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新政失败以后，宋朝政府越来越腐败。北宋的京城是汴京开封府，权贵们整日贪赃枉法，欺凌百姓，简直无法无天。1056年，宋仁宗终于下决心打击权贵，遂封名臣包拯为开封府府尹，命他整顿京城的风气。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他从小勤奋好学，成年后以孝顺的美名闻名乡里，受到众人的一致称赞。1027年，包拯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举得中，被派到和州（今安徽和县）为官。
可是，包拯的父母年事已高，想让儿子留在自己身边。于是，包拯辞职回乡，专心孝敬父母。等到双亲辞世、守丧期满后，包拯离开合肥，到京城听候差遣。他的理想是做一个正气凛然的清官，在汴京作《戒廉诗》以自励：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木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很快，包拯被朝廷封为天长（今属安徽）知县。他上任之后，受理了不少疑难案件，每次都能智解谜团，公正处理。
一日，有个农民到县衙告状，说道：“我昨天夜里把耕牛拴在牛棚里。早晨起床时，耕牛躺在地上，满嘴流血。原来，竟有人把它的舌头割掉了，请老爷为小民做主！”包拯对案情进行了详细了解，料定是仇人所为，就对原告说：“你且回去，把耕牛宰了。”
这名农民非常相信包拯，回家后真的把耕牛杀了。而按照宋朝法律，私宰耕牛是一种违法行为。
过了几天，有人跑到衙门，控告那农民私宰耕牛。包拯问明情况后勃然大怒，说道：“你这个家伙，竟然如此大胆！你把人家耕牛的舌头割了，反来告人家私宰耕牛？”那人的图谋被道破，非常吃惊，就跪在地上不停磕头，承认了自己的罪过。
从此，包拯善于断案的名声越来越响，朝廷对他一再提升，直至端州（今广东肇庆市）知州。当时，端州生产名砚，被称为端砚。朝廷规定，端州官员每年须向朝廷进贡一批端砚。端州的官员往往打着进贡的旗号，向百姓索取财物，百姓苦不堪言。
包拯到端州赴任后，取消了对百姓的无理摊派，只收取向朝廷进贡之物。老百姓见他一身正气，都非常感激。包拯任满离去时，百姓拿了几方端砚，对他说：“您为官清正，真是官员的楷模。我们收集了几方砚台，请您务必收下。”
包拯推辞道：“我做官是为天子办事，绝不向你们收取财物。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这些礼物我却不能接受。”
宋仁宗深知包拯是个清官，才将他调到开封做府尹。那时候，如果百姓到衙门告状，必须请人写状子，再通过小吏交给府尹。一些讼师、小吏勾结起来，敲诈百姓的钱财。包拯就在开封府衙设了一面堂鼓，百姓如果告状，击动堂鼓，府尹立即受理。
由于诉讼程序简化，百姓鸣冤变得极为便利。小吏因此感到害怕，不敢轻易为难百姓。
一次，开封连降大雨，惠民河的老百姓深受水灾之害，流离失所。包拯经过仔细调查，发现一些权贵在河道上修筑花园、亭台，才导致河水泛滥。包拯非常生气，要求那些权贵拆除河道上的建筑。
有个权贵倚仗势力，不肯拆掉花园。包拯叫衙役们催促，那权贵拿出一张地契，说那块地是他祖上留下的产业。包拯通过详细检查，发现地契是假的。就打算向宋仁宗说明此事。那权贵怕事情闹大，只得听从包拯的命令。由于河道得到疏通，惠民河没再发生灾害。
京城的权贵见包拯如此严厉，非常害怕。有个权贵想向包拯行贿，别人劝他道：“这个包拯与别人不同，从不贪图钱财。”开封的老百姓知道自己的父母官是一个清正之人，非常高兴。在民间还流传着两句歌谣，叫做：“关节不到，有阎罗（即阎王，是传说中地狱的首领）、包老。”
由于包拯在开封坐镇，权贵们有所忌惮，违法的案件越来越少了。宋仁宗非常高兴，封包拯为枢密副使。
濮议之争
宋仁宗即位以后没有儿子，就将濮王赵允让之子君实接入宫中，作为自己的子嗣。那时赵君实才四岁。四年之后，宋仁宗喜得贵子，又把赵君实还给濮王。宋仁宗共有三位亲生子，都不幸早夭，只得又把赵君实接入宫中。二次进宫的赵君实已经二十九岁，仁宗命他改名赵曙。
