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在这里是作为《孟子》七篇第一篇的篇名。《孟子》的篇名和《论语》一样，是摘取每篇开头的几个重要字眼来命名的，并没有特别的意义。“章句”两个字，是汉代经学家、训诂家所常用的字眼，作为训解古书的题名。《孟子》一书共七篇，后汉赵岐著《孟子章句》，他把每篇分为上下两卷，所以这里题为“章句上”。
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译文
孟子去谒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啊！您不远千里而来，会给我们魏国谋得很多利益吧？”
孟子回答说：“大王您为什么一定要讲利呢？只要讲仁义就行了。大王您说：‘怎样才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才有利于我的封邑？’士人和百姓说：‘怎样才有利于我自己？’这样，上上下下互相追逐私利，国家就危险了。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作乱杀死国君的，一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作乱杀死国君的，一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按说，在万辆兵车的国家里，大夫拥有一千辆兵车；在千辆兵车的国家里，大夫拥有一百辆兵车，家业也不算少了。假若不考虑公义而把私利放在最前面，结果是不把国君的家产全部夺为己有，就永远不会满足。所以，我主张要讲仁义。从来没有讲‘仁’的人遗弃其父母的，从来没有讲‘义’的人不尊重其国君的。大王您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一定要进利呢”
解读
孟子于公元前320年从腾国到了魏国，当时已经近70岁了。第二年粱惠王病逝，其子襄王即位，因见襄王不像个国君，他又离开魏国回到齐国。以下6章是孟子和梁惠王、襄王的谈话。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与梁惠王同时，正是篡夺兼并、战火连年不断的苦难时代。此前，韩、赵、魏三家分晋，田氏篡齐，齐晋霸业尊王的传统价值观已行不通了，列国不再维护大一统，而走向“交征利”的战国时代。当时，不论国家、个人，一切活动都落脚在现实功利的衡量上。所以，整个时代是属于兵家、纵横家与游士侠客大行其道的时代。孟子立身斯世，对抗时代狂潮，旨在宣传儒家的仁义思想，重建价值观念，试图扭转整个时代的风气。所以，他对梁惠王开宗明义即强调义利之别，把功利实效引向仁义价值，把军国霸道引向仁政王道。这也是为什么要把这一章安排在全书之首的原因所在。
这种以功利作为衡量价值标准的时代风气，在孟子会见梁惠王时就被梁惠王一语道破。他说：“老先生啊！您不远千里而来，会给我们魏国谋得很多利益吧？”梁惠王的想法代表了整个时代的价值观，所以孟子对梁惠王的问话并不感到奇怪，立即回答说：“大王您为什么一定要讲利呢？只要讲仁义就行了。”接着孟子就为梁惠王分析了只讲利的危害及严重后果：只讲利，人我之间就会形成利害关系的冲突与对立。“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历史事实证明了这话的正确性：“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所以，治国不能言利而当讲仁义，仁心发用，就不会有人遗弃他的亲人；相信道义，就不会有人不敬重君王；只有讲仁义，才能上下相安。
孟子大声宣称：“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一呼声，代表了时代的良知，也表明他把握住了历史前进的方向盘。
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扈鹿攸伏，扈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译文
孟子去谒见梁惠王。惠王站在池塘边上，看着大雁和麋鹿说：“贤德的人也喜欢这种快乐吗？”
孟子回答说：“真正是贤德的人，才能喜欢这种快乐；不是贤德的人，即使有这种快乐，也无法享受。比如《诗经》上说：‘灵台要动工，测量又经营。百姓来参与，很快就建成。王说莫急躁，为君有亲情。文王在灵囿，母鹿也安闲。母鹿肥又壮，白鹤羽毛鲜。文王在灵沼，满池鱼儿欢。’文王用百姓的力量来兴建高台池沼，而百姓非常高兴，把这个台叫灵台，把那个池沼叫灵沼。他们高兴那里有麋鹿鱼鳖。古代的国君能与民同乐，所以自己才能欢乐，而夏桀则与文王相反。《尚书·汤誓》记百姓怨恨夏桀说：‘太阳啊，你什么时候才消灭呢？我情愿和你一起灭亡！’百姓情愿和夏桀一起灭亡，即使有台池鸟兽，他一个人能够独自享受吗？”
解读
