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王在蜀中的时间不长，但俨然一个合格的导游，他常常饱含激情地向人们介绍巴蜀的一切：“彭山折坂外，井络少城隈。地是三巴俗，人非百里材。畏途君怅望，岐路我裴徊。遥遥分凤野，去去转龙媒。遗锦非前邑，鸣琴即旧台。心赏风烟隔，容华岁月催。剑门千仞起，石路五丁开。海客乘槎渡，仙童驭竹回。魂将离鹤远，思逐断猿哀。唯有双凫舄，飞去复飞来”（《饯郑安阳入蜀》），“日观分齐壤，星桥接蜀门。桃花嘶别路，竹叶泻离樽。夏老兰犹茂，秋深柳尚繁。雾销山望迥，风高野听喧。劳歌徒欲奏，赠别竟无言。唯有当秋月，空照野人园”（《送吴七游蜀》）。在《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何等娴熟地运用巴蜀的地名、历史掌故：“迢迢芊路望芝田，眇眇函关恨蜀川。归云已落涪江外，还雁应过洛水瀍”，“妾向双流窥石镜”，“货酒成都妾亦然”，“峨眉山上月如眉，濯锦江中霞似锦。锦字回文欲赠君，剑壁层峰自纠纷”，余如《送费六还蜀》亦是，他不仅“代女道士”、“代郭氏”写情书，自己在蜀中也有一段恋情，如《忆蜀地佳人》：“东西吴蜀关山远，鱼来雁去两难闻。莫怪常有千行泪，只为阳台一片云”。这些，大约就是被当时人视为“轻薄子”的原因。
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从某种角度来说体现于李、杜的文学创作，而杜甫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也就是说，真正被人们所喜爱的作品，还是其蜀中之作。杜甫在巴蜀大盆地生活了11年，所写下的巴蜀题材作品以及所体现的巴蜀地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他对巴蜀文学的贡献，都是整个唐代作家中最典型的，其蜀中诗占其全部创作的64%，这使人们把他视为“半个蜀人”。
杜甫入蜀的原因甚多，但其中肯定有陈子昂《谏讨生羌书》所说的：“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等因素，杜甫在《论巴蜀安危表》中就清楚地认识到：“蜀之土地膏腴，物产繁富，足以供王命也”。公元760年春，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并断续住了5年。在成都草堂写下众多作品，这是他经过长期漂泊，得到暂时休息后心境欢愉的表现。在《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中，诗人表现了对美丽的蜀中景物——花草树木、鸟兽鱼虫的细腻观察，对美好人生的无限喜爱和深刻体会，形成了他“无一事、无一物不可入诗”的自由审美观。其间因乱流亡梓、阆等州，在梓州，有《望兜率寺》的“花浓春寺静，竹细野池幽”和“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上牛头寺》）》等绘景之作，有感怀巴蜀前贤的如“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以及《九日登梓州城》、《早发射洪县南途中作》，《苦战行》、《去秋行》等感怀现实的作品，留下了近150首诗作，其中包括被后世称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在阆州，他留下了“阆中胜事可断肠，阆州城南天下稀”等62首阆中诗，有“莺花旧时非生客，山水曾游是故人。遨乐无时冠巴蜀，语音渐正带咸秦。平生剩有寻梅债，作意城南看小春”之句。
在诗歌体裁上，居蜀的杜甫也进入一个全面创造的时期，七言绝句《赠花卿》与七言古诗《戏作花卿歌》因被《唐诗选》收录而成为名诗，仇兆鳌的《杜诗详注》高度评价说“此诗，风华流丽，顿挫抑扬，虽太白、少伯无以过之。其首句点题，而下作承转，乃绝句正法也”。765年，杜甫举家离开成都。因病滞留云安，次年暮春迁往夔州留居2年。在夔门所写的《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流传至今，被人们视为千古名句。其咏忠州的《禹庙》诗：“禹庙空山里，秋风落日斜。荒庭垂桶柏，古屋画龙蛇。云气嘘青壁，江声走白沙，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亦是人们熟悉的名作。这11年中，他写诗900余首（其中夔州诗430首），多是绝句和律诗，也有长篇排律。名作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登高》、《又呈吴郎》，最具代表性的是《春望》、《剑门》等，长篇如《夔州书怀》、《往在》、《草堂》、《遣怀》，虽内容各异，但都是个人情感与事实相结合，浓郁抒情色彩与精练的语言艺术完美结合完美之作。袁行霈认为，《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特别是《秋兴八首》，可以说是杜甫律诗中的登峰造极之作。
入蜀后的杜甫眼前都是“新人民”和“山川异”，即如《成都府》诗所说：“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巴蜀地域文化和地域人文风习的影响，使其“入乡随俗”，在“种竹植树，纵酒啸咏”的生活中，其作品中的“狂”、“野”词汇和意象（如碧海掣鲸、百丈青松）开始多了起来，如《狂夫》：“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筱娟娟净，雨裹红蕖冉冉香。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又如《剑门》的“唯天以设险，剑门天下壮”和《阁夜》的“五更角鼓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以及《喜雨》：“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等。其中当然还有“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好友的风范影响。
