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女与高思明团聚后，高思明便问闺女家乡的情况，只要一有时间便问，问了一遍又一遍，问了这个问那个。究竟离开家乡都十五六年了。没离开过家乡的人大概没有体会，只要是离开家乡的人没有一个没有这体会的，那就是想家。战斗间隙想，晚上躺下想，夜间醒来还是想。家乡西边那蓝盈盈起伏连绵的山，家乡的北侧，绕村而过自西往东缓缓流过的曲曲弯弯的河。每当夏日，那清凌凌的河水里漂浮着的绿生生的水草，水草间游来荡去的鱼。但高思明更多的还是想奶奶，想奶奶一手拉着打狗棍，自己抓着那棍子的另一头，走村串户乞讨的情景：高财东的大黄狗真吓人，刚站到他家门口，一句“奶奶给口吃的吧”还没喊出口，那狗东西便“呼”地蹿出，冲着祖孙俩“汪汪”地狂叫。奶奶便赶紧将孙子搂在怀里，再赶紧踉踉跄跄地跑开。捡到闺女后，奶奶便用右手紧紧地抓着闺女的一只小手，左手紧紧地抓着高思明的一只小手，而高思明的另一只手里便拖着一根打狗棍……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情形仍清晰地映在眼前。
而闺女呢，则一遍一遍地问高思明参军后的情况。这时，高思明也便高兴起来，他很高兴向自己的爱人讲述自己的战斗经历。每当讲起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战斗故事，耳边便即响起战场上各种枪支一起开火时，爆豆似的“噼噼啪啪”的响声，以及对方的子弹在耳边飞过的呼啸声。高思明每讲起这些，都会讲得津津有味儿，以至于后来，高思明还常到驻地所在的中小学校向满操场上一排排整齐坐着的男女学生讲这些战斗故事。他讲的绘声绘色，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儿。而高思明讲的最多的则是他后来所在的二十九军在梅花渡与侵华日军的那次战斗。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件爆发，驻丰台日军炮轰宛平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高思明所在的二十九军吉星文团奋起抵抗。然后，沿津蒲线大举南下。高思明所部在静河县城北的府君庙阻击日军。当时，任排长但也仅刚年满十九岁的高思明，带领一个排的兵力，爬上民房，趴在老百姓的高房顶上，向着逼近村中的日本鬼子射击，“砰、砰、砰”，清脆的枪声在村的上空回荡。端着上了刺刀的鬼子兵“嗷嗷”怪叫着冲进街道，随着来自高房顶上的激烈的枪声一个个倒下。然而，前进受阻的日本鬼子更加疯狂地还击，房顶上的战士抬不起头来。突然，听到“嗖”地带着哨音的迫击炮弹飞来的声音，在刚抬头观察的瞬间，便听到“呼隆隆”的爆炸声。伏在高房顶上的高思明突然看到右侧不远处一民房的房盖儿被掀翻。后来，了解到，日军的那颗迫击炮弹正击中因正在坐月子而难以逃离的香玲家，那炮弹竟然击穿了房顶，在屋地中爆炸，香玲连同她怀中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便被炸飞，变成肉沫飞溅到已经被掀翻了屋顶的四壁上，四面墙壁满是四溅的血迹，更有仍沾在墙上的肉渣。高思明每讲到此的时候，便是满眼的泪。高思明和战友终没有阻击住敌人。
后来，高思明又与战友撤退到津盐公路一侧的五美城村，借助村庄的隐蔽潜伏在公路的两侧，封锁住公路，伏击沿路南下的日军。眼看着满载着日本鬼子的汽车，一辆辆驶了过来，足有五辆，约有一个连的兵力。伏于公路西侧的高思明及他的战友们，远远看到鬼子汽车轰鸣着，缓缓地开来，车头一侧随着汽车的颠簸而抖晃着的小小的日本膏药旗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紧紧地贴着地皮的心脏“咚咚”地跳得更加厉害。早已上膛，枪口追着敌人的汽车，汽车近了，更近了，突然一声“打！”“砰、砰、砰”的枪声顿起，火舌自高思明与战友们路边的阵地前喷出。跑到最前边的那辆鬼子汽车的前挡玻璃“啪啦”一下子被乱枪击得粉碎，驾驶楼里鬼子的身子往一侧一侧，几乎近在眼前的高思明即清晰地看到了那家伙额头血窟窿的鲜血淌下，糊了满脸。