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伐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不过也。智困于外而政乱于内，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商贾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译文
上古时代，人民少而禽兽多，人民经受不住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来，用树枝搭成象鸟巢一样的住处来避免各种禽兽的侵害，人民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称他为有巢氏。人民吃野生的瓜果和河里蚌蛤，有腥臊难闻的气味而伤害肠胃，人民生病的很多。有位圣人出来，钻木取火，把食物烧熟以去掉腥臊气味，人民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闹洪水，鲧和禹疏通河道。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昏乱，商汤和周武王就起兵讨伐。如果在夏朝的时代还有构木为巢，钻木取火的，一定会被鲧、禹所嗤笑；在殷、周时代还有把疏通河道当作紧急之务的，一定会被商汤和周武王所嗤笑。那么，如果当今还有人称赞尧、舜、禹、汤、武那一套办法，也一定要被当代圣人所嗤笑了。所以，圣人不向往久远的古代，不效法恒久不变的常规，要研究当代的社会情况，并据此为它制定应备的措施。宋国有个农夫，他的田里有个树桩子，他看见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到树桩子上，碰断了脖子而死，他便放下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兔子当然不可能再得到了，而他自己却被国人所嗤笑。现在如果有谁要用先王的政治措施，治理当今的人民，就都跟守株待兔的人一样可笑。
古时候男人不种地，是因为草木的果实足够吃；妇女不织布，是因为禽兽的毛皮足够穿。不用花费力气生活资料就很充足，人民少而财物有余，所以人民不争夺。不必施行厚赏，也不使用重罚，人民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祖父没死就有二十五个孙子。人民增多而财物缺少，用力勤苦而供养微薄，所以人民互相争夺，即使加倍地奖赏和屡次地惩罚，也免不了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茅草苫的屋顶不加修剪，柞木做的椽子不加砍削；吃的是粗米饭，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块小鹿皮，夏天穿着葛布衣；现在即使是看门人的吃穿也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农具带领民众干活，累得大腿肌肉消瘦，小腿汗毛磨光，即使是奴隶的劳动，也不会比这更辛苦。由此说来，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那不过是摆脱看门人那样的供养，并且躲离奴隶般的劳苦，所以古代把天下传给别人不值得称赞。当今的县令，一旦死去，他的子孙可以世世代代套马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县令的职位，因此人们对于让位这件事，能够轻易地辞掉古代的天子职位，却难以舍弃今天的县令职位。这是因为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同啊。住在山上到深谷去打水的人们，节日里用水作礼物互相赠送；住在洼地苦于水涝的人们，却要雇人挖渠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对自己的幼弟也不能管饭；丰年的秋天，对疏远的过客也一定招待吃喝。这并不是疏远亲人而偏爱过客，是因为收成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啊。因此古人看轻财物，并不是仁慈，而是因为财物多；今人发生争夺，并不是贪吝，而是因为财物少。轻易地辞掉天子职位，不是什么品德高尚，而是因为古代权位太轻；争夺官职和依附权贵，不是什么品德卑下，而是因为当今权势太重。因此圣人研究社会财富的多少，考虑权势的轻重，来制定他的政令。刑罚轻不算是仁慈，责罚严不算是暴虐，是适应社会情况而行事。所以国家应做的事情取决于社会情况的变化，而应备的措施要跟所做的事情相适应。
古时候周文王处于丰、镐一带，土地不过百里见方，他施行仁义使西戎归服，后来便统治了天下。徐偃王处于汉水以东的地方，土地有五百里见方，他施行仁义，有三十六个国家向他割地朝贡。楚王害怕徐国会危害自己，起兵讨伐徐国，就把它消灭了。文王施行仁义便统治了天下，偃王施行仁义却灭掉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当今。所以说，时代不同了，社会情况也就跟着变化。当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苗人不服，禹要去讨伐。舜说：“不行。我们推崇德教还不够深就使用武力，这不是治国的方法。”于是就一连三年进行德教感化，让人民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苗人便降服了。共工打仗的时候，兵器短的容易被敌人杀伤，铠甲不坚固的容易伤到自己的身体。这说明用盾和斧来感化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当今。所以说：情况变了，采取的措施就要跟着改变。上古时代在道义上竞争，中古时期在智谋上角逐，当今则在力量上较量。齐国将要攻打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人。齐国人说：“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可是我们所要的是土地，而不是你所说的这一套空话。”于是就发兵攻打鲁国，一直打到离鲁国都城城门十里的地方。所以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被灭亡，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被削割。由此说来，仁义和机智善辩，都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办法。如果抛弃偃王的仁义，不用子贡的辩智，依靠徐国、鲁国的力量来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那么齐国、楚国的野心就不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古今的社会情况不同，新旧时代的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用宽容和缓的仁政，来治理处在急剧变动时代的百姓，就好象没有缰绳和马鞭去驾驭烈马一样，这是不明智所带来的祸害。