的东方三叩首，高呼“万岁”。会在“部队受到轰炸时”，和部下一起诵读天皇在“军人敕谕”中亲自颁发的“圣旨”，“诵读声在森林中经久不息”。他们还号召部下要“唯命是从”，“免除圣虑”，要“以崇敬之心报答陛下”要“为天皇而献身”。但是，这种对天皇“唯命是从”的做法也有两面性，许多日本战俘说，“天皇有令，我们必然遵从。我们可以单枪匹马地战斗，也可以立刻放下武器”，“如果天皇下诏，我们会立刻缴械投降，连最骁勇善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不例外”，“只有天皇的圣旨，才会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承认战败，再鼓起劲来重建家园”。
日本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就是对天皇的无限忠诚，和对天皇以外的任何人的无情的批判，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日本的报纸杂志或战俘的口供中，就有不少人对他们前线的指挥官破口大骂，尤其是那些不能与部下同生共死的人。对那些坐飞机逃跑，而不顾士兵死活，让他们顽抗到底的指挥官更是恨之入骨。他们对日本的人和事可谓是明辨是非的，常常赞扬一些军官，严厉谴责另一些军官。国内的报纸杂志也在指责“政府”，他们要求有更强有力的领导，并能和他们同舟共济，还指责政府没有做为，甚至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最好的例子就是1944年7月的一次会议，东京一家报纸刊登了这次由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领导人参加的座谈记录。其中有位发言者说：“我认为振奋日本民心有很多方法，但最重要的就是给大家言论自由。近几年来，日本国民不敢坦露心声，他们害怕一不小心就会招来祸害。就算他们心存疑问，也只是表面应付，不敢直说。没有言论自由，还谈什么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另一位发言者更进一步说道：“我几乎每晚都和我们选区的选民座谈，一聊就到大半夜，想问问他们关于一些事情的意见，但他们却吞吞吐吐不肯开口，这哪还有什么言论自由。特别是有了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限制令，国民简直像封建老百姓一样，变得胆小如鼠，本能够发挥的战斗力，到现在也没发挥出来。可见，限制言论绝对不是一种激发斗志的好办法。”
日本人并没有无条件地承认等级制的优越，因为即使在战时，他们也会批判政府、大本营甚至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然而，唯独天皇是不受批判的。天皇的至高无上在近代才得以确立，为什么会如此受到尊重呢？这是日本人的一种怪癖吗？日本所说的只要天皇下令，他们可以单枪匹马战斗至死，也可以老老实实举手投降，这些话是真的吗？会不会是故意骗我们而编的谎言？
有关日本人作战行动的这些重要问题，从反物质主义的偏见到对天皇的态度，不仅关系到前线，也关系到日本国内。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战争中暴露出来，就是日本对战争中人员损失的独特态度。当美国把海军勋章授给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时，日本的电台对此表现出与美国人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感到非常的惊讶，广播内容如下：
虽然尼米兹公报已宣称他击退了日军，但美国向司令官乔治·爱斯·麦肯因授勋的官方理由并不是他击退了日军，而是因为他成功地救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还安全地把它们护送到基地。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这则小报道的重要性在于它不是编造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事件。我们并不怀疑麦肯因将军确实救了两艘军舰，只是希望你们了解一个奇特的事实：“在美国，救了两艘军舰就能受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