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雄并峙的战国时代，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扶危济困、身怀武艺的游侠刺客，他们以自由交往的方式为知遇者轻生相报，并以追求一种精神价值为人生目标。一条命，一柄剑，一逢知遇，便将身轻付，在刺杀中验证自己的宿命。
春秋战国的乱世诸侯，为“刺客”这一行业的从业人员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这里无数的阴谋、暗杀，让承担着“兴国灭敌”大任的壮士们上演了一场场可歌可泣、可悲可叹的剧幕。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尽管这五人的具体事迹并不相同，其行刺或行劫的具体缘由也因人而异，但是有一点则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身上都有一种不畏强暴、置生死于度外的刚烈精神。司马迁看重的是那些能够在时代中担负重任，敢作敢为的人。他认为这几个刺客的志向意图都很清楚明朗，都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所以是值得歌颂的英雄。他们的事迹，被司马迁写得可歌可泣，生动感人。
对这五位刺客，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分别评价说：“曹沫盟柯，返鲁侵地。专诸进炙，定吴篡位。彰弟哭市，报主涂厕。刎颈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夺魄，懦夫增气。”刺客们有实际收益，比如收复国土、夺得政权、报仇雪恨；也有精神收益，比如形式上的复仇、虽败犹荣的反抗。可见，唐人司马贞注重的是刺杀行动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效益。
那么，司马迁又是怎么“曰”的呢？《太史公自序》曰：“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义不为二心。”《刺客列传》结尾曰：“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让太史公念念不忘的正是一个“义”字，无论这“义”是谁发明的，无论这“义”的结局如何，只要目的明确，就是政治正确，因其大义凛然、义无反顾、至死不渝，所以值得推许。可见他所看重的还是刺客的“精神魅力”，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刺客的职业精神便是勇于抛头颅洒热血，敢于肝脑涂地，如此，便可慷慨赴死，功德圆满。古代刺客就是这样用冷兵器和生命写出了他们的英雄史。
但我并不是很喜欢这种刺客。我认为，除了曹沫以外，其他几位刺客的行为，充其量都只是一种匹夫之勇。
专诸、要离、聂政、荆轲等人，不能算是英雄，只是不自觉被卷入了权力更替的斗争中。表面上是“士为知己者死”，实际上只不过是被人利用的棋子而已。要离为了他的“忠心”而害死自己的妻儿，最后在完成任务之后自尽；荆轲刺杀嬴政，是为了燕国的利益，然而他自己却不是燕国人，既不是忠于祖国，也不是忠于人民，只是忠于那个所谓的“知己”，而真正的情况，却是被人利用。
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就不应该像刺客这样。许多人赴汤蹈火，为的是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自己的宗教和理想。然而，这些刺客心中却没有这样的概念。他们所效忠的，只是重金礼聘他们的人，虽然不是见利忘义，但也没有一定的立场。说是义士，倒不如说只是单纯的刺客，就像现在的职业杀手。
还有豫让的行为，明代的方孝孺写过一篇《豫让论》，谈论豫让的行为，以及豫让的局限性。文中说，豫让虽然为了智伯舍生忘死，但在这之前，他并没有为智伯提过任何的忠告和劝谏。也就是说，他的死完全是出于一种“以死求名”的心理。而要离为了报答所谓的“恩情”，害死自己的妻儿，真的是非常过分。难道，外人对自己的厚待，比家人的亲情还重要吗？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观《史记·刺客列传》中诸人之言行，只有曹沫一人做到了，用自己的勇气捍卫了国家的领土，而其他人，并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将“义气”理解成了“义”，往往将豪狠理解成了勇敢，往往将不怕死理解成了壮烈，于是许多杀人者都被鲜血染成了榜样，许多杀人事件都被鲜血染出了光荣，似乎这也是一种传统。时至今日，常见我们的作家、导演仍热衷于手起刀落、马革裹尸；仍把杀人、复仇当做英雄的筹码，以一种残酷的暴力美学表现所谓的英雄行为，这种手法未免过于轻率、简单。
我们反观历史，不是为了唤醒人们嗜血的基因，而是在歌唱英雄的同时不忘敬畏生命、呼唤正义、礼赞和平，不忘国人所褒扬的“义”应该是敞开的、包容的，它不单要面向一时一事，还要面向更为广阔的人类空间，直至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