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这是重旧情的李嘉诚，给两位老臣子的精神安慰。”其实不然，李嘉诚委以重职又同时要以重任，盛颂声负责长实公司的地产业务：周千和主理长实的股票买卖。1985年，盛颂声因移民加拿大，才脱离长江集团，李嘉诚和下属为他饯行，盛氏十分感动。周千和仍在长实服务，他的儿子也加入长实，成为长实的骨干。
李嘉诚说：“长江实业能扩展到今天的规模，确实要归功于他们。”盛颂声、周千和都是忠心耿耿、埋头苦干，并且能够同甘共苦。因此，李嘉诚在创业之初即把他们两人倚为左膀右臂。
李嘉诚很念旧情，对曾有功于长江者，他都以相报。李嘉诚留人先留心，方有了今日的人才济济，高人满堂。在李嘉诚组建少壮派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李嘉诚的不忘旧情。
“长实”元勋周千和的儿子周年茂还在学生时代时，李嘉诚就把他作为长实未来的专业人士培养，与其父亲周千和一道送赴英国专修法律。后来，当周年茂学成回港之后，很自然地就进了长实集团，李嘉诚指定他为长实公司的代言人。
1983年，回港两年的周年茂被选为长实董事，1985年后与其父亲周千和一道擢升为董事副总经理，周年茂当时也只不过30出头。
有人说周年茂一帆风顺，飞黄腾达，是得其父的荫庇——李嘉诚是个很念旧的主人，为感谢老伙伴的犬马之劳，故而“爱屋及乌。”
的确，李嘉诚是一位很念旧情的人。但是却不能说周年茂的“高升”只因李嘉诚对他的关照的关系。其实最主要的仍然是他具备了一定的实力，有足够的能力担此重任。
据长实的职员说：“讲那样话的人，实在是不了解我们老板，对碌碌无为之人，管他三亲六戚，老板一个都不要。年茂年纪虽轻，可是个有本事的青年呀。”
周年茂任副总经理，是顶替了移居加拿大的盛颂声的缺位，主要是负责长实系的地产发展。茶果岭丽港城、蓝田汇景花园、天水围的嘉湖花园等大型住宅屋村的发展，都是由他具体策划落实的。压在周年茂肩上的担子要比盛颂声在的时候还要大，肩负的责任还要多。但他不负众望，努力扎实地拼干，得到了公司上下“雏凤清于老凤声”的一致好评。长实参与政府官地的拍卖，原本由李嘉诚一手包揽，全权掌握，而现在呢？同行和记者会经常看到的长实代表，却是张文质彬彬的年轻面孔——周年茂。而那李嘉诚的老面孔则不常见了，只有金额巨大的项目才会一览李大超人的面孔。
周年茂虽然看外表像是一位文弱书生，但却颇有大将风度，临危而不乱，该进该弃，都能较好地把握分寸，收放自如，这让李嘉诚很放心。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李嘉诚也绝非是一个不讲原则的人，他在重感情的同时，主要看重的是能力，他能尊重及任用友人之子，可说是两种因素都有，假设周年茂并不是现在的样子，而只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那李嘉诚绝对不会如此重用于他。他要报答周千和，办法实在是很多的，简单地说，可以送给他一笔钱，让他去干别的事情，任其去发展，却断然不会拿自己的事业当儿戏。
李嘉诚深知，元老重臣经验的确很丰富，而且老成持重，但是他们却拙于开拓，缺乏闯劲。事业已经处于上升期，那就更需要勇于开拓的人才。企业越来越大，就需要科学管理，就需要专业人才。
20世纪80年代中期，长实管理层基本实现了新老交替，各部门负责人，大都是30～40岁的少壮派。
周年茂说：“长实内部新一代与上一代管理人的目标无矛盾，而且上一代的一套并无不妥，有辉煌的战绩可凭。”
使用年轻人，使长实锐意进取，富于活力。年轻人精力旺盛，工作效率又高。像洪小莲，她的工作颇似长实的总理，不但事无巨细，千头万绪都到她这里汇总，而且她还是个彻底的务实派。面试一名职员，会议所需的饮料，境外客户下榻的酒店房间，她都要一竿子插到底。
香港某周刊在《李嘉诚的左右手》一文中，探讨李嘉诚的用人之道时说：“创业之初忠心苦干的左右手，可以帮助富豪‘起家’，但元老重臣并不一定能跟得上形势。到了某一个阶段，倘若企业家要在事业上再往前跨进一步，他便难免要向外招揽人才。一方面以补充元老们胸襟见识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是利用有专长的人才，推动企业进一步发展。故此，一个富豪往往需要任用不同的人才……李嘉诚用人之道，显然超卓。如果他一直只任用元老重臣，长实的发展相信会不如今天。长实在80年代得以扩展及壮大，股价由1984年的6（港）元，升到90（港）元，和李嘉诚不断提拔年青得力的左右手实在有关系。”
李嘉诚思贤若渴，爱才如命，广聚人才，在重感情的同时讲原则，这集中表现在任用马世民一事上。
马世民是英国人。1966年，马世民来到了香港，而且又进入了当时最负盛名的怡和洋行工作，并且一千就干了十四年，在怡和洋行很受器重。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马世民代表怡和贸易来长实推销冷气机，希望长实在未来的大厦建筑中，采用怡和经销的冷气系统。