车厢里本已挤站着的鬼子兵当即倒下几个，其他的则“哇啦哇啦”怪叫着跳下汽车。便就地趴下。然而，就在这些家伙自汽车上跳下再寻机还击的过程下，又被高思明及战友们“扑通、扑通”击倒在地。还是后边的两辆敌车灵活，边仓皇胡乱还击着边掉头逃蹿，扔下了被击毁的两辆汽车及三十多具尸体。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次日晨，高思明及他的战友们早已转移，却又一次突然驶来十多辆满载着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的汽车。那汽车直奔五美城村口，车一停，满车厢的鬼子兵即跳下车，双手握着打开了刺刀的长枪，那刺刀闪着寒光，数百名鬼子怪叫着包围了全村。原来，鬼子误认为前一日袭击了他们致使他们受到重创的高思明及其战友们即驻在这村，是纠集重兵前来报复的。先实施包围，后自各个街口冲进村里。鬼子兵一旦进了村，见人就杀。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更没有任何反抗能力手无寸铁的村民们，惊恐地叫着“鬼子来啦！鬼子来啦！”东躲西藏。鬼子先是将枪口对准了在街心惊叫着奔跑着的男人女人。这些人即无一例外地随着“砰、砰”的枪响，当即倒在街头，鲜血也便自他们的前胸后背的创伤处流淌出，小溪一样流淌到街心的车沟辙里。然后，鬼子兵持枪冲进尚没有来得及关上的街门，或用枪托砸开刚刚紧闭上的门扇，紧接着，又即听到鬼子兵“哇啦哇啦”的叫，及男的粗粗的怒骂，和着女的尖尖的惨叫。
一个年轻人的在慌乱中抓起一只簸箕，顶到头上，躲进位于院西南角的茅房，被追来的鬼子兵一刺刀戳中胸膛，年轻人“哎吆”叫一声，身子歪倒下，先靠在茅房墙上，再缓缓地偎下。年轻人的爹狂奔到牲口棚里，猛地抽出铡刀，双手高高举起，直冲着扑过来的鬼子兵劈下。但还没及到鬼子跟前，那鬼子兵双手紧握着的长枪便吐出了火舌。年轻人的爹应声倒地。已经怀着六个月身孕的年轻人的媳妇，本已躲到了柴草房，被鬼子兵揪出长发，拖拽到院中。这时，另有鬼子兵已经在院中架起了火堆，年轻人的媳妇一旦被拖到院中，便即围上来三个鬼子兵。这三个鬼子兵怪叫着，有一个鬼子兵将年轻人媳妇的两只胳膊倒扭到身后，另两个鬼子兵将年轻人的媳妇的衣服剥开来，任她嘶哑着嗓子哭叫着，扭动着身子挣扎着，却无济于事。突然另一个鬼子兵双手端着打开刺刀的长枪，猛地朝着她的肚子捅去，再用力一挑，她突然惨叫一声，便没了任何的动静。与此同时，肚子被挑开，又在众鬼子狂笑中将已经六个月大的孩子挑到刺刀尖上，再摔到院中熊熊燃烧着的火中。一个鬼子突然在院落一角的柴草堆里发现一团柴草正在簌簌地抖动，便即用刺刀将那抖动着的柴草挑开，藏在柴草中的年轻人的妹妹被揪了出来。她猛地挣脱了鬼子揪着她的手，朝着街门口狂奔，刚跑出两三步，却即被揪住。她猛地伸出双手向揪她的鬼子的脸上抓去，却又被另一个上来的鬼子抓住了手臂。她猛一低头，死命地咬住了那只黑手，那个鬼子“哎吆”一声叫，却又上来三四双鬼子的手，一起揪扯住了她。下面发生的事，作者实在不忍心如实描述出。她竟被扒掉衣裤双腿叉开，分别被绑在两个凳子腿上，残无人道地遭到了众鬼子兵的奸污。后又将双腿劈开。
高思明每讲到这儿，便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不下去。作者曾怀疑鬼子兵如此没有人性？如此惨无人道？牲畜都不如了吗？特意翻看了静河县志，才得知高思明非但没有一丝的虚构，一些更加血腥的场面，鬼子兵一些更加惨无人道的暴行，还远没能完全向后生们描述出来。这须每一个中国人都永远铭刻于心的耻辱的一页呀！
这个家庭里只留下了一个二黑，二黑便是后来的赵长增的爹赵墨安，即赵晓青的爷爷，由于他那日外出未归，才保住了一条命，没使这个家庭成员被鬼子杀绝，也才有了后来的赵长增以及赵晓青，以及后来发生的故事。