粱惠王自己在王室的大园林中散心游览，自然门禁森严，百姓不但不能入园，就连接近都要受到限制。孟子作为国君的嘉宾，自然有条件进入。梁惠王大概也想借此炫耀一下。他见到孟子后就问：“贤者亦乐此乎？”意思是说，自己作为一国之君，能享此乐，贤者虽也想享受此乐，但未必有此条件。话里显然包含了轻视的味道。孟子的严肃回答却大大出乎惠王的意料。孟子首先指出：“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话里也把梁惠王包括了进去，这是全章的中心。接着，他用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周文王是一位贤明的国君，他是怎样“后乐此”的呢？《诗经·大雅·灵台》就是歌颂文王台池鸟兽之乐的。他用民力修筑灵台，建成后百姓也能享乐其中，甚至连园中的鸟兽鱼虫也都显得悠闲快乐，这时文王自己才享乐。孟子借文王的故事向梁惠王提出了一个为君的原则：应该“与民同乐”。
接着，孟子又引用《尚书》的记载，讲述了夏桀的故事。夏桀王施行暴政，弄得民不聊生，老百姓恨透了他，诅咒他：“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你这位如同烈日一样的暴君啊！你什么时候才会消亡呢？我宁愿和你这暴君一同灭亡，也不愿再受你暴政的残害了。）百姓恨暴君到了宁愿和他同归于尽的程度，台池园囿再好，暴君自己能安心享受吗？
学习本章应该知道当时是专制独裁的政治，孟子能提出“与民同乐”的思想，实在是难能可贵。后来的统治者，虽然大力提倡读圣贤书，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与圣贤的主张背道而驰。从历史上看，历代的统治者，都投巨资修建园林和亭台楼阁，其中最有名的如秦始皇的建阿房宫、隋炀帝的建迷楼、宋徽宗的建艮岳、清慈禧太后的建颐和园等，都印证了孟子在这段书里所说“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理论的正确性。
原文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译文
梁惠王对孟子说：“我对于国家，真是费尽心力了。河内发生饥荒，就把一些灾民迁移到没有饥荒的河东去，把河东的粮食调拨到河内去。如果河东发生饥荒，也是这样办。我考察邻国的政治，没有一个国君像我这样为百姓费心尽力的。可是邻国的百姓并不见减少，我国的百姓也没有增加，这是什么缘故呢？”
孟子回答说：“大王您喜欢打仗，就让我用打仗作比喻吧。战鼓咚咚敲响，双方战士兵刃相交打在一起，战败的士兵就丢下盔甲，拖着兵器向后逃跑。有的一口气跑了一百步停下了，有的一口气跑了五十步停下了。那跑了五十步的士兵嘲笑那些跑了一百步的士兵（说他们胆子小），大王您以为如何？”
惠王说：“这不行。他们只不过是没有跑一百步罢了。他们也是逃跑呀。”
孟子说：“大王您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不要指望您的老百姓比邻国多了。如果在农忙的季节，不去征用民工妨碍生产，那粮食就会吃不尽了。如果细密的渔网，不到大的池塘里去捕鱼，那鱼鳖就会吃不尽了。如果林木在合适的时候去砍伐，那木材就会用不尽了。粮食和鱼鳖吃不尽，木材用不尽，这样，就使百姓对生养死葬没有什么不满了。老百姓对生养死葬没有什么不满，就是实现王道的开始。
“在五亩大的宅院中，种上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穿上丝织的衣物了。鸡狗和猪等禽畜，不错过交配的时机，七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有肉吃了。一家人有百亩的耕地，不要去妨碍他们生产，几口之家就可以不至于挨饿了。认真地办好学校，反复地向百姓讲解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须发花白的老人就不会头上顶着、肩上背着重物奔波在路上了。七十岁以上的人穿着丝织的衣物，还能吃上肉，百姓饿不着也冻不着，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的，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
“当前富贵人家的猪狗吃着应给百姓吃的粮食，而不知检查限制；道路上有饿死的人，而不知给百姓发放粮食救济。百姓饿死了，却说：‘这不是我的罪过，是由于收成不好。’这种说法，和用刀子捅死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是兵刃杀的。’又有什么不同？大王您不把罪过推给收成，认识到罪过在自己，而实行仁政，这样，天下的老百姓就会都来投奔您了。”
解读
