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方医是没有固定坐诊地点的医生，他们云游四方，走街串巷，往往会有一个铃铛或者一面布幌作为标志，因此也有人把他们称为摇铃郎中。
坐堂医的来历，同医圣张仲景有关。张仲景是东汉末年的名医，因学识渊博，人品高尚，举孝廉，成为长沙太守。当时，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
为了能为百姓治病，他干罢公事，常借公堂摆开案桌，坐在堂中为当地百姓治医。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坐堂郎中。
游方医这一名称的由来没有特殊的传说，却是历史悠久。先秦时期，扁鹊就是一位着名的游方医，他周游列国，为各国百姓治病。
游方医有三字诀：一曰贱，药物不取贵也；二曰验，下咽即能去病；三曰便，能够就地取材。尽管游方医多为国医所不称道，但其中确实有很多东西值得深入整理和研究。
有时游方医也受到世人的浅薄鄙视，有人认为他们游食江湖，买卖假药。这些或许是世人对游方医的偏见，为正游医之声，清代医药杂家赵学敏编纂了《串雅》一书。《串雅》对游方医给以高度评价，认为游方医的治疗方法是“操技最神，而奏效甚捷”。同时还记载了许多民间医方，这些医方目前在临床上仍在使用，并有很高的治疗价值。《串雅》还介绍了民间防病的经验，书中集录了除蚤、灭虱、驱蝇、禁蚊、除臭虫等驱除害虫的措施，实际上是起了消灭疾病传染媒介的作用。
同时，还记载了民间的许多有效的急救法，例如：溺水用骑牛法，解药毒用防风，昏厥症用放血法等，这都是简便而又经济的方法。此外，它还重点介绍了民间外治法的经验，这些方法都具有简便、经济、有效、用药安全等特点。
我国历代名医大部分是坐堂医，很多都有自己的诊所和药堂，少了漂泊之苦，有更多的机会精研医术。但是，游方医虽然周游四方，颇为劳顿，却可以见到很多其他的病种，因此各有长短。无论是坐堂医还是游方医，只要医术高明、医德高尚，都会受到老百姓的尊重。
不过，后来随着社会发展，游方医越来越少了，现在的医生可以说都有自己的固定工作场所，也就是说都是坐堂医，而坐堂医和游方医这样的称呼也基本上没人再提了。
011医生为何称为“郎中”
朗中是古代的官名，始于战国。汉代沿置，属光禄勋，管理车、骑、门户，并内充侍卫，外从作战，分为东郎、户郎、骑郎三类，长官没有车、户、骑三将，其后类别逐渐泯除。
自隋唐至清，各部皆沿置郎中，分掌各司事务，为尚书、侍郎，丞以下之高级部员。称医生为郎中，乃南方人的方言，始于宋代，从此沿用至今。
相传，南宋有位郎中（官名）叫陈亚，为人诙谐，又爱好文字游戏，曾以中药名写诗百首。有一年大旱，陈亚和友人蔡襄在路上看到一个和尚求雨，赤膊自晒，殊为可笑，陈亚随口念道：“不雨若令过半夏，应定晒作葫芦巴。”半夏、葫芦巴都是药名。
蔡襄见他讽刺过分，便道：“陈亚有心终归恶。”
陈亚应声道：“蔡君除口便成衰（‘便成衰’为中医学‘泄泻’的别名）。”
此事传到民间后，陈亚名声大振，人们认为他不但熟谙药名，也通医术。后来，常有学医者以读陈亚“药诗”为乐事，郎中也渐渐成为中医师的代称了。
趣味链接：“铃医”为什么又叫“卖嘴郎中”
“铃医”指游走江湖的民间医生，又称“走方医”、“草泽医”。
铃医在古代已有，宋元时盛行，大多数是家传师授。他们有的肩挑药囊，悬挂葫芦；有的肩背药箱，手摇铜铃、串铃或弹拍竹鼓来招徕病人。人们便称呼他们为“铃医”。
到了近代，在北京等地，民间常有串铃卖药的江湖土郎中，他们一只手持着串铃摇动，另一只手持着写有“路顺堂”字样以及药名的招牌，走街串巷，为人看病。
铃医往往掌握一两种民间疗法和秘方（包括草药、针灸、推拿及其他简易治疗方法）为人治病。也有些仅微通医术，略知药性，仗着口有佞才，看病时，目视其色，言善变化，捎带卖药。
有的铃医还慢步呼喊治病技巧及介绍药品的用法及疗效。如在民国时期的澄海樟东一带常有“铃医”穿街过巷，一边走一边呼喊着“剑波丸，专治腹痛、腹泻、食积伤脾”，“双剑铜青膏药，专治疔疮瘰疠，拔毒生肌，贴着就好”等广告。
铃医多无固定诊所，在民间流动行医。为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常持竹板敲打，并反复宣传，求人买药，所以他们又有“卖嘴郎中”的绰号。
012我国古代的人体解剖手术
在我国古代，毁伤尸体被视为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所以，解剖人体也就成为一件非常忌讳的事情。虽然如此，为了治疗疾病，我国古人早就开展人体解剖手术了。
如我国古籍中就载有：“昔者秦缓识晋景之膏肓，扁鹊见齐桓之肠胃，太仓解颅而理脑，俞跗涤胃而湔肠”；而在《灵枢·经水篇》中也有“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的记载。
其实，我国的人体解剖历史十分久远，最早可以上溯至西汉末年。
据《汉书·外戚传》记载，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捕得政敌王孙庆，“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始终，云可以治病”。
