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伯夷，不合他理想的君主，不去侍奉；不合他理想的朋友，不去交往。不在坏人充斥的朝廷里做官，也不同坏人交谈。在他看来，在坏人充斥的朝廷里做官，同坏人交谈，就像穿戴着朝服朝帽坐在烂泥里炭火上一样。把这种厌恶坏人坏事的心情进一步推广开去，他就这样想，和乡下人站在一起，看那人帽子没有戴正，就会不高兴地走开，好像自己会被污染一样。所以，当时各国诸侯虽然派使者用好言好语请他去做官，他也不接受。他之所以不接受，也是认为不值得去，那里的人和事都不理想。柳下惠却不以侍奉坏的国君为可耻，不以官职卑小为低下。入朝做官，不隐藏自己的才能，但一定要按照他的原则办事。自己被免职也不抱怨，穷困潦倒也不忧愁。所以他说：‘你是你，我是我，即使你在我旁边赤身露体，又怎么能玷污我呢？’所以，他总是高兴地和别人在一起而不失自己操守。不管是谁，拉他留下他就留下。拉他留下他就留下，是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离去。”孟子总结说：“伯夷器量狭小，柳下惠不太严肃。器量狭小和不太严肃，君子是不这样做的。”
解读
伯夷和柳下惠二人的表现截然不同，但都可圈可点。自古人们就赞颂二人，赞伯夷之忠、柳下惠之贤。可是，孟子在本章具体介绍完二人之后，却总结说：“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孟子说的“君子不由”，是告诉人们想成为君子，不应走他们的道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二人虽然道德修养很高，但伯夷的狭隘和柳下惠的不严肃难以成为士人学习的表率。
世上有些人故作孤僻，见着凡人不说话，或者放浪形骸，不拘小节，于是就以为自己是超人了，这是背离正道的。人总得生活在群众中，不要忘了孔子的教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第三十章）
活学活用
行德者王：德行能使人心悦诚服
孟子说：“依靠武力又打着仁义的旗号的可以称霸于诸侯，这种称霸必定以国力强盛为前提；依靠德行施行仁义的可以称王于天下，这样称王不一定仰仗自己国力的大小。”
“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这短短的十二个字概括出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两种不同的格局，同时也映射出社会生活中的两种人格类型。王道和霸道的分野就是如此清晰。在孟子的眼里，三皇五帝的政治才是纯正的王道，三代以后则多为霸道。“用武力征服”，还是“用道德感化”，在庶民那里，还会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对孟子来说，理想的选择当然是“王道”和“德化”。儒家的人文教化主义，在孟子那里，达到了新的高度。实际上这两种政治和人性风格在以后的时代里也是交织在一起，彼此消长，纠缠不清的。孟子曾说“春秋无义战”，那么在战国群雄逐鹿的时候，霸道当然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难怪孟老夫子对现实抱有如此深的批判情结。其实不光是他对“德”持有深切的关注，战国其他的思想家都对“德”的价值有着普遍的共识，虽然他们的政治理念不同，哲学观念殊异，但对“德”之于政治的意义在认识上基本相差无多。
庄子在《天下篇》中强调：“以德为本。”
荀子在《劝学篇》中说：“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管子·兵法》中也说“通德者王”。
我们可以看出，“德”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在许多的思想家那里具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孟子在这里以及其他篇章中提到的所谓“德”的概念和以之为中心的观念，是和孔子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两者的“德”论构成了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孔子在《为政篇》中劈头一句话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以以“德”的原则为政，就会如同北极星一样，自在其所，而群星都拱卫于四周。孔子认为，为政以德与否，决定着执政的成败和政权的更迭。古往今来政治上的得失，大致乃“有德”或“无德”所致。夏商周迭兴，都是因为前代“德昏政乱”，后代“发厥明德”方才实现的。
既然“德”具有如此神奇的医治社会痼疾的功效，那么它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由哪些因素构成呢？从孔孟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它包括这样一些内容：