他有不少歌咏自然的诗，如“蜀星阴见少，江雨夜闻多”、“蜀天常夜雨，江槛已朝晴”、“蜀江如线针如水”，“杨柳枝枝弱，枇杷对对香”，“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等。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是情、景与时事的交融，这在《绝句》、《蜀相》两首诗中体现得极为鲜明，其“沉郁顿挫”艺术风格的成熟就是入蜀后完成的，杜甫自己就说过：“晚节渐于诗律细”，韩愈《城南联句》说得更为言简意赅：“蜀雄李杜拔”！杜甫自己也承认巴蜀风物和地域风习以及人文表征对他创作的直接作用：“登临多物色，陶冶赖诗篇”（《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和“陶冶性灵存底物”等，因为“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也因为“江山如巴蜀”、“全蜀多名土”、“蜀酒浓无敌”，虽然时时有“欢娱看绝塞，涕泪落秋风。鸳鸯回金阙，谁怜病峡中”身处异乡之感，却更多地陶醉于眼前“南翁巴曲醉，北雁塞声微”（《社日两篇》）。公元768年杜甫出峡，其生活的最后二年，居无定所。漂泊于岳阳、长沙、衡阳、耒阳之间，时间多在船上度过。770年冬，杜甫死于长沙到岳阳的船上，年59岁。综观杜甫的这个创作历程，设若没有蜀中诗歌，他的艺术成就，恐怕很难有今天的影响。至少，“江西诗派”就要另外寻“祖”，那当然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唐传奇小说《会真记》（《鸳莺传》）作者元稹的文学成就，与巴蜀的关系至为密切。首先，他是在陈子昂作品的影响下开始进行文学创作的。贞元九年（793）以明两经擢第，次年得陈子昂《感遇》诗及杜甫诗数百首读之，始作诗。后出使剑南东川，不久出任通州司马，他的创作于此形成了高峰：一是名作问世，二是开拓了乐府新体。其名作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就产生于通州，在元诗中也列为乐府类，旨含讽喻，和《长恨歌》齐名。乐府诗在元稹诗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最重要的是与蜀中诗人刘猛、李余唱和的古题乐府19首，能借古题而创新词新义，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此前，元稹并不喜欢乐府诗，他在通州作的《乐府古题序》说得很清楚。文中说：“况自《风雅》至于乐府，莫非兴讽当时之事，以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赘胀，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古诗人引以讽之义焉……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行》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于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诗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元和十二年，他看到刘猛、李余的《古乐府诗》数十首，感到“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于是就和了古题乐府19首，从而将乐府诗体张扬放大。
元稹一生最值得一提的好诗和诗歌理论，大多是在通州司马这四年闲散中完成的。初到通州。他的心情已沮丧到了极点，其《酬乐天雨后见忆》就说：“雨滑危梁性命愁，差池一步一生休。黄泉便是通州路，渐入深泥渐到州”，并迫不及待地向好友白居易报告了通州的恶劣环境和自己痛苦抑郁的心境：“通之地，湿垫卑蝙，人士稀少，近盗札死亡过半，邑无吏，市无货，百姓茹草木，刺吏纵下，训粒而食。大有虎膜她迪之患，小有蟆纳浮尘蜘蛛胳蜂之类皆能钻啮肌肤，使人疮宿，夏多阴霍，秋为痢疟，地无巫睡药石，万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虑”，继后又用《闻乐天授江州司马》再诉苦：“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滴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逐渐地，他认识带来通州的佳妙之处，日子过得舒适起来，如《通州》》所说：“平生欲得山中住，天与通州绕郡山，睡到日西无一事，月储三万买教闲”。他“常在闲处，无所役用，性不能近道，未能淡然忘怀，又复懒于他欲……全盛之气，注射语言，杂揉精粗，遂成多大”，这就使他有充裕的精力和闲适心境从事创作，现在可以见到元稹在通州所作的诗歌有180余首，约占其现存全部诗作的五分之一。实际上，他在通州所作的诗远不止这些。白居易在《题诗屏风绝句·序》中就讲过：“十二年冬，微之犹滞通州……前后辱微之寄示之什，殆数百篇”，在《十四年三月十一夜遇微之于峡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别·注》中又讲：“微之别来有新诗数百篇，丽绝可爱”。白居易在元和十四年作《竹枝词》的第四首中写道：“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但《元氏长庆集》及各类补遗的集外诗中均无“竹枝词”一类作品，可见很早就已佚失。
