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纪新
北京时代新纪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裁陈纪新，国际表演艺术协会（ISPA）理事、北京时代新纪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裁。陈纪新于1991年进入中国文化艺术公司，曾任项目主持、项目经理、演出部经理、演艺中心经理、公司副总经理和常务副总经理等职务。精彩声音一个年近90岁的神秘老头，将一生的经验传播出来，于是就有了中国版的“图兰朵”。
目前影响文化产业的主要因素是什么？首先是信息，没有专业渠道搜集整理信息；现在信息充足了，但缺资金；谁来找钱，谁能将项目做得规范，这就到了“人”这个因素；人取决于机制，好的机制取决于体制。
这个项目耗费巨额、最奢侈的演出——“图兰朵”，是继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广场音乐会后，与他的经纪人联手创造的又一文化盛事；聚集世界歌剧制作精英，组合中国歌剧最佳阵容，巨额投资一流制作，全力打造中国演艺的世界名牌；创中国歌剧大规模进入世界市场面向主流做演艺事业的人有一种与人交流的欲望。首先自己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被自己的职业所感动，选定项目之后自己先进入状态，然后将这份热情扩散影响别人。这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主要讲：“三高”的操作，商业演出操作的主要环节。
“三高”项目的成功首先取决于整体策划的成功。现在社会流行的是“八分时间思考，两分时间动手做事”。策划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项目的效应。
“三高”首先是“天时”，赶在中国申奥之前，国际奥林匹克日这一天。为什么选择这一天，其实也是策划的，其中有感人的故事，后面再讲。
其次是“地利”。午门广场以前只是拉出去杀头，从来没有人在那里做过活动。
第三就是“人和”。那还得回到1999年。国外演出经营都是商业操作的，不受政府管辖控制。我曾问过日本一家做过“三高”演出的公司，他们让我们“小心，再小心”，他们当时得到的报价是1040万美元。当收到“三高”的回函表示愿意前来演出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值得一做的项目，只要做过了它，其他什么都可以不做了。10月份我就到了美国拉斯韦加斯，帕瓦罗蒂当时正在那里开一个大的个人演唱会。我深知策划的重要，当时就作了一些谈判。当地的文化参赞协助了我们。但是一开始因为钱的问题，谈判非常不成功。但是我们得到一个意向——他们愿意来中国。后来我就干脆将问题简单化，向对方的经纪人说了三句话：第一，中国这么多人喜欢三大男高音；第二，中国政府为此特开了午门；第三，中国现在实在没办法给你这么多钱。然后告诉他，这是问题，我没有办法，他是前辈，我要向他请教。等于把球又踢回去了。老头想了半天，说是要回去问问艺术家自己。
半年之后，事情有了起色。记得最后三大男高音签订意向书那天，我们从晚上7点不到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5点半。不过当时在意向书上留了一句“本意向书不付款不生效”。拿到意向书后，我开始在北京、上海、台湾等地做宣传，但发布完了之后，我手里还是没有钱。在2000年1月，当时我在台湾带着一个大型的文化活动外派团。文化活动也要按照投入和产出的规律，一定要有前期的开发周期。急功近利没有大型项目，一般我们手里的大型项目的开发周期都在两年以上。
做到最后就是一个经费来源和保障的问题。在后来将近10个月的时间里，我找到了东风传播公司。做这种大型的项目往往是前后联系的。我1999年做张惠妹的演出项目时，在云南就经历与当地的保安、行会打交道的过程，我们当时玩了命地把项目做好做完以后，东风传播公司老总就跟我说，“陈总，咱们合作做个项目吧”。所以到了“三高”合作的时候，钱投得就很爽快。后来我给“三高”的经纪人写了一封信，但老头没理我，他认为我签了意向书没给钱就是失了信用，不理我了。这里又有一个经验是，在国际上做项目千万不要复杂中间环节，因为那将造成信息的不沟通。于是我们赶紧飞到美国谈判，把协议签了，把钱付了。
