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胡震亨《唐音癸签》说刘诗“开朗流畅，含思宛转”，“运用似无过人之处，却都惬人意，语语可歌”，这些特点，在刘禹锡的民歌体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这些诗保存了清新开朗的民间情调，采撷朴素生动的民间口语，运用俚歌俗调的形式，绘真景、抒真情，具有浓厚的天然风韵，即如“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竹枝词》之二），“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个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等，以及《浪淘沙·锦》诗云：“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巴人泪应猿声落，蜀客船从鸟道回”。还有《蜀先主庙》、《和西川李尚书伤孔雀及薛涛之什》、《松滋渡望峡中》等作品，风格上汲取巴蜀民歌含思婉转、朴素优美的特色，清新自然，健康活泼，充满生活情趣。给后世留下“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的民俗画面和地道的民歌风味，《巫山神女庙》中所谓“星河好夜闻清佩，云雨归时带异香”，也记录了类似的心灵访古与灵魂漫游的轨迹。他在《竹枝词序》中系统回忆过其文体创新的诱因和过程：“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今四川巫山县），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纡如吴声，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之，附于末，后之聆巴，知变风之自焉”，因此“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
公元851年进入巴蜀大地的李商隐，在蜀中生活了5年，这使他常常以司马相如自居，如《寄令狐郎中》：“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他写了《悼伤后赴东蜀辟至大散关遇雪》、《筹笔驿》、《利州江潭作》、《井络》、《望喜驿别嘉陵江水二绝》、《张恶子庙》、《梓潼望长卿山至巴西复怀谯秀》《五言述德抒情诗一首四十韵献上杜七兄仆射相公》等巴蜀题材诗，在梓州（三台）的5年，常常是“座中醉客延醒客”、“身世醉时多”，留下“唱尽阳关无限叠”、“金鞍忽散银壶漏，更醉谁家白玉钩”、“近郭西溪好，谁堪共酒壶”等语。其《三月十日流杯亭》记载“夜饮”盛况：“烛分歌扇泪，雨送酒船香”。吟咏成都的作品如五言排律《武侯庙古柏》：“蜀相阶前柏，龙蛇捧閟宫。阴成外江畔，老向惠陵东。大树思冯异，甘棠忆召公。叶凋湘燕雨，枝折海鹏风，玉垒经纶远，金刀历数终。谁将出师表，一为问昭融”等，七律《杜工部蜀中离席》对杜甫落魄潦倒生涯，寄寓了无尽感慨：“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其即景抒情五言绝句《巴江柳》：“巴江可惜柳，柳色绿侵江。好向金鸾殿，移阴入绮窗”。而名作《夜雨寄北》重复使用巴山夜雨艺术意象，主要在强调时空和心灵上对比，前句是身在巴山看雨，独自忍受相思之苦，而后句则是想像与知己共话巴山夜雨的情景。在这些诗中，李商隐把写景与咏史融而为一，倾吐了郁积心头的愤懑，表达了对未来前途一种莫名的不安和落寞情绪。
巴蜀大地游历催生出他的众多作品，如《梓潼望长卿山至巴西复怀谯秀》：“梓潼不见马相如，更欲南行问酒垆。行到巴西觅谯秀，巴西惟是有寒芜”，《梓州罢吟寄同舍》云：“不拣花朝与雪朝，五年从事霍嫖姚。君缘接坐交珠履，我为分行近翠翘。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多病竟无聊。长吟远下燕台去，惟有衣香染未销”。五年蜀中生活，使他能够以“望帝春心托杜鹃”、“行过水西闻子规”（《三月十日流杯亭》），以“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初起》）等，表现巴蜀美丽的自然风物和人文景观。李诗展现的是一种心灵景观，其“以心象融铸物象”的艺术思维方式，形成了对心灵世界丰富层次展示的前所未有的独特贡献。大量的客观对应物的意象设置，形成跳跃性、可重组性、非线性的结构方式，带来诗歌的多义性和象征性。有《寄客蜀》谓：“君到临邛问酒垆，近来还有长卿无？金徽却是无情物，不许文君忆故夫”，以及“浣花溪纸桃花色，好好题诗挂玉钩”等。可以说，李商隐的许多名句，都是巴蜀题材，有些甚至成为后人认识巴蜀的名作。