1062年，赵曙被立为太子，封钜鹿郡公。1063年3月，宋仁宗不幸病逝。4月，赵曙登基，就是宋英宗。
1065年4月，宰相韩琦向英宗奏道：“陛下既已即位，应当给生父濮王一个适当的名分。可让众臣对此事进行讨论，将意见提交给陛下。”濮王在英宗即位时已死去多年，宋英宗非常孝顺，早就想追封父王，因此将韩琦的议案送到太常礼院，命臣子们商议。
大臣们商议时，宰相韩琦说：“既然陛下已经即位，理应称濮王为皇考。”皇考就是皇父，其称号极为尊贵，因此引起了天章阁待制司马光、翰林学士王珪的极力反对。他们说：“若是濮王成为皇考，将仁宗爷置于何地？依我等之见，应称濮王为皇伯。”
这种争议被称为“濮议之争”。百官之中，固然有人支持韩琦，但支持司马光的官员更多。宋英宗得知后，非常震惊。他本想尊濮王为皇考，想不到竟有那么多人反对。宋仁宗遗孀曹太后则十分恼火，亲自起草诏书，将韩琦的意见称作荒唐之语。
1066年正月，宋英宗与宰相韩琦在垂拱殿做出决定，封濮王为皇考。当时欧阳修已调回京城，他奉皇帝之命，起草了两份诏书。一份交给英宗，另一份则由自己保存。英宗和韩琦如此大胆，是因为他们想诱使曹太后附议，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一日，宋英宗请曹太后饮宴，曹太后饮酒过度，露出醉态。宋英宗趁机取出一份封濮王的诏书，对太后说：“这是朝廷的一封公文，请太后批示。”曹太后糊里糊涂地在诏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宴会结束后，英宗兴奋地召见韩琦、欧阳修。三人商定，于次日公布曹太后的诏书。第二天，欧阳修将曹太后的诏书公布。此时司马光已奉命修《资治通鉴》，无意进谏。王珪等人说道：“此诏也许有误，臣请太后向臣等说明。”
英宗笑道：“这有何难？来人，速请太后入朝。”曹太后来到金殿后，看到诏书上面有自己的亲笔签名，大吃一惊。她本想推翻诏书，又不愿承认自己饮酒误事，只得硬着头皮承认。宋英宗大喜，立即宣布退朝。
司马光、王珪见木已成舟，只得罢了。御史吕诲却怒气不息，他与御史台的同事范纯仁、吕大防联名上疏，说道：“韩琦为迎合陛下，竟然勾结宦官。臣等不愿与这样的宰相共事一朝，因此请求辞职！”
宋英宗非常生气，将吕诲等人贬出朝堂，但又对负责职位升降的官员说：“对他们的处理不宜太重。”结果，吕诲贬为蕲州知州，范纯仁任安州知州，吕大防任休宁知县。御史台只有三名御史，竟然同时被废。
司马光认为英宗处事不公，遂联合各位谏官，上奏章辞职。宋英宗召见韩琦、欧阳修，商议应对之策。韩琦说：“臣等是忠是邪，陛下心里明白。”欧阳修说道：“如今吕诲等人与臣势同水火，陛下如果认为臣等无罪，就要按自己的心意办事。”
宋英宗在韩琦、欧阳修的支持下，坚持贬斥吕诲等三人。他还给王珪加封官位，使反对封“皇考”的官员迅速分化瓦解。9月，“濮议之争”终于结束。宋英宗虽然取得胜利，但寿命不长，于1067年病逝。
终英宗一朝，留给人们的记忆就是“濮议之争”。这场争论实际上是一种党争，司马光等人希望英宗遵守礼教，稳定局势，韩琦等人意在维护皇权的威严。到了神宗、徽宗两朝，党争继续存在，使积弱已深的宋朝再受重创。
王安石变法
宋英宗死后，其子宋神宗即位。宋神宗自幼博览群书，尤其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有浓厚的兴趣。他还亲自抄录过《韩非子》一书。宋神宗登基以后，想挽救国家的衰落，遂于1068年4月调江宁（今江苏南京市）知府王安石入京，与他共商国是。
王安石入京后，被封为翰林学士。宋神宗召他入宫，问道：“你有什么治国之见，请直言以告，不必顾虑。”王安石答道：“我朝的法令非常落后，制约国家的发展。要使国势强盛，应改革法令。”
宋神宗说道：“你的主意很好，请你回去写个方案，交给孤家看看。”王安石回府以后，连夜写了一份奏章，次日交给神宗。宋神宗看了奏章，喜悦不已，叹道：“这道奏章切合实际，所谈之事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从此，神宗更加信任王安石。