当时马世民来到长实以后，一定要亲自面见李嘉诚。平日里，身负众多大任的李嘉诚是根本就不会过问这一类小事的，只把它交给手下人员去干就行了，但是在对方的强烈要求之下，他还是同意会见一下这位倔犟的“鬼佬”经理。谁知，经过这次会面，双方对彼此的印象都非常深刻。
马世民自我评价说：“目前来说，我的能力和经验还有待于边干边学。但在香港是这样，只要你拿出真本事来做生意，你就会学得很快。”另外，马世民还说：“我属龙，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是龙的儿子。”
李嘉诚也是属龙的，不同的是他比马世民整整大了十二岁，李嘉诚与马世民还就好多话题交换了意见，对这位新认识的“龙老弟”很有好感。
1980年，马世民决定告别打工生涯了，他自立门户创立了Daven-ham工程顾问公司，主要是承接新加坡的地铁工程。
1982年以后，李嘉诚与和黄行政总裁李察信，在“立足香港”问题上产生了很深的分歧。于是最后的答案是李察信去意已定，李嘉诚也就开始积极物色接任人选，他看中了马世民，于是李嘉诚为了让马世民加盟长实，便通过和黄收购了马世民的Davenham公司，委任他为和黄第二把手——董事行政总裁。
马世民一上任，便为和黄赚大钱，并辅佐李嘉诚成功地收购港灯集团。是为当时华资进军英资四大战役（李嘉诚收购和黄、港灯，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会德丰）中的一役。
我们不禁要为李嘉诚的思贤若渴、爱才如命击节叫好。李嘉诚为得到马世民这个大人才，而不惜重金将马世民的公司一起买下来，其实他用意不在这个公司，而是在于马世民这个人。
总之，李嘉诚在与人相处中，宁亏自己，不亏大家，既看重感情，又任人唯贤，从而使“长实”始终富有凝聚力。数十年的风风雨雨，“长江”有起有落，但不管怎样，却鲜有跳槽者，这不能不说是李嘉诚人格魅力的成功。如今的“长实”集团，地产有了周年茂、财务策划又换了霍建宁，楼宇销售则有女将洪小莲，和黄则有马世民坐镇。在长江地产至长江实业的初期，这些工作全部都是由李嘉诚一手包揽的，每件事都亲力亲为。而现在，李嘉诚的领军角色换位了，由管事型变成了管人型。
今日的长江集团正如长江，以其博大的胸怀汇集了万千细流，感召了八方英才。李嘉诚齐聚弄潮儿，呼啸而出，乘风而来，合众人之力，终于打造出一个令人敬仰的商业帝国。
李嘉诚不仅对于曾经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盛颂声和周千和不忘旧情，即使对一般的员工，也非常念旧。
长江大厦既是李嘉诚地产大业的基石，又是他赢得“塑料花大王”盛誉的老根据地。20世纪70年代中期，香港才女林燕妮为她的广告公司租场地，跑到长江大厦看楼，竟然发现李嘉诚仍在生产塑料花。此时，塑料花早已是昨日黄花，根本无钱可赚。何况长江产业当时的盈利已非常可观，就算塑料花有些许微薄小利，对长江实业来说，也是增之不多，减之不少。林燕妮惊奇地发现李嘉诚之所以仍在维持小额的塑料花生产，“不外是顾念着老员工，给他们一点生计。”
后来，“长江大厦租出去后，塑料花厂停工了。不过，老员工亦获得安排在大厦里干管理事宜。对老员工，他是很念旧的。
在另外的一个场合，有人提起李嘉诚善待老员工的事，说：“怪不得老员工都对你感恩戴德。”
李嘉诚说；“一间企业就像一个家庭，他们是企业的功臣，理应得到这样的待遇。现在他们老了，作为晚一辈，就该负起照顾他们的义务。”
朋友之间的友谊是珍贵而永恒的。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可见朋友在每一个人生活中的重要位置。
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均留下了大量关于友谊的高论。孔子的《论语》中关于交友的论点就不少：“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西方学者西塞罗、蒙田、培根、爱默生等也有不少关于交友的高论。到了当代中国，朋友更是“兴旺”，什么文友、商友、学友、棋友……派生出这么多的友，恐怕也是现代社会强调分工的烙印。年轻朋友则更喜欢创新，觉得“哥们儿”不够味，再加上个“铁”，似乎表明现代人之间的友谊犹如铜墙铁壁、坚不可摧。
然而，尽管“铁哥们儿”之间称兄道弟，能真正算得上朋友的究竟有多少？一旦有利害冲突，不妨扪心削司，在你失意患难之中能雪中送炭、始终不渝的朋友有几个？在关键利害冲突时能不陷害你的朋友又有门：个？在你发达之时能不惦记你钱的朋友又有几个？真正的朋友是不可能太多的。多则滥，滥则浅。酒桌之上“哥俩好”，酒醒之后也与路入一般，这样的朋友只是一种修辞上的夸张。
交什么样的朋友，是人生一个重要问题。选择朋友一定要慎而又慎，以正直、诚实，互相帮助为标准。真正的朋友不可能是一好百好，而是包含着互相勉励、规劝、批评与自我批评，朋友之间坦诚相待，不护短、不妒长，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迁就，这样才能对双方有益，从而友谊才能天长地久。
