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在《与王商书》中自认：“仆亦善长卿之化”，强调自己的文学创作受到司马相如的影响。执著于现实世界那鲜活的人生形态，从世俗人生中获取自我的内心平衡并坚守自我人格，是谓：“听玄猿之悲吟，察鹤鸣于九霄，安身为乐，无忧为福，处空虚之名，居不灵之龟，知我者稀，则我贵也”。其地域文化意识的鲜明强烈，还表现在文学华美艳秾上——即巴蜀文学“好文”传统的大肆张扬，针对人们“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的诘难，秦宓奋起反击：“夫虎生而文炳，凤生而五色，岂以五彩自饰画哉？天性自然也。盖河、洛由文兴，六经由文起，君子懿文德，彩藻何其伤？”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文学的本质就在于是一门美的艺术，必须要有形式的美作为表现形态。这似乎是秦宓所生活的环境所铸造的，当地人们喜爱艳秾华丽的民俗，就蕴蓄而成为后来独具特色的绵竹年画。绵竹年画风格的喜庆、热烈、质朴、粗犷、泼辣，已经被世人公认为具有巴蜀浓郁乡土特色。
崇尚谈辩，自古已然，魏晋之风尤烈，思想活跃的时代和精神自由的时代都常常会孕育一大批能言善辩的人物。“难张温秦宓逞天辩”故事，不仅在《三国志》中得到详尽地叙述，更是被《三国演义》给予浓墨重彩地描写，这就是史学家所说的“蜀中多辩才”之由来，也是以被今人视为“辩论界元老”之原因。《三国志》载其“答问如响，应声而出，于是温大敬服。宓之文辩，皆此类也”，陈寿谓之“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无若愚之实。然专对有馀，文藻壮美，可谓一时之才士矣”。秦宓的学生谯周曾经将其言论辑录为《春秋然否论》，惜失传。五言诗《远游》是其流传下来唯一可靠的诗篇，描述游子远行的艰难困苦，是为：“远游何所见，所见邈难寻，岩穴非我邻，林麓天知己，虎则豹之兄，鹰则鹞之弟，困兽走环岗，飞鸟惊巢起”。
与他同时的蜀中辩才还有伊籍、何妥。《三国志》卷38《伊籍传》载：“东使于吴，孙权闻其才辩，欲逆折以辞。籍适入拜，权曰：‘劳事无道之君乎？’籍即对曰：‘一起一拜，未足为劳’，籍之机捷，类皆如此，权甚异之”。联想到后来的苏轼，巴蜀似乎是常出雄辩家的地方。《北史·儒林传》载：“何妥，字栖风，西域人也。父细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妥少机警，八岁游国子学，助教顾良戏之曰：‘汝姓何，是荷叶之荷？为河水之河？’妥应声答曰：‘先生姓顾，是眷顾之顾？为新故之故？’众咸异之。十七，以伎巧事湘东王。后知其聪明，召为诵书左右。时兰陵萧翙，亦有俊才，住青杨巷，妥住白杨头。时人为之语曰：‘世有两俊，白杨何妥，青杨萧翙。’其见美如此。妥姓劲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可见其狂放性格。何妥还主持过皇家音乐歌舞事务，“于是作清、平、瑟三调声，又作八佾《鞸》、《铎》、《巾》、《拂》四舞”，是难得的音乐人才。撰《周易讲疏》三卷、《孝经义疏》二卷、《庄子义疏》四卷。与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文集十卷，并行于世。
被称为“天底下第一至情文字”的，是蜀中彭山人李密的《陈情表》。李密当时以孝闻名于世，晋武帝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策略，重新建构儒家的道德伦理，实行孝道，以显示自己清正廉明，同时也用孝来维持君臣关系，维持社会的安定秩序。因此李密屡被征召入仕，甚至“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作为一个“少仕伪朝，历职郎署”蜀汉旧臣，自然有怀乡、怀旧的思想，况且他还认为蜀汉后主刘禅是一个“可以齐桓”的人物，对于晋灭蜀汉是有一点不服气的。他也确实存在一个供养祖母的问题，尤其是眼前的困窘是祖母“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更何况“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忠君与尽孝难以两全，处境“实为狼狈”。他说自己“不矜名节”是为了打消对方的怀疑，更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来自贱自轻，他要给对方一点希望：“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与此造成一个感人至深的情境，逻辑严密、情理并重，可见其文采斐然，动人至深。晋武帝由是被感动，责令地方官给予物质帮助，后来李密确实遵守原先承诺而出仕，但官场黑暗，做官如履薄冰，李密发出这样的怨愤：“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官中无人，不如归田，明明在上，斯语岂然”（《赐饯东堂诏令赋诗》），终被免官撤职。历来有言曰：“读《出师表》不流泪，此人不忠，读《陈情表》不流泪，此人不孝”，可见其价值。
（第三节）史传文学的兴盛
本时期巴蜀史学亦达到鼎盛，来敏著《本蜀论》，谯周著《三巴记》、《古史考》、《蜀本纪》，陈寿著《三国志》、《益部耆旧传》，常宽著《续耆旧传》、《蜀后志》，李膺著《益州记》，寻根问祖的乡土志撰写，一时蔚为大潮。
陈寿的《三国志》不仅记录了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情况，以及对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作出贡献的人，同时还记录了当时国内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魏志·倭人传》就是日本古代历史的重要史料。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三国志》于司马迁、班固以外，自成一格。其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当时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至今，被视为史学典范“四史”之一，亦是魏晋时期史传散文的代表作。今人白寿彝说得准确：“《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归纳其体例有六：“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家之说，以核同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
《华阳国志》作者常璩的创作，源于一种强烈的地域文化寻根意识。据《隋书·经籍志》等记载，东汉魏晋时期，由私人撰写的州郡地志常以“异物志”命名，如东汉有议郎杨孚所撰《交州异物志》，吴时有丹阳太守万震所撰《南州异物志》，以及朱应的《扶南异物志》、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薛莹的《荆扬已南异物志》等等。晋、宋之际，有裴渊《广州记》、徐衷《南方草物状》、刘欣期《交州记》、盛弘之《荆州记》等各种地域文化史籍问世。但“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于是，常璩追慕“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阳成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等在巴蜀生命史的寻根方面的努力，有感于两晋朝野对巴蜀地域文化的轻视，愤而立志编修《华阳国志》，体现着巴蜀地域文化的理性自觉。该书“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全书共十余万字，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十二卷。该书价值在于首创历史、地理、人物综合编定方志的体例，成为一种“大文化”式的历史著述新体式，宋代吕大防盛赞为“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就是基于此；清代廖寅则谓“后有修滇、蜀方志者，据以为典”。梁启超亦称“晋常璩《华阳国志》，为方志之祖”。从体裁来说，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构成了《华阳国志》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首创。
谯周幼年失父，家贫笃学，青年外出求师，做了博学多才的蜀中名儒秦宓的弟子。他从此研精攻籍，见识卓拔。22岁入仕，主要作品有《谯子法训》、《论语注》、《五经然否论》、《古考史》、《巴蜀异物志》等。《古考史》全书25卷，对《史论》全书作了考证，“皆凭旧典，纠迁谬误”，在唐代即被誉为“能与《史记》并行于世的史书”，还有以主客对话方式，实为《子虚上林》体式的《仇国论》等，为人所称道。
（第四节）魏晋文学的巴蜀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