1069年，王安石被封为参知政事。王安石发现朝中官员思想保守，对变法持怀疑态度。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任命吕惠卿、章惇等年轻官员为宰相属官，与他们商讨变法事宜。
1070年12月，宋神宗拜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强了他的宰相之权。于是，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由于这次变法是在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因此被称为“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
推行的新法有以下一些：
青苗法。规定农民在青黄不接的季节可向官府借粮，半年内附加少量利息归还。这样，既可以限制高利贷者对农民的盘剥，又可增加官府的收入。
免役法。对于官府的各种差役，农户不再自己轮流担当，而改由官府雇人充任。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免役钱，原来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一半的钱。这就既增加了官府收入，又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农田水利法。政府对地方上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的行为，实行奖励政策。
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包括被大官僚、大地主隐瞒占有的土地在内。按土地实际面积多少和田地的好坏征收赋税，一方面减轻了老百姓沉重的赋税负担，另一方面增加了国库的收入。
王安石推行新法后，效果极为明显。国家的收入增加，老百姓的利益也得到维护。但是，一些保守势力反对新法，不顾一切地攻击王安石，阻止变法的实施。一日，宋神宗召王安石入宫，对他说：“外面很多人在谈论，说我们不怕天变，不听人们的建议，不遵守祖宗的家法。你对此有何看法？”
王安石从容不迫地答说：“灾害不过是自然现象，绝非人力所为。陛下只要认真处理政事，就能够防止天变；只要自己做得对，就不必在乎别人的议论；对于祖宗的老规矩，决不能一味遵守，应当适应新形势加以改变。”
1074年，河北发生了一场大旱灾。农民打不到粮食，只好离乡逃荒。保守派官员郑侠早对王安石不满，趁机向皇帝献上一幅“流民图”。他对神宗说：“王安石一意孤行，提倡新法。老天爷因此震怒，降下灾祸。要想消除灾难，必须罢免王安石、废除新法。”
宋神宗的祖母曹太后、生母高太后也不支持新法。她们整天在神宗面前哭泣，说道：“天下被王安石治理得混乱不堪。要想太平无事，除了废除新法别无出路。”在保守贵族的反对下，神宗失去了改革的信心，终日唉声叹气，寝食难安。
王安石见到朝中这种状况，就上奏章辞职。宋神宗竟然批准他的请求，让王安石回江宁府休养去了。
1075年2月，宋神宗召王安石入京，再次拜他为宰相。可是仅仅过了几个月，天空中出现了彗星。一些大臣上奏章攻击新法，说王安石入朝后引发天谴。1076年春，王安石愤而辞去宰相之职，回转江宁。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
神宗时，朝中大臣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主张变革法令；一派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主张尊重传统。
司马光是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他七岁时就开始用功读书，即使遇到三伏、三九天气，也依然学习。一日，司马光听老师讲《左传》，很快就记住了书中的内容。他回家之后，把这本书讲给家里人听，居然说得头头是道。