由于高思明每次讲到此处都无法继续讲下去，高思明参加的另外一次战斗，讲出的机会便不多，虽然县志上也清清楚楚地作了记载。那就是高思明和他的战友们突然接到上级通知，称一队鬼子在涉县的高家村、胡家屯、王官庄等三个村抢去了三四百名妇女，并即押解她们向南行进。高思明和他的战友当即抄捷径，赶在他们南去的必经之地。一场激烈的枪战，将这三四百名中国年轻妇女全部解救出，这里就包括赵晓青的奶奶。高思明事后才知道，他和战友们所救出的妇女险些被押到南方，作了日军的慰安妇。
再后来，高思明向各个中小学生讲这些故事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这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惨痛的一页，似乎永远翻了过去。除了像高思明这样亲身经历以及像赵晓青的爷爷、奶奶那样亲历过的人，尚永远刻在心灵深处，在后来者的大多数人们的意识中，却根本就不曾发生过这一页似的。然而，多少年后的本县的一次水利工程，却促使人们又意外地回忆起了那过去的岁月。
那是1980年初冬，大清河进行了一次清淤工程，清挖大清河道的民工们，突然在小钓台村桥下挖出了一颗铁家伙，有人将那铁家伙上的泥巴洗净，发现这铁家伙竟是一颗炸弹。那炸弹除部分已经锈蚀外，部分尚完好如初，弹尾的四个翼翅也完好无损。当时任河工总指挥的高思明听说了关于在桥下挖出炸弹的汇报后，即赶到现场，当即命令民工小心翼翼地将那炸弹放下，因他竟发现那炸弹尖头的引信同样完好，它还完全具有爆炸能力，当然也仍具有杀伤力。高思明便即嘱咐那个民工将这枚炸弹妥善放好，接着又命令其他民工：“河底还有炸弹，还有炸弹，这些炸弹中完好的还会有杀伤力。你们要继续清理，但要慎之又慎，要作到万无一失。”果然，几乎在同一地点，具体位置就在桥的北侧河底，又陆陆续续挖出了一大堆炸弹。有人数了一下，足有一百六十七枚。而且有三分之一的炸弹尚且完整。仍能爆炸，具备杀伤力。
面对河底的这些炸弹，广大民工以及围观的群众都感到纳闷，闹不清楚它们的来处。高思明这才又一次有机会像当初给中小学生讲战斗故事那样，讲起了那战争年代的故事。他说，日本鬼子投降的那一年，鬼子兵在撤退之前，曾将一批炸弹扔进大清河滚滚的河水中，但具体地点一直没弄清楚。现在看，显然是在桥面上，直接倾倒到了河心了事。因那时河水相当的深。幸无过往船只及打鱼人触发它，不曾发生伤亡事故。后来，仍是高思明命令县武装部作训（作战训练）科的参谋们。将这批炸弹统统运往开洼地里，挖沟引爆了事。再后来，还是那位曾到小钓台村抓民兵“三落实”试点工作的政工干事夏雨生写了一篇报道，登载在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上。当时，高思明还谈到日本飞机往这片区域投过炸弹，大部分炸了。但曾看到一些炸弹，自低飞的飞机腹部丢下，却并不见地面炸起，说明肯定有没有爆炸的，但尚没发现。因亲眼目睹的人几乎没有了，听的人也便将信将疑。
高思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从东北到华北，曾在这块土地上战斗，也曾在三年解放战争中转战南北，但终又回到了这片土地上，由野战部队就地调到县武装部作起了我军后备力量工作。这也才有了后来的“文革”那个特殊时期在县革委筹委会任军代表的经历，以及直接影响了方红生政治命运的那一句话。而到了这一句话的作用终结时，高思明也早已退休在家了。
这天晚饭后，高思明无意间问儿子高志远：“近来你们朱厂长怎样啦？”儿子高志远不经意地答：“朱厂长早就退啦！”高思明颇感吃惊的样子：“退啦？……真快呀，一晃的事。那你们水泥厂现在谁接替他任厂长呢？”儿子高志远回答：“方红生。”高思明一听，又是一惊的样子，不禁“啊”地一声，说：“还有叫方红生的吗？是不是那个‘三种人’的方红生？”儿子高志远答：“哪还另有一个方红生？不就是他一个嘛！”高思明听了，再也不吭声了，闷头坐在沙发上，老半天一动不动。而高志远哪里知道，父亲的心里却不平静哩！高思明想：这是咋啦？中央清理“三种人”的政策过时啦？这样的人咋竟当上了厂长了呢？他显然意识到自己退了休了。说话不算数了，但他对这件事仍放不下心来。第二天，他走出家门，毅然去找常务副县长夏雨生反映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