现在儒家、墨家都称赞先王爱天下的一切人，对待百姓就象父母疼爱子女一样。根据什么来说明先王是这样的呢?他们说：“司寇行刑罚的时候，君主为此而停止奏乐；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消息后，君主为此而流下了眼泪”。这就是他们所引证的先王兼爱的事例。如果认为君臣的关系如同父子的关系一样，天下就能治理得好，那么按照这种说法来推论，天下就应当没有不和睦的父子了。当然人们的感情莫过于父母疼爱自己的子女，然而尽管父母都疼爱子女，家庭也未必和睦，即使爱得很深，怎么就能保证不发生冲突呢?先王爱民，不会超过父母疼爱子女，子女也不一定不背弃父母，那么百姓怎么就一定能治理得好呢?再说司寇按照法令执行刑罚，君主为此而流下眼泪，这不过是以此来表现君主的仁爱罢了，并不是把它作为治国的方法。流眼泪而不想用刑，这是君主的仁爱；然而却不能不用刑，这是国家的大法。先王还是要执行法令，不听凭自己的感情而废刑，那么不能用仁爱来治国，道理也就很明白了。
况且百姓本来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仲尼，是天下人所说的圣人了，他修养身心、宣扬儒道去周游列国，可是天下爱好他的仁、称赞他的义，并为他奔走效劳的门徒只有七十人。这是因为看重仁的人很少，能够做到义是很难的啊。所以天下那么大，愿意为他奔走效劳的门徒只有七十人，而真正实行仁义的仅有仲尼一人。鲁哀公，是个才智低下的君主，他坐在朝廷里统治着鲁国，国内的百姓没有敢不服从的。百姓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的确也容易使人服从，所以仲尼反倒做了臣子，而鲁哀公反倒做了君主。仲尼并不是爱慕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所以就仁义来说，仲尼不会臣服于鲁哀公，然而凭借着权势，鲁哀公就可以让仲尼俯首称臣。现在的儒者游说君主，不是让君主凭借必能胜人的权势，而是让君主致力于行仁义，说这样才可以统治天下，这是要求君主必须做到象仲尼那样，要求天下的普通百姓都象仲尼的门徒那样，这种办法肯定是行不通的。
现在有一个不成材的孩子，父母对他发脾气，他不加悔改；乡人训斥他，他无动于衷，教师教诲他，他不肯改变。把父母的慈爱、人的品德、教师的智慧三样美好的东西，一起加到他身上，然而他始终不被触动，丝毫也不改变。直到地方官吏拿着官府的武器。执行国家的法令，搜捕坏人的时候，这才感到害怕。改变了坏品德，改正了坏行为。所以父母的慈爱还不能够教育好子女，必须要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罚，这是由于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骄纵，见到威势就屈从的缘故。因此十仞高的城墙，即使善于攀越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它太陡峭了；千仞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容易放牧，因为它坡度平缓。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立法严峻，用刑严格。一丈左右的布帛，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熔化着的百镒黄金，即使是盗跖也不敢去拿。不一定会受害时，一丈左右的布帛也不肯丢掉；一定会烧伤手时，就是百镒黄金也不敢去取。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坚决执行他的刑罚。施行奖赏应该优厚而且要说到做到，使人们认为有所贪图；施行惩罚应该严厉而且要坚决执行，使人们畏惧。法令最好是统一而固定，使人民都知道。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改变，执行刑罚不会有赦免，用荣誉辅助奖赏不足，执行刑罚的同时随即加他恶名，那么，德才好的和德才不好的人就都会为国家尽力了。
现在却不是这样。因为他有功劳给他爵位，却鄙视他做官；因为他努力耕作给他奖赏，却轻视他经营家业；因为他不愿意被录用而疏远他，却推崇他轻视世俗名利；因为他触犯禁令而责罚他，却赞美他有勇敢精神。谴责和赞扬、奖赏和惩罚在执行过程中，互相矛盾，所以法律禁令遭到破坏，而百姓越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若是自己的兄弟遭到侵犯，就必定帮助他回击，被称作“廉”，如果知心朋友受到侮辱，就随朋友一同报仇，被称作“贞”。“廉”、“贞”的风气形成了，君主的法令就会遭到破坏。君主推崇“贞”、“廉”的品德，却忽视了他们的违犯法令的罪行，所以百姓敢于逞勇犯禁，而官吏不能制止了。不从事农耕就有吃有穿，却说他有本事；不作战立功就获得官爵，却说他有才能。“贤”、“能”的风气形成了，国家的兵力就会削弱，不会荒芜。君主赞赏“贤”、“能”的品德，却忽视兵弱地荒的祸害，那么，谋私利的行为就会得逞，而国家的利益就会荡然无存。
儒家利用文学扰乱法治，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然而君主对他都以礼相待，这是造成国家混乱的原因。触犯法治的本该治罪，而那些儒生们却凭着懂得文献经典得到任用；违犯禁令的本该惩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因此，法洽所反对的，正是君主所任用的；官吏所惩罚的，正是权贵们所豢养的。法治所反对的和君主所任用的，官吏所惩罚的和权贵所豢养的，四种情况互相矛盾，而没有固定的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所以对仁义的人不应该称赞，称赞他们就会危害耕战；对搞文学的人不应该任用，任用他们就会扰乱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去向官吏报告。令尹说：“杀掉直躬!”认为他对君主虽然忠心但对父亲却是不孝，因而把他判决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竟是父亲的不孝之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主去打仗，三次上阵三次败逃。仲尼问他逃跑的缘故，他回答说：“有个年迈的父亲，我死了就没有人养活他了。”仲尼认为他很孝，便推举他让他做了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竟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人向上报告让君主知道了?仲尼奖励了逃兵，鲁国人更容易投降和逃跑了。君主的利益和臣民的利益，是如此的不同，而君主既称赞个人谋私利的行为，又想谋求得到国家的利益，是一定不会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