真正的朋友并不常相守，浓郁的友情看上去反而十分清淡。即使相隔多年未曾谋面，一朝相会两个人的心灵便立刻对接上，无需任何寒喧与过渡，双方就能融为一体。友情的高低往往和距离成正比——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距离。纠缠在你身边并且需要时时呵护的友情，往往十分脆弱。最珍贵的友情又总是像北极星那样，永恒而又遥远。
朋友：就是当你事业有成时，与你一起分享，使欢乐增加一倍：当你遇到不幸与痛苦时，与你一起分担，使痛苦减少一半。这叫水乳交融，患难与共。
谁是你的朋友，谁就是你的生命尺度。就像老舍和赵树理那样，一旦一位不幸去世，另一位会觉得自己的一部分生命也随之离去。
友谊就像沙里淘金，需要长时间的磨练。只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友谊才是最难能可贵的。“死生贫富转换之际而始终不渝者，知己也。”愿我们的人生中多一些真正的朋友。
3．饮水思源报家乡：做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李嘉诚家传美德不仅表现在孝敬老人和追求真爱以及善待朋友上，而且还表现在对家乡父老的报效上。对于像李嘉诚这样的成功者来说，他们奋斗的目的早已经不是单纯的金钱了，他们是在追寻一个梦想。这种梦想产生的力量比单纯为了获得更多金钱带来的力量不知要大多少倍。
成功者之所以成功的原动力主要来自于对远大抱负的追求。他们投入全部的热情于自己喜欢的工作，任劳任怨，不计报酬地加班，主动去干没人干的杂活。终于有一天，他们的热情和勤奋得到了回报。
李嘉诚说；“1957年和1958年，我赚了很多钱，那两年，我很快乐。”一年后，快乐换来迷惘，他想：有了金钱，人生是否就可以很快乐呢？左思右想，他终于想通了，“当你赚到钱，等有机会时，就要用钱，赚钱才有意义。”
李泽钜则对人说：“爸爸是一个很懂得用钱的人，他知道生命里哪些事情最重要。在他一生中，如果能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帮助不幸的人，他会感觉更加富有。”李嘉诚的为人宽厚还反映在他为老家族人扩建祖屋这件事上。
其实，李嘉诚在打算修缮祖屋之前，首先想到的是家乡的父老乡亲。
原来，1978年的秋天，李嘉诚是在百感交集中度过的，这一天李嘉诚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之邀请，以港澳同胞国庆旅行团回国观光贵宾的身份，到北京参加二十九周年的国庆纪念活动。
这是李嘉诚五十年的历史中，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举世闻名的祖国首都，也是李嘉诚在阔别家乡近四十年后，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
从十二岁开始，李嘉诚就在硝烟中离开大陆，对大陆应该说来一直是陌生的。他只是凭着儿时点滴的印象，及以后在海外尽可能聆听或搜集到的有关大陆，有关家乡的各种信息。可以肯定地说，在对待大陆的问题上，李嘉诚是极其细心，极其谨慎的。
除非是紧要关头或者相当相当的必要，从踏上祖国大陆的第一步起，李嘉诚就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少出风头、不谈政治的戒律。他儿时从母亲的教诲和有关书籍中得到一些古训，如“枪打出头鸟”之类明哲保身之语。李嘉诚是怀着一颗疑虑重重的心，小心翼冀地回归祖国大陆的。这时候的他并不了解中国，从回国的第一天起，李嘉诚穿上了一套非常得体的深蓝色中山装，戴着平素很少取下的黑色宽边眼镜，端庄的举止，谦逊的作风，俨然一个君子学者的模样。
李嘉诚这样做，也许是不想给所到之处的人们在视觉上造成太大距离。毕竟，他不希望中国大陆把他看成一个张牙舞爪的资本家，或者从香港这个资本主义世界里冲过来的洪水猛兽。秋天，是一年中最美最值得回味的季节，更是北京城一年中最美、最宜人、最有意义的季节，将国庆定在金秋时节，似乎在提醒人们缅怀经过腥风血雨换得一统江山的先烈，在激励人们建设国家奋发图强的斗志，在引导人们对未来必胜的向往。
当时的北京，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全国各行业已开始拨乱反正、走上正轨，明确规定将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李嘉诚所到之处，都耳闻目睹了那种充满决心和信心、生机勃勃的景象，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他参加国务院侨办招待会，出席人民大会堂万人欢度国庆招待会，在首都体育馆观看国庆文娱晚会。他受到中共要人的亲切会见，接下来他又参观故宫、十三陵、游颐和园、登万里长城，在这个现代观感与古都风情并存的城市里，李嘉诚一直处于极度兴奋、极度自豪、极度满足的状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