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魏晋思潮与巴蜀人生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它给人们带来的是民不聊生、生命短促的危机感，社会大动荡使人们对儒家学说建构的社会秩序和礼法规范产生深深的怀疑，深刻的怀疑精神导致了一个思想高度自由的时代出现。思考个体生命的意义，对人的终极关怀，注重个体人生的满足，就成为魏晋文学思潮的根本所在。
西晋短暂的统一和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带来南北重新分裂，从东晋偏安江左，直到刘裕代晋建宋为止，共200多年时间，政权的不断变移及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使原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学发生根本动摇。老庄、刑名等各家学说得以复兴，再加上外来佛教的侵入，使许多士大夫轻视礼教，崇尚通脱，在思想上显得极度活跃，即阮籍张扬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由崇尚通脱进而标榜放达任诞，“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老子》、《庄子》、《周易》被合称“三玄”，成为人们重要的精神寄托，玄学因此兴盛起来。这里还应该特别强调的是，魏晋玄学的兴盛，有着必然的思想基础，汉代巴蜀哲学家严君平、扬雄所建构的哲学玄理思想，被适当的社会条件所激活而蓬勃兴盛起来，这正如张衡曾经预言的：“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汉四百岁《太玄》其兴矣”。
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变移自然引起文学的嬗变，新的时代生活产生新的文学，本时期文学的浪潮首先是建安文学，其繁荣的原因刘勰分析为：“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也正是由于社会存在和时代思潮所制约，“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当然，在不同的地域，因为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和民俗风习，以及统治者个人爱好，这个时代的文学也是异彩纷呈的。
在吴越地区，韦昭的《吴鼓吹十二曲》，从孙坚创业写到孙权在江东拓展地域，扩充实力，体现着浓郁的宫廷颂歌特点；孙皓初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这是当时百姓对孙吴统治者“迁都”劳民伤财的批评。反倒是民歌还有着一定的艺术魅力和创造精神，以《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主要流行于太湖流域）和《西曲歌》（主要流行于江汉地区）为主的南朝民歌，分为“吴声歌曲”和“西曲”两大类。是由乐府机关采集而来的，现大部分收入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其《清商曲辞》类，几乎全是情歌，原因如干宝《晋纪·总论》所说，魏晋时女子每每“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佚之过，不拘妒忌之恶”，其语言清新秀丽，基调婉约缠绵，表现出南方人细腻微妙的情感。《南史·循吏传》解释了其地域文化原因：“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北朝民歌有六十多首，大多收录在《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另有几篇收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质朴粗犷、豪迈雄壮，是北朝民歌最显著的特色。这和北方的地理环境、民俗文化、游牧及军旅生活方式有直接的关系，如《敕勒歌》和《木兰辞》。
就文人创作来看，刘勰曾这样评说道：“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其根本原因在于“运涉季世，人未尽才”或“皆迫于仓卒，牵于战阵，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张华、潘岳、石崇、陆机、陆云以及郭璞，一个个都作了权贵集团倾轧的牺牲品，即使是“一代枭雄”的曹操也有“月明星稀，乌雀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悲吟，大张“养生论”的嵇康亦难免作了屠刀下的短命鬼，王羲之虽然自欺欺人地要在兰亭那美丽山水和友情之中“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却仍然压抑不住“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清醒痛苦，因而发出“岂不痛哉”的呼号！