贾岛，早年出家为僧，号无本，后又还俗，屡次应试不第，在充满着忧郁与阴黯的灰色人生里，他把自己紧紧地封闭在文学的象牙塔中，诗以苦奇“险僻”著称，苏轼曾用“郊寒岛瘦”来形容孟、贾在诗歌内容与艺术手法上的相似特征。宋人严羽曾把他们的诗讥为“虫吟草间”。元和五年（810）冬，贾岛至长安见张籍。次年春至洛阳，始谒韩愈，以诗深得赏识。文宗时因事贬为长江（今四川蓬溪）主簿，曾作《病蝉》“以刺公卿”。开成五年（840），迁普州司仓参军，武宗会昌三年（843），在普州司仓参军任上去世。这是一个执著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戏赠友人》）、“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题诗后》）就是他苦吟的写照。贾岛在安岳写成的《夏夜登南楼》诗，体现着其人格和文风：“水岸寒楼带月跻，夏林初见岳阳溪。一点新萤报秋信，不知何处是菩提”，此外，还有《寄武功姚主簿》、《送裴校书》、《送僧》、《原上草》、《咏怀》《郑尚书新开涪江二首》、《赴长江道中观冬设上东川场尚书》等巴蜀题材诗篇。五言绝句《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被明代胡应麟称之为“五言独造”。贾岛诗风在晚唐形成流派，影响颇大。
张籍的乐府诗与王建并称，在中唐诗坛上被并称为“张王乐府”。以平易浅切的语言、自然流畅的意绪来增加诗歌的可读性，是其对时代文学的最大贡献。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称这类诗“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谚，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其《成都曲》之“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句，已经成为历代文人说成都的必引之语。而其《送客游蜀》云：“行尽青山到益州，锦城楼下二江流”，以及写夔州茶事的《和韦开州盛山茶岭》“紫芽连白蕊，初向岭头生。自看家人摘，寻常触露行”，常常成为人们论述巴蜀历史的证据。《宿云亭》、《隐月岫》、《流杯池》、《盘石蹬》、《葫芦沼》、《绣衣石》、《梅溪》等巴蜀题材作品，亦是人们耳熟能详之作。
有唐以来，作家显达而至节度使者，唯高适一人。高适以著名诗人为蜀中“戎帅”历时6年，其谈论蜀中政治军事形势的《西山三城置戎论》就是其政治才华的体现，留下《赴彭州山行之作》、《寄宿田家》等蜀中诗歌。其《人日寄杜二拾遗》“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身在南番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记录了成都特有的节日情况。《燕歌行》为其代表作，并和岑参齐名，合称“高岑”，是“边塞诗派”的代表。
岑参一生5次入戎幕，两次出塞，亦是唐人无二。其入蜀诗详尽地描绘了川北道中沿途情景、社会状况、山水景物，表现着他对形势的担忧（“岩倾劣通马，石窄难容车”）和对美景的欢悦（“山花万朵迎征盖，川柳千条拂去旌”）。到成都后，或泛舟浣花溪，拜谒武侯庙、文翁石室讲堂、扬雄草玄台、司马相如琴台、严君平卜肆，或瞻仰驷马桥、万里桥、石犀、支机石等胜迹，或游灌口、登青城，无不骋目驰怀，吟咏赞叹发而为诗，如《张仪楼》：“传是秦时楼，巍巍至今在。楼南两江水，千古长不改。曾问昔时人，岁月不相待”，公元767年，他赴任嘉州，游凌云寺，上峨眉山，这都留在他的诗中记录下来。例如《登嘉州凌云寺作》：“寺出飞鸟外，青峰戴朱楼。搏壁跻半空，喜得登上头。殆知宇宙阔，下看三江流。天晴见峨嵋，如向波上浮”，以至于他的作品被命名《岑嘉州集》，并永远留居（埋骨）于蜀。
担任过辰、虔二州刺史的戎昱，其作多吟咏旅途山水景色，并表露忧念时事的心情，居蜀之作仍然不离“悲”、“苦”，如《成都暮雨秋》：“九月龟城暮，愁人闭草堂。地卑多雨润，天暖少秋霜。纵欲倾新酒，其如忆故乡。不知更漏意，惟向客边长”，《成都元十八侍御》：“不见元生已数朝，浣花溪路去非遥。客舍早知浑寂寞，交情岂谓更萧条。空有寸心思会面，恨无单酌遣相邀。骅骢幸自能驰骤，何惜挥鞭过柞桥”，《入剑门》：“剑门兵革后，万事尽堪悲。鸟鼠无巢穴，儿童话别离。山川同昔日，荆棘是今时。征战何年定，家家有画旗”等，都是人们说巴蜀的必引之作。