第一，“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认为德修必须在“仁”的基础上，能够博施济众，帮助该帮助的人群，遍施恩泽，以达到化育万民的目的。也就是说一个拥有德修的人必须具有民本的思想。
第二，宽厚诚信。孔子说“宽则得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这是有德者必要的人格品质。
第三，“选贤用能”、“节用爱人”。这是有德者社会行为中的行为准则。鲁哀公曾经问过孔子，怎样才能使百姓服从这样一个问题。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意为要把正直无私的人提拔起来，把邪恶不正的人置于一旁，老百姓就会服从了；把邪恶不正的人提拔起来，把正直无私的人置于一旁，老百姓就不会服从统治了。孔子此言旨在告诫统治者，在选用人才问题上要慎重，真正做到荐举贤才，选贤用能。
第四，“敬事”、“公平”。对于该负的责任要积极的承担，该做的工作积极去完成。这样，才能够使自己在日常的生活中，展现自己的人格魅力。而公平是我们，尤其是领导者的一个重要尺度。
在《论语》中，对子张提出的“何以为政”这一问题，孔子的回答是“尊五美，屏四恶”。照孔子的解释，“五美”是“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四恶”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对于“五美”我们较容易理解，对于“四恶”，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是这样解释的：
“不教而杀谓之虐。”对部下、学生都是如此，如果没有教导他，他做错了，我们要自己负责。人并不一定对任何事情都有经验，而教了以后，改不过来，才可以处罚他。“不戒视成谓之暴。”这个“戒”就是告诫。对部下事前不告诫他，到时候又要他拿出成果来，要求太高，不合情理，这是非常要不得的事。“慢令致期谓之贼。”对于法规、命令，待之以轻慢的态度，不在乎。“慢令致期”，自己玩弄法令，而希望别人达到目的，完成任务，符合你的期望，这就是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为政之道，一切事情都要想到，我所需要的，别人也需要，假使一件事临到我身上，我会很不愿意，临到别人身上也是一样，这是“犹之与人也”，比之自己与人家相同。“出纳之吝”——为政与经济分开来——就是怎样节省或放开来用，这个分寸，各有专门负责的人，该用则用，该省则省。
“五美”是德的主要构成因素，而“四恶”则是“德”的重要敌人。孔子的德治思想大多是从个体的修养着手讨论的，对于今天的我们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而在孟子那里则多是指向了政治的层面，为他的王道理念服务的。这看似离我们的现实有点远，其实所谓的“王”和“霸”这样的政治状态在我们的生活中何尝不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人生状态呢？
智慧金言人生也是一场战争，个体也是一个世界。
选贤任能：选人要选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人
孟子拜见齐宣王，说：“我们所说的‘故国’，不是指国中要有高大的树木，而是说那个国家有世代建功立业的臣子。现在大王没有可信赖的臣子，过去提拔任用的人，如今都不知哪里去了。”
宣王说：“我怎样辨别哪些人没有才能而不任用他们呢？”
孟子说：“国君选用贤能，如果迫不得已选用新人，将会使原本地位低下的超过地位高的，原本关系疏远的超过关系亲近的，对这种情况国君能不小心慎重吗？左右侍臣都说某个人好，不能轻信；大夫们都说他好，也还不行；全国的人都说他贤能，还要去考察他，见他确实很有才干，这才委以重任。左右近臣都说某人不行，不能耳朵软；大夫们都说不行，不要听从；全国的人都说他不行，还要考察他，见他确实不行，这才罢免他。左右侍臣都说某人可杀，不要听从；大夫们都说可杀，不要听从；全国的人都说可杀，还要审查他，见他真的该杀，然后才杀掉他。所以说，这是全国百姓杀掉他的。只有这样做了，才可以做百姓的父母。”
孟子认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必须有德才兼备、能够为国家建功立业的人才，而不是只有自然意义上的国土版图、自然风物，所以选拔人才、举贤任能成为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由于人才是支撑国家大厦的栋梁，是整个国家的兴衰所系，同时选拔人才会使“卑逾尊，疏逾戚”，也就是会打破原先的尊卑和亲疏的关系，所以孟子认为个国家的人才选拔必须基于一种谨慎的态度。
