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以沉静慎重名世，也难掩巴蜀士人叛逆激进的个性，《上枢密韩太尉书》是苏辙这一性情的有力表征：“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公，听其议论之宏辨，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在这篇文章中，初出巴蜀的苏辙，不满于蜀中的褊狭与封闭，在中原文化风物的激发下志气激昂，襟怀开张，故行文错落奔放，数百言中含千万言不尽之势。另一名篇《管仲论》，立论新颖独创，行文起伏照应，开阖抑扬，引证一层深一层，一段紧一段。且纯用短句，节奏急促，朗畅生动，气势逼人。是以曾巩在《苏明允哀词》中誉为“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绝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的气度，的确代表了巴蜀士子的独创风范。其文彩质中透出璀璨，其“狂言”在当时未必可纳，但在今人看来，仍然掷地有声，堪为史鉴。
苏辙在文学上推崇“养气”说，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豪杰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其文学创作以散文成就最高，行文之平稳淡泊似其貌，议论则反复曲折，穷尽事理，常能铺陈譬喻，情理兼到，波澜疏宕。苏辙关于“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的见解和创作风格的清丽，都为宋代文学的繁荣竞艳作出了贡献。
文同，字与可，表兄苏轼赞其“有四绝：一诗、二词、三书、四画”，是个多才多艺的名士。32岁时与司马光同榜登进士第。由于厌倦官场恶习，深恶吏治腐败，为避开当时日趋激烈的新旧党争，便寄情于山水，醉心于诗文书画。司马光也夸他“襟怀洒落，如晴云积月，尘埃不到”。但其文名被其画名所掩，生前无集。今所存《丹渊集》四十卷，乃南宋人收集编撰。文同的诗古朴清新，蕴含丰富。其写实之作如《织妇怨》、《宿东山村舍》等描写真切生动，充盈着巴蜀民歌特有的悲情、伤感与愁苦，如“八十雪眉翁，灯前屡唏嘘，问之尔何者，不语惟擦泪”，“闻之不敢诘，但愧有禄位，移灯面空壁，到晓曾不寐”等。其山水田园之作，或耕男织女，牧童樵夫，淳朴可亲富有日常人生的可爱与美好；或温润艳丽，于澹远冷静之中见真情。文同的赋也是典雅清新，《莲赋》、《松赋》绘物以寄精神，铺排而藏议论，形神俱现，喻托遥深。其《送人赋》开首便是：“风寥寥兮黄叶飞，黯栗冽兮寒满衣”，写萧瑟的秋风，写纷飞的黄叶，写冷得颤栗，冷得钻衣，通过听觉、视觉，写出了离情别绪的凄怆，点染出孤独飘零之感，极尽“竹枝词”的哀怨感伤之悲苦情调。作为一个大画家，《晚至村家》体现着他审美观照的高妙：“高原跷确石径微，篱巷明灭余残晖。旧裾飘风采桑去，白夾卷水秧稻归。深葭绕涧牛散卧，积麦满场鸡乱飞。前溪后谷暝烟起，稚子各出关柴扉”。伟大艺术家的形成，往往基于其对生活的热爱：“始予隐乎崇山之阳，庐乎修竹之林，朝与竹乎为朋，暮与竹乎为游，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荫，观竹之变也多矣！”他甚至将竹子称为“竹夫人”，这与林逋的“梅妻鹤子”有异曲同工之妙。米芾称赞他开创了墨竹画法的新局面“以墨深为面，淡为背，自与可始也”。
苏过，苏轼之幼子，承受家学的三弟兄中，苏过才华为高，诗词文赋书画样样皆能，故有“苏氏三虎，季虎最怒”的雅誉，时人称为“小坡”。曾任中山府通判，苏轼连年谪贬，过均随行；轼死，营葬于汝州郏城（今河南郏县）小峨嵋，遂家颍昌（今河南许昌）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苏过生不逢时，早年随父沉浮漂泊，后又身处末流，仕又再黜，坎坷终生。其为人甘于淡泊，不求富贵，性格开朗，襟怀旷达，大有父风。其文章笔力雄健，文势强盛。其画更深受苏东坡赞赏：“与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石传神”，算是得乃父画石之真谛，直与善作墨竹的文同相提并论。有诗文集《斜川集》传世。现仅存六卷。