这就促使当时文人以整体的态势，表现着对漫漫宇宙中短促人生不堪一击认识的彻底清醒。一味地痛哭流涕是不够的，他们还要寻找另外的方式，巴蜀人文性格如司马相如等的“洘行无节”、以及被嵇康所仰慕“越礼自放”的人生方式，被魏晋人崇尚为“高士”而模仿着。巴蜀地域文化通过汉赋作家群所表现的“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等艺术创造方式，自然地受到人们的注意。一批俳谐文字如张敏《头责子羽文》，陆云《嘲褚常侍》、《牛责季友》，石崇《奴券》，鲁褒《钱神论》等“反讽”嘲谑文学崛起于文坛，时人纷起效尤，一时成为风气，它们上继扬雄、王褒，寓讽刺于嬉笑，构成了中国散文中一个新的门类。此外，佛、道的传播，带来鬼神志怪作品的新文体，张华《博物志》、葛洪的《神仙传》、干宝的《搜神记》和吴均的《续齐谐记》等志怪小说开始盛行。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记载士大夫们轶事清言的小说也开始出现，裴启《语林》是轶事小说的先驱，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尤其是托名刘歆的《西京杂记》一书，更是被视为“意绪秀异，文笔可观”。魏晋文学在文体多样化开拓上的价值，值得给予充分的重视。
魏晋作家中最具有思想和艺术创新价值的是陶渊明。陶渊明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入仕，在官场里出入了几回，看透了官场的虚伪欺骗、污秽险恶，决心辞官，又为了保持自我人格而退隐，回到田园，过躬耕自资的生活，在艰苦清贫中砥砺自己的品格，他的诗写的就是自己从仕宦到归田的生活体会。由于时代精神的涵蕴，他诗中也有一些老庄和儒家的哲理，但他力求写得亲切朴素，接近田家口语。他毕竟是一个清醒的避世者，《桃花源记》所描述的“乌托邦”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逃避其实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反抗，陶渊明的一些作品中也充满着“金刚怒目式”的不平愤懑之气（如《读<山海经>》等）。但他的主要价值在于把春种秋收的田园生活，把桑垅麻畴中的恬淡人生，第一次写进诗文中。以自然真率、淳朴高尚的思想和美学价值，个人化和平民化的写作，成为魏晋文学对后世的一个可贵的贡献。
确实，汉代司马相如已经具体而系统地谈论着文学的本质、创作思维特征、创作方法等问题，但文学的理论建构尚未成为社会的普遍风气。魏晋时期的《典论·论文》、《文心雕龙》、《诗品序》等的出现，以及挚虞的《文章流别集》编撰古今文章，“类聚区分”，“各为之论”等的努力，开始以全面而系统的理论构架去思考文学，这都说明文学在全民族范围内的整体自觉时代已经来临，这也在《文选》的编撰行世表现出来。这种民族艺术美学的整体自觉同时在其他领域得到表现，画坛“痴人”顾恺之善画人物，又善画山水，王羲之吸收汉魏诸家精华，集书法之大成，兼善隶、草、真、行，“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神韵，被称为书圣。中国画、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由兹真正的完型。
在世界整体格局上，公元313年《米兰赦令》的颁发，使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又于392年被定为国教，日耳曼“蛮族”对西欧的征服，西罗马帝国的衰亡，是欧洲中世纪时代开始的标志，神学开始了漫长的统治。鉴于此，黑格尔才不无羡慕地说道：“中国的‘历史’学家的层出不穷、连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因为，北朝（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仍然在文化价值上趋向于汉族化，苻坚、王猛在统一中国北方后就全面接受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这段时期，西方在日耳曼化中分裂了，中国的南北朝却有一个再次统一的基础。
在本时期，中外文化的沟通在继续着。除印度佛教的输入外，226年，罗马帝国（大秦）商人秦伦来到建业（今南京），受到了孙权的接见。西晋初，大秦又派使者来中国。同一时期，波斯（伊朗）、康居、大宛、大月氏等国的商人、使者也不断到中国来。罗马的两位使节分别于公元226和284年到达中国。北魏太安二年（456）及和平六年（465），拜占庭的使者两次到达中国。大秦等国的石棉布、水银、琉璃、药材和汗血马等输入到中国。中国的丝绸、铜器等输出到大秦、波斯等国。6世纪末，中国的养蚕术通过波斯也传入大秦。这个时期，中国亦出现了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之作：如康泰的《扶南传》、万震的《南州异物志》、佚名的《交阯外域记》，释道安的《西域记》、支僧载的《外国事》、竺法维的《佛国记》、魏完的《南中志》、失名的《凉州异物志》、郭义恭的《广志》、刘宋失名的《林邑记》、梁元帝的《职贡图》等。
在急剧动荡的魏晋时期，由于地理的阻隔和政治军事的割据，偏安一隅的巴蜀地区呈现着独特的发展状况。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蜀汉政权的割据，诸葛亮“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的行政方式，将“天府”农业、天然气煮盐技术和盐、铁、纺织业等商业经济提升到新的高度，形成“夷汉粗安”的良好态势，这都为巴蜀地域文化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但“达于为政”的诸葛亮无暇顾及文化建设，“国不置史”之禁令以及诸葛亮本人“文采不艳”（陈寿语）的垂范，使巴蜀文学未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继之而来的“成汉”（303年~346年）政权为政宽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百姓富实，西蜀出现当时南、北方不曾有的太平局面，是以成都被称为南北朝时期“西方之一都”。其间虽有“谯纵据蜀”（405~413年）负险自固8年，许穆之（司马飞龙）之乱世5年，以及南北朝时梁武陵王萧纪称帝于成都等，皆未从根本上影响巴蜀社会经济的发展。