司马光不仅好学不辍，而且胆识过人。有一次，他与小伙伴们在后院里捉迷藏。有个小孩扒着大水缸爬上爬下，竟然滑入缸内。小伙伴们见此情况，不知道怎样解决，都哭泣起来。司马光却神色镇定，搬起一块石头砸破水缸。结果，大缸里的水流了出来，小孩也得救了。
司马家的大人回家后，对司马光救人的事情感到惊奇，从此对他更加欣赏。不久，司马光砸缸的事迹就在各地传扬。一时间，年幼的司马光竟然成为名人。汴京和洛阳的居民还把他的事迹画成图画。
司马光入朝为官后，开始编写一部从战国到五代的史书。1066年，他将自己编好的部分文稿定名为《通志》，送给宋英宗审阅。宋英宗对他的工作非常支持，设立了一个书局，帮助他完成书稿。
司马光马上请到著名的历史学家刘恕、刘和、范祖禹，让他们加入书局，共同编撰。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文笔很好，也加入书局，负责检阅文字。
宋神宗即位后，命司马光将《通志》的部分文稿交给他看。宋神宗非常喜欢历史，看完后非常满意。他对司马光说：“书中记载的历史，如同一面镜子，可供执政者对照借鉴，修正错误。此书可更名为《资治通鉴》（“资治”就是能帮助皇帝治理天下的意思，“鉴”就是镜子）。”
后来，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司马光是王安石的好朋友，但反对变法。他写了封信给王安石，对他的变法进行批评。在信中，司马光指出王安石的四项缺点，即侵犯官员职权、惹是生非、聚敛钱财、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王安石认为司马光的说法不对，就回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在信中，王安石说：“我奉旨改革，怎能说是侵犯官员职权；为国家理政，怎能说是惹是生非；为百姓管理财物，怎能说是聚敛钱财；指出别人观点的谬误，怎能说是不接受别人意见呢？”
司马光知道王安石已下决心改革，绝非言辞所能说动。他不愿再与变法官员争来斗去，就上奏章辞官，到洛阳编书。
司马光来到洛阳，与自己的助手整理资料，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掌握的材料，除正史以外，尚有三百多种史学著作。《资治通鉴》成书之时，司马光等人的原稿堆了整整两间屋子。
司马光为了编成巨著，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他怕自己睡眠太多，耽误了工作，就制作了一个圆木，作为枕头。如果他睡熟了，他的脑袋就会从枕头上落下，从而惊醒过来。司马光将这个圆木称为“警枕”。
1084年，《资治通鉴》终于完成。这本书花费了司马光十九年的光阴，是一部巨著。此时的司马光已经六十多岁，身体很差，不但眼睛昏花，连牙齿也大多脱落。人们充分肯定司马光的贡献，把他与西汉的司马迁并称为“两司马”。
《资治通鉴》内容丰富、考证严格、议论深刻，是难得的史学著作。司马光还在《资治通鉴》中写了很多评论，探讨了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规律，流露出爱国忧民的情怀。
1085年，宋神宗病逝，其子宋哲宗即位，朝政由神宗之母高太后执掌。1086年，高太后拜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决定废除所有新法。一些大臣说：“神宗爷刚刚逝世，尸骨未寒。您就改变他的法令，恐怕不太好吧？”
司马光却说道：“王安石制定的新法不好，执行起来只能误国误民。何况高太后是神宗皇帝的母亲，母亲更改儿子的主张，有什么不可以？”司马光终于尽废新法，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可是他年事已高，执政八个月就死了。
苏轼游赤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