孟子择人的核心观点是“察之”，也就是要经过多方面的考察，考察的结论不是“左右”，不是“士大夫”，而是国人。这一思想带有一丝民主的味道，对于人才的正确选拔无疑是可取的。其实这也是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原则在择人方面的运用。当然孟子的择人论也是由孔子那里发展而来的。在《论语·子路》篇里有这样的记载：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提出的是对一个人的总体评价的问题，而孔子的回答却是“不如一乡中的好人喜欢他，坏人厌恶他”，这样才可能在对比中认识他人。这是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角度辨别人的好坏的。在《卫灵公》篇里，孔子又概括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虽然孔子是从对人的识别鉴察的方面去论述的，而孟子是从为国选贤层面去谈的，但是他们识人才，择人的方式是大致相同的，那就是通过尊重事实，强调审查等方面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从而能够使真正的人才得以服务于社会。从这一点上看，孟子的择人观念带有唯物认识论的特色。即使是我们今天的干部人事任免制度，也大多遵循着孟子这一择人的原则。
古人说“为治之道，无如择人”，作为领导者选择人才必须基于许多方面的考虑，最起码的一个条件是他必须赢得大多数群众的信赖。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在自己的工作中形成一种合力，而不是孤家寡人，这是和孟子的其他民本思想相一致的。
当然，孟子的择人观念还是稍嫌粗糙的，“国人”说好的未必一定就好，“国人”说应杀的未必就一定得杀，历史上有这样的先例。西汉末年，王莽未篡汉时谦虚谨慎，乐善好施，赢得了大多数朝臣的赞扬。年轻时王莽因为孤贫，“因折节为恭鉴，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又“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俨然一派君子风度。后来，他“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为了取媚权臣，他不择手段，“大将军风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他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王风临死，向太后推荐他，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仕途；另一个叔父王商上书，“愿分邑以封莽”，他结交的“英俊”这时也起了作用，当时的名士戴崇、陈汤、金涉“皆为莽言，上由是贤莽”。封侯之后，王莽也是“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赈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卿相士大夫甚众”，“故在位者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就是这样一位被大多数名士大臣称善、让百姓敬仰的“谦谦君子”后来却成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权臣，篡汉夺位的暴君。
智慧金言看来选贤任能不是一项简单的事情，需要多方面的考察，有的时候也需要时间。
虚怀若谷：善于改正自己的缺点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去世，蒋琬接掌大局。他冷静如昔，既无威容，也无喜色，一切行止和平日无异，逐渐获得群臣的信任。蒋琬个性温和，思考冷静，从不情绪化，协调能力极佳。东曹掾杨戏素性简略，不喜辩论，蒋琬向他问话时，也常静默不答。因此有人向蒋琬表示：“公与杨戏问话，杨戏默而不答，这样傲慢，是不是太过分了？”蒋琬却笑着回答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表面遵从而背后却有意见，才是古人最不耻的行为。杨戏大概是认为赞成我的意见，可能非其本意，当场反驳我的看法，又显出是我错了，所以他才静默不答，这不正是杨戏的可贵之处吗？”
有一次，督农杨敏曾在背后批评蒋琬道：“做事没有把握，一点也比不上前任。”有人以此向蒋琬打小报告，请处治杨敏不敬之罪。但是蒋琬却表现出闻过则喜的君子之风，坦然地承认道：“他说得一点没错。我的确不如前人，所以做起事来比较没有把握啊！”
后来，杨敏犯刑事系狱，大家都认为他死定了。但蒋琬反而免其重罪，只处以轻刑。其审慎、温良、谦恭的一面，比诸葛亮有过之而无不及。
智慧金言孟子认为，君子的境界“莫大乎与人为善”。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有一点就是虚怀若谷，善于吸取别人的优点，改正自己的缺点。更重要的是，还能带动大家一起做好事。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这就是圣贤的思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