后来又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事情，媒体整日狂轰滥炸，一会儿“多明戈不来了”，一会儿“帕瓦罗蒂给达赖演出了”，一会儿“去南韩演出了”。我们就飞到美国郑重向他们提出意见，指出他们的行为违反了协议和行规，给我们造成了损失。作为补偿，我们向他们提出要电视版权。
“人和”就是和申奥挂了钩。
当时蒋效愚在一次发言中说“如果在紫禁城午门广场演出是包括三大男高音在内的世界歌唱家的一个梦想，如果2008年在中国召开奥运会是中国13亿人民的梦，那么我们希望通过三大男高音紫禁城演唱会使这两个梦想成真。”
4月23日，在“6·23”演出的前两个月，我们在端门上作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会上就引出了后来的许多故事。很多人动员我将这一块拍成电影，我现在就将故事讲给你们听。
1999年第一次谈判的时候，他们要求要用国际乐队绝对不用中国乐队。第二次，同意可以用中国乐队了，但是要二选一，当时推荐了中国交响乐团和中央歌剧院。在观摩中央歌剧院演出的时候，被我国男高音演员戴玉强震撼，大有相逢恨晚的意思。后来，该演出公司的经纪人就提出以后要和我合作做戴玉强的代理。当我说到我们应该给艺术家多做一些事的时候，老头对我说了一番话，至今影响着我，他说：你们不必太在意，不只是中国，世界各国的歌剧院都缺钱，我们最重要的是给他们找钱做活动，这也是我一生要做的事。老头90岁了。他说他在中国发现了很多人才，我们这些做演出的只是需要出去看一看，知道什么是好。他还表示愿意将一生的经验告诉我。这已经不是商业上的对话了，而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交流了。后来就有了中国版的“图兰朵”，他请来了国际知名的导演制片人员，演员全是中国人。
“三高”应该说是中国市场演出集大成者，主办单位实现了最大规模的社会化运作。
今天我们在国际上看到两种模式。一个在美国文化市场商业经营最成功的地方，它的几大演出公司，古典音乐主要集中在纽约，哥伦比亚、ICM，还有几家公司。哥伦比亚公司是很有代表性的集团性操作，有23个副总裁，每人管理一家公司，都有各自的专门领域，专业化经营社会化合作。ICM是美国特殊的一家公司，它在纽约有古典音乐公司，在洛杉矶有三大流行音乐公司，不仅签流行音乐歌手，三大公司之一CAA有一个席琳·迪翁，IMG有一个MarrianCarry（玛丽亚·凯莉），威廉·莫里斯有一个惠特尼·休斯顿，各自有一个看家花旦。它们同时又签着一批好莱坞的导演和主要的作家。TiberDose是第二种模型，十个人俩股东，做着世界上最贵的项目，完全的个体化操作社会化合作经营，灯光找灯光公司，舞美找舞美公司，宣传有专门的公关公司，自己主要负责策划。中国早晚要走到这一步，“三高”某种意义上已经具备这种特色。
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目前影响文化产业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时，我这样说：首先是信息，没有专业渠道搜集整理信息；现在信息充足了，但缺资金；谁来找钱，谁能将项目做得规范，这就到了“人”这个因素；人取决于机制，好的机制取决于体制，所以又回到我们今天常说的问题，文化市场的政策保护。
今年去美国作了一次考察，他们演出市场的运作与我国目前的方式显然是完全不同的，虽然不能说我们一定会走上他们那一步，但总的方向应该是接近的。我国的税收是统一上缴按部门往下分。而美国各个州、区、专业领域都有自己的基金会，如音乐基金会、舞蹈基金会等，每个基金会都有定向的企业社会投资来源，艺术家直接与基金会联系申请经费支持，达成协议后就由该基金会负责该项目实施的监督，逐渐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我国也有一些基金会，但大多只是形式而已，没有专营公司管理，没有形成一种市场的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