唐代的“行走”文学聚焦于三峡，实现了首次大狂欢。自魏晋时郦道元的《水经注·三峡》以亲见亲历撩开了三峡的神秘面纱以来，世人真正认识了这一鬼斧神工的自然奇观：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青倒影。绝巘多生柽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
但是，以三峡为主题的唐诗，在离情乡思之中，更有时代精神赋予的雄奇、壮丽，体现着盛唐文学的飞扬与灵动。戴叔伦《巫山高》写道：“巫山峨峨高插天，危峰十二凌紫烟。瞿塘嘈嘈急如弦，洄流势逆将覆船。云梯岂可进，百丈那能牵。陆行巉岩水不前”，李贺《入蜀》：“望空问真宰，此路为谁开。峡色侵天去，江声滚地来”，以及《巫山高》诗，文句与情感同样飘逸飞荡：“碧丛丛，高插天，大江翻澜神曳烟。楚魂寻梦风飔然，晓风飞雨生苔钱。瑶姬一去一千年，丁香筇竹啼老猿。古祠近月蟾桂寒，椒花坠红湿云间”。当然，艰辛的人类生存环境给唐人的审美观照抹下忧郁的色彩，如李端《送郑宥入蜀迎亲》：“剑门千转尽，巴水一支长。清语愁猿道，无烦促泪行”，也如皇甫冉《巫山峡》所感怀的：“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而这种忧郁，又常常与三峡迷人的传说交织一体，如刘方平的《巫山神女》：“神女藏难识，巫山秀莫群。今宵为大雨，昨日作孤云。散漫愁巴峡，徘徊恋楚君。先王为立庙，春树几氤氲”，又如蒋洌的《巫山之阳香谿阴明妃神女旧迹存焉》：“神女归巫峡，明妃入汉宫。捣衣余石在，荐枕旧台空。行雨有时度，谿流何日穷。至今词赋里，凄怆写遗风”。应该说，作家被“眼前之景”所动，引发内心情感的剧烈激荡并外化为文字意象，其作品已经是被移情后的“心中之景”，所以，三峡题材作品在很多作家那里，实际上就成为一种宣泄自我情感的载体，如孟郊的《巫山曲》：“巴江上峡重复重，阳台碧峭十二峰。荆王猎时逢暮雨，夜卧高丘梦神女。轻红流烟湿艳姿，行云飞去明星稀。目极魂断望不见，猿啼三声泪沾衣”和《巫山高》：“见尽数万里，不闻三声猿。但飞萧萧雨，中郁亭亭魂。千载楚王恨，遗文宋玉言。至今青冥冥，云结深闺门”，还有刘希夷的《巫山怀古》：“巫山幽阴地，神女艳阳年。襄王伺容色，落日望悠然”，“猿啼秋风夜，雁飞明月天。巴歌不可听，听此益潺湲”等，这在岑参的“骤雨暗谿口，归云网松萝。屡闻羌儿笛，厌听巴童歌。江路险复水，梦魂愁更多”（《赴犍为经龙阁道》），王维的“人作殊方语，莺为故国声。赖多山水趣，稍解别离情”（《晓行巴峡》）诗中，表现得就很典型。
大盆地的三峡不仅以美丽的自然、奇异的民俗和迷人的传说为唐代文学提供了缤纷多姿的艺术意象，也以“竹枝词”这种独特的民歌体裁为中国文学增加了新的话语方式。《乐府诗集》卷八一《近代曲辞三》如此题解：“‘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禹锡曰：“‘竹枝’，巴歈也。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其音协黄钟羽。末如吴声，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焉”，今人夏承焘在《论杜甫入蜀以后的绝句》中也肯定：“蜀中是《竹枝词》的发源地。唐人刘禹锡、白居易以及《花间集》里各家的《竹枝曲》，都用四川民歌声调”，“杜甫这些不调字声的绝句，是否即用四川《竹枝》那种‘激讦’‘伧儜’的声调，他自己没有说明，我们不能臆测。但我们看宋人注杜诗，举出他用‘蜀中语’相当多，如‘上番’、‘禁当’、‘长年’等等，都是”。
（第五节）大盆地之花：巴蜀诗人群
唐代巴蜀作家辈出，群星辉映，都有佳作传世，《升庵诗话》卷十一谓：“唐世蜀之诗人，陈子昂射洪、李白彰明、李馀成都、雍陶成都、裴廷裕成都、刘蜕射洪、唐球嘉州、陈咏青神、岑伦成都、符载成都、雍裕之成都、王严绵州布衣、刘暌绵州乡贡进士、李渥绵州、田章绵州、柳震双流、阮咸成都、刘湾蜀人、张曙巴州、僧可朋丹稜、扈处扆蜀人、毛文锡蜀人、硃桃椎蜀人、杜光庭青城，若张蠙、韦庄、牛峤、欧阳炯，皆他方流寓而老於蜀者”，说的就是这种盛况。僻居封闭的西隅而又物华天宝，巴蜀人多自视雄长、恃才傲物，洋溢着浓烈的浪漫与几分天真，一旦出蜀溶入主流文化之中，往往以狂放不羁、特立独行、锐意进取之姿态，常常表现为“木秀于林”，却为治国者所难容，他们只能在风骚领域流芳百世，在自由人格上为人景仰，在传统文化中成为独放异彩之奇葩，这就是另一种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