元稹还写了不少反映巴渝风情的诗，如：《织妇词》、《田家词》《估客乐》、《采珠行》《捉捕歌》，而大型组诗《虫豸诗》21首，则别出新意，极写贬谪生活之凄苦难熬。再如小诗《瘴塞》，也写得凄艳明丽，富有情韵：“瘴塞巴山哭鸟悲，红妆少妇敛啼眉。殷勤奉药来相劝，云是前年欲病时”，如《夫远征》所写：“送夫之妇又行哭，哭声送死非送行。夫远征，远征不必戌长城，出门便不知死生”，有病愁怨叹之声。其中也有写得很出色的小诗，如《酬乐天频梦微之》：“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惟梦闲人不梦君！”于平浅明快中呈现丽绝华美，色彩浓烈，铺叙曲折，细节刻画真切动人，比兴手法富于情趣。这个“才子”在经历了与鸳莺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并且忏悔之后，又在成都爆发了一场“稹涛恋”，并且留下了有记录与薛涛爱情的诗：“诗篇调态人皆有，细腻风光我独知，月夜咏花怜暗淡，雨期题柳为歌欹”，以及：“锦江滑腻峨嵋秀，生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似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辞客多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葛蒲花发五云高。”
白居易于元和13年（819年）春，从江州司马（从六品），升为忠州（今忠县）刺史（正四品），带着“忠州好恶何须间，鸟得辞笼不择林”的极度兴奋抵达忠州，虽然他早知道54年前寓居忠州的杜甫所描写的：“淹泊仍愁虎，深居赖独园”，也熟读了好友元稹的巴蜀题材作品，在《自江州至忠州》途中他也有“今来转深僻，穷峡巅山下。五月断行舟，滟堆正如马。巴人类猿狖，矍铄满山野”实实在在的感受，眼前“山束邑居窄，峡牵气候偏。林峦少平地，雾雨多阴天。隐隐煮盐火，漠漠烧畬烟”（《初到忠州登东楼寄万州杨八使君》）的贫穷人生，将升官的喜悦化成淡淡的掠影。这块土地上产生过以头颅换来国土完整的巴曼子将军，出现过严颜等忠勇之将，“忠州”得名之因以及所蕴涵的丰厚的文化积淀，激发着白居易的热情，使他觉得“草树禽鱼尽有情”。于是他更多地看到“靡靡青草合，牛羊缘四隈”，他称赞木莲“如折芙蓉栽旱地，似抛芍药挂高枝”，喜爱荔枝“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色美味鲜，并特地请人将这两件东西画成图，并分别题诗，序于其上，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木莲诗》和《荔枝图序》。
他还要更好地美化这块土地，在城东严颜桥一带“倚岸埋大干，临流插小枝”种了很多柳树，并且只要是开花的，“不限桃杏梅”都栽，使之变成“百果参杂种，千枝次第开”人间乐园。与“蛮儿巴女”同喝一坛“咂酒”奇特民俗和“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的迷人歌舞，都使他迷恋着这块土地，他以系列组诗《竹枝》记录了这一切。因此一旦离别，他是那样地难以割舍：“二年留滞在江城，草树禽鱼尽有情。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又如《发白狗峡次黄牛峡登高寺却望忠州》：“白狗次黄牛，滩如竹节稠。路穿天地险，人续古今愁”，“畏途常迫促，静境暂淹留。巴曲春全尽，巫阳雨半收”等。这些，我们可以借用他游彭州的《游云居寺赠穆三十六地主》来说明原因：“乱峰深处云居路，共踏花行独惜春。胜地本来无定主，大都山属爱山人”。白居易的“三峡诗”有“两岸滟滪口”、“巴峡声心里”（《题牛相公归仁里宅新成小滩》）等句，描写行经三峡的经历，可以成为永久的生命记忆，如《初入峡有感》：“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瞿唐岈直泻，滟滪屹中峙。未夜黑岩昏，无风白浪起。大石如刀剑，小石如牙齿。一步不可行，况千三百里。苒蒻竹篾稔，欹危楫师趾。一跌无完舟，吾生系于此”，和《题峡中石上》：“巫女庙花红似粉，昭君村柳翠似眉。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以及《登城东古台》：“迢迢东郊上，有土青崔嵬。不知何代物，疑是巴王台。巴歌久无声，巴宫没黄埃”，其名作《长恨歌》中关于“蜀江水碧蜀山青”、“临邛道士鸿都客”、“峨眉山下少人行”等的巴蜀自然风景和人文典故的运用，都体现着白居易对巴蜀地域文化的娴熟把握。
巴蜀是一块涵蕴文学、成就作家的最佳之所，进入大盆地的刘禹锡，也在这块土地上对中国文学进行新的开拓，在文学话语创新上作出了新贡献，他将先秦时期遗留的巴渝歌舞，整理成为“竹枝词”新型诗体并流传至今。《旧唐书·刘禹锡传》记载：“（刘禹锡）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新唐书·刘禹锡传》也说：“宪宗立，（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连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儜。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他化取巴渝歌舞而成的《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词》等，活泼清新，自然流转，尽洗文人习气，唐代文学的自由自然和民间化的特点，在刘禹锡的巴蜀创作中再次得到强化。他在夔州的九首“浪淘沙词”、四首“踏歌词”，其实也是竹枝词一类民歌体，如“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