这次解剖，手段极其残忍，但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取得“治病”的科学根据；参加者有太医（皇室御医）、尚方官员（朝廷技术人员）、巧屠（熟练的屠夫）；研究项目是人体内脏的大小、相对位置，以及血管的分布和循环规律。
这种血淋淋的活体解剖固然可以取得“治病”的科学根据，但却是非常不人道的，应受到谴责。
唐代也有与人体解剖相关的记载。
据《隋唐嘉话》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在翻阅医方时见“人五脏之系咸附于背”，乃下令以后在笞刑中只许臀部受刑，不得击背。唐太宗所见之图其实名叫“明堂图”，是唐代医官所绘的人体解剖图。
另据《唐书·忠义传》记载，武则天执政时，怀疑太子李旦谋反，令来俊臣用酷刑拷掠太子家臣，逼令诬攀。太常工人金安藏闯入刑堂，执理申辩，拔出佩刀当堂剖腹，大呼：“请剖心以明皇嗣（太子）不反！”刀过胸臆，五脏俱出，血流被地，气绝而仆。武则天被金安藏的壮举所震撼，继而动了恻隐之心，便“令舆入宫内，遣医人纳却五脏，以桑白皮为线缝合，傅之药。经宿，安藏始苏”。
当时的“医人”对这位开肠破肚的自裁者不是束手无策，而是采用了内脏复位、缝合和傅（敷）药三种有效的治疗方法，挽救了这位忠义之士的生命。
但遗憾的是，关于外敷药物和手术器材未予记载，使我们无法看到完整的临床资料。这是因为，在我国古代社会，医学被列入卜筮星象之流，不被重视。即如孙思邈、张仲景等“神医”在“正史”里也只能列入“方伎传”中，篇幅有限，语焉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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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的司法人员在长期的法医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检验尸体伤痕的方法。
他们在检验前，先准备些糟醋、葱、川椒、食盐、白梅等。因为人的皮肤有红、黑二色，死后会泛出青色。假如验尸时看不出伤痕，可在可疑的部位用水把皮肤洒湿，然后将葱白打碎、摊开，涂在该部位，再用纸蘸醋盖上，约一个时辰后除去，用水洗净，伤痕则显现。
如果尸体上有几块青黑的地方，可用水慢慢滴注：假如是伤痕，皮肉就较坚硬，水滴便停滞不流；假如不是伤痕，皮肉上较松软，水滴就会流掉。
检验尸伤和骨伤，如果在受伤的地方看不见伤痕，可以用糟醋洗敷尸体，把尸体抬到露天地方，用新油过的绸子或明亮的雨伞，张盖在需要验看的部位，迎着阳光，隔着绸或伞观看，就能看见伤痕。如果是阴雨天，用炭火隔着照，效果一样；这样做后，如果还看不见伤痕，就把白梅捣烂，摊在需验看的地方，然后用糟醋洗敷，再隔着绸或伞照看。一般来说，这样做后就可以看到伤痕了。
若仍看不见，就剥下白梅的肉，加进适量的葱、川椒、食盐等，合在一起研烂，做成饼子，放在火上烤得炙热，再用一张纸贴在需要验看的地方，把熟白梅饼放在上面熨烙，伤痕就会显现出来，其原理与现代法医学上用紫外线照射检验伤痕的原理一样。
013仵作与古代的法医
中国古代曾出现了一支类似现代法医专业的吏役，这些吏役本源于卖棺屠宰之家，后来逐步受用于官衙，但没有官位、官品，平时仍以为丧家殓尸送葬为生。
随着刑案的不断增加，他们的身份逐步演变成官衙法定检验吏役，即仵作。隋唐时期，仵作一词就已经出现，但当时的仵作泛指帮助丧家埋葬的人。
到了宋代，朝廷建立了专门的检验制度，制定专用的表格《验尸格目》和验尸图《检验正背人形图》，以规范尸体检验。这一时期官府衙门里的仵作，已参与具体办案，并且有了明确的分工，就是负责处理尸体，并在检验官指挥下喝报伤痕。
当时的仵作，还被老百姓称为团头。他们的同行有坐婆、稳婆，在遇有妇女下体检验时，坐婆方才参加办案。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宋慈总结经验，着成《洗冤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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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冤集录》是我国第一部法医专着，也是世界上现存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着，它比欧洲第一部系统法医学着作《医生的报告》要早350多年。
《洗冤集录》的作者宋慈是南宋人，出生于福建建阳，走上仕途后长期担任提刑官，积累了丰富的断案经验。在他为官的20余年间，始终以民命为重，采取“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的严谨态度，深入查访，不畏权势，积累了丰富的检验经验。在《洗冤集录》中，宋慈提出：“事莫重于人命，罪莫大于死刑。”指出检验正确与否对司法公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