梁惠王在位52年，他见到孟子时，已是最后一两年了。他开始很有雄心，想统一三晋称霸天下，但几十年来和韩、赵、齐、秦等国作战有胜有负，国家并未强大，人口并未增多，而其他国家的国君并不像自己这样为国操劳，国力也和魏国不相上下。这时他回顾一生，不知道自己奋斗一生，为什么会有如此结果。所以，他向孟子提问，想找到答案。
孟子的回答是：“王好打仗，我就以打仗来作比喻。战士们听到战鼓响，刚交战就抛下盔甲，拖着兵器往后逃跑。有的人跑了一百步停住脚步，有的人跑了五十步停住脚步。然后，那些跑了五十步的人竟耻笑跑了一百步的人，大王您以为如何？”梁惠王说：“不可以。五十步、百步都是逃跑啊！”孟子由这个比喻点明，惠王与其他各国国君相比，或许他多做了一些救灾的工作，但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并未发政施仁，从根本上改善百姓生活。所以，魏国和其他国家相比，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罢了。
孟子告诉惠王，只知道救灾，而不知道爱护百姓、发政施仁，人口是不会增多的。怎样发政施仁呢？孟子认为第一要做到“不违农时”，“数罟不入净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这样，粮食鱼鳖都够吃了，木材也够用了，老百姓的生养死葬都满意了。这是实现王道的开始。
点明这一转化之后，孟子提出了他的仁政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先养后教，使人民不仅生活安定，而且品德敦厚——一统天下的大道就将在这仁政的实践中完成了。
反观当时的政治现实又如何呢？豪门大户的猪狗吃掉了人的粮食，国家却不加检查限制；路上有饿死的人，国家却不打开粮仓救济；百姓饿死了，却说：“这不是我的罪过，是荒年的缘故。”这样的说法，和用刀子杀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是兵器杀的”，又有什么不同呢？
国君应有责任感，应当视百姓的苦难为自己的苦难，并认识到这苦难实际上是自己造成的。所以，孟子最后对梁惠王说：“大王您不把百姓的苦难归罪于荒年，而谴责自己，天下百姓就会投奔您来了。”
原文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译文
梁惠王对孟子说：“我很乐意听您的指教。”
孟子回答说：“同是杀人，用木棒和用刀子有什么不同吗？”
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紧接着问：“同是杀人，用刀子和暴政，有什么不同吗？”
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说：“您的厨房里有肥美的肉食，您的马棚里有膘肥体壮的马匹，而您的老百姓却面有饥色，野外有饿死人的尸体，这无异于让禽兽来吃人。禽兽之间你吃我，我吃你，人们还十分憎恶；作为百姓的父母，为政却归根到底是在让禽兽来吃人，那又怎么能做老百姓的父母呢？孔子说过：‘当初开始做木偶、土偶陪葬的人，理应断子绝孙！’孔子所以这样痛恨‘始作俑者’，就是因为木偶、土偶都是模拟人，用来陪葬（把人不当人了）。用木偶、土偶模拟人陪葬尚且不可以，又怎么可以使老百姓活活地饿死呢？”
解读
上一章孟子指出魏国所以人口不见增多，原因是由于惠王不能发政施仁，从根本上改善百姓的生活，这也是由于惠王没有责任心，把由自己给百姓造成的苦难推给了灾荒。梁惠王感到孟子说的有理，所以说：“寡人愿安承教。”孟子顺势向惠王提问：“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惠王认为同是杀人并无区别。惠王心里可能认为自己并未以政杀人。孟子接着指出惠王实际上是在以政杀人，不过杀人的方式不是“以梃与刃”，而是“率兽食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惠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百姓却“有饥色”。那时诸侯养马，动则几千匹，而养一匹马的费用，据说比十个人的生活费还多。除了饲草外，还要给它好的豆料、鸡蛋，还要喝酒，有时是上好的名酒。至于战马，要吃得更好。“马无夜草不肥”，晚上同样要给饲料，派人遛马。试想一下，养一千匹马需要多大一笔费用？惠王为了自己享乐和满足自己的野心，厚敛于民，以养马匹，以致百姓饿死，这不就是率兽食人吗？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看到野兽相食尚且憎恶，那么一国之君，作为民之父母，却干出“率兽食人”的勾当，又如何能得到百姓的拥戴？
为了警醒惠王，孟子引用了孔子爱人的一句名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认为，用人俑作为陪葬都不可原谅，那么率兽食活人就是罪大恶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