蜀汉政权的割据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开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积淀，今人何满子先生说：“三国时期是巴蜀文化和周遭撞击十分激烈，因而是地缘文学的定性时期。自然形成的诸种文化因素的凝集和有序化，通常依赖于一个相对独立自足的政权……蜀汉政权则是炎刘以正统自命要匡复天下的政权，因此对巴蜀文化影响特深”，而这个影响除了体现在“蜀汉胜迹”（曹魏统治区41处，孙吴政权辖区34处，巴蜀地区230处），更主要地表现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巴蜀大地的确立，“巴蜀文化影响及于全民族，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三国时期活跃于川北陕南的五斗米道。儒道释三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道家所以取得这样的地位，在于它和传统的老庄哲学联姻。否则，这种民间信仰的原始宗教就不可能获得士大夫的认可，就不能影响全民。而这一与老庄联姻的开山，正是三国时代巴蜀地区的五斗米道”。
（第二节）坚守个性的巴蜀文学
明代何宇度说：“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仪一代，领袖百家，岂他方所能比拟”。魏晋时期的时代精神，《北史·文苑传》概括得很清楚：“梁、荆之风，扇于关右，狂简之徒，斐然成俗”，即使在这个时期，巴蜀文学仍然以李密的《陈情表》、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这“天底下两大至情文字”辉耀千古。我们还应该看到，汉代巴蜀作家群“文坛霸主”的影响，司马相如在文学理论上探索的先导和创作实践的范式作用，扬雄在玄学上的建构，影响着整个魏晋文学，当然更要影响其故土巴蜀。即如《北史·文苑传》所称：“汉自孝武之后，雅尚斯文，扬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马、王、扬为之杰”，“历选前英，于斯为盛”，成为本时期文学创作的范式。蜀人秦宓、杜微、杨厚、任安、彭漾、杨戏，李密、李兴父子和常璩等，继扬、马、褒之流风而崛起，在曾经被人们视为仅出忠勇之士的巴文化域，也涌现出一批文士，仅巴西一郡，“文学笺启，往往可观，冠带风流，亦为不少”，产生谯周、陈寿这样的文化大家。外地入蜀者刘巴、许靖、诸葛亮、陈震、马良，也在为巴蜀地域文化的繁荣而努力。
我们应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蜀汉政权割据虽然构成当时“三足鼎立”的局面，但为时太短，魏晋统一的自我中心价值观的作用，决不会对“伪朝”的文学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即使是蜀人陈寿主笔的《三国志》，也必然要受到统治阶级“主流意识”的制约甚至是干涉，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背景和出于对自我族群意识的骄傲，乃至于对大盆地生命史的“寻根”热情，常璩才愤而写作《华阳国志》。这点，我们可以通过王商来认识，《益州耆旧传》载：“王商字文表，广汉人，以才学称，声问著于州里”。其声名远播而被作为难得人才，曹魏重臣王朗就劝说他去曹魏展现才华：“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气类之徒，遂沉溺于羌夷异种之间，永与华夏乖绝，而无朝聘中国之期缘，瞻睎故土桑梓之望也”，基于对家乡的热爱，王商不为所动。而曹魏的许靖却向往着进入巴蜀，其《与曹公书》曰：“当复相绍介于益州兄弟，使相纳受，倘天假之年，人缓其祸，得归死国家，解逋逃之负，泯躯九泉，将复何恨！”后来他如愿以偿在巴郡、广汉、蜀郡任职并终老于兹。外部世界纷纷扰扰的战乱，更衬托出大盆地“溺于逸乐”的“天府”优势，以至于巴蜀文人“士多自闲”，“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但是，这也使巴蜀文学的影响难以扩展出去，“正史”难录。
被诸葛亮称为“蜀中才子”的秦宓，绵竹人，《三国志·蜀书》卷38称其：“少有才学，州郡辟命，辄称疾不往”，是一个极有个性气节的士人，后担任刘备政权大司农，为政极有美名，对刘备为关羽报仇一事，敢于直接批评之“舍万乘之躯，而徇小义”，虽因之下狱而不悔，可见其政治眼光。后人有碑文赞之：“史赞丞相俭，人敬司农廉。先生风骨高，巴蜀无贪泉”。秦宓是在巴蜀文化积淀影响的基础上崛起的代表，他对本土文化有着系统而深刻的体悟。首先，他对巴蜀生命史的由来有着清醒的认识：“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济四渎，江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纽，今汶山郡是也。昔尧遭洪水，鲧所不治，禹疏江决河，东注于海，为民除害，生民以来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其次，他开始注意到逐渐形成并且正在化为积淀的巴蜀文化：“严君平见《黄》、《老》作《指归》，扬雄见《易》作《太玄》，见《论语》作《法言》，司马相如为武帝制封禅之文，于今天下所共闻也”；他不无骄傲地指出：“扬子云潜心著述，有补于世，泥蟠不滓，行参圣师，于今海内，谈咏厥词，邦有斯人，以耀四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