韩驹，仙井监（仁寿县）人，少有文称。因从苏辙学而受党争牵连，仕途坎坷，著作有《陵阳先生文集》、《陵阳室中语》等，《陵阳先生诗》四卷传世。其《李氏娱书斋》回忆少时说：“忆吾童稚时，书亦甚所爱。传抄春复秋，讽诵昼连晦；饮食忘辛咸，淤泥垢失盥”，其狂放傲岸之气、高蹈自许之态如：“生犹不见皇甫谧，死岂肯投刘禹锡”（《利济桥亭诗》）、“笔回造化天工怒，胸包今古时人愕”（《葺春轩》）等。韩驹从传统诗论“诗言志”角度强调创作主体的“心志正”，认为诗人必须“先正其心志”，把“思无邪”释为“美刺”，意识到了诗歌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教育作用，“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陵阳先生诗》）。朱自清推崇之为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的新“诗言志”理论，他强调艺术的独创性：“学古人尚恐不至，况学今人哉！”是以被人誉为“非坡非谷自一家”。“黄菊有何好，且寄平生怀。遇酒兴不浅，无酒意亦佳。此理谁复明，自苦寡所谐。空余采菊图，寂寞悬高斋”（《题采菊图》）等句，其格调高古、性格叛逆之态，于之可见。有《念奴娇》一首传世：“海天向晚，渐霞收馀绮，波澄微绿。木落山高真个是，一雨秋容新沐。唤起嫦娥，撩云拨雾，驾此一轮玉。桂华疏淡，广寒谁伴幽独。不见弄玉吹箫，尊前空对此，清光堪掬。雾鬓风鬟何处问，云雨巫山六六。珠斗斓斒，银河清浅，影转西楼曲。此情谁会，倚风三弄横竹”。
张俞，号白云先生，郫县桃花潭人。俞妻蒲芝亦有诗名。张俞作品被征引最多的是《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而其“花前月下暂相逢，苦恨阻从容。何况酒醒梦断，花谢月蒙胧。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此时愿作，杨柳千丝，绊惹春风”（《诉衷情》）以及“相离徒有相逢梦，门外马蹄尘已动。怨歌留待醉时听，远目不堪空际送。今宵风月知谁共，声咽琵琶槽上凤。人生无物比多情，江水不深山不重”（《木兰花》）等，更是体现出一个作家对语言和形象高度把握的艺术功力。这还可以从“夏园无杂英，灼灼山榴开。落日杜鹃苦，花仍萎苍苔”（《吟杜鹃》）、“雾山环合白云川，户有青溪种玉田。万木桃花不知处，几年曾得问秦年”（《邛州青霞嶂》）等诗中看到。
王灼，字晦叔，四川遂宁小溪人，宋代著名学者，其《糖霜谱》是现存的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关于蔗糖制作工艺的科技专著，而写于成都碧鸡坊、成书于1149年的《碧鸡漫志》，对中国词学、音乐学、戏剧学、古代文艺理论都产生着深远影响。在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中，他从宇宙生成论和主客体相分的二元论来思考文艺问题，涉及到词的起源论和艺术本体论。王灼提出词的审美标准——性情、自然、中正、雅、韵等，并作了深入具体的探讨，从历史和逻辑的结合上为词的创作与鉴赏确立了自我的美学观念。如说东坡“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愿侪辈”、说李清照“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等，都为文学创作的深层思考和作家人格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其创作实践亦引人注目：“来匆匆，去匆匆，短梦无凭春又空，难随郎马踪，山重重，水重重，飞絮流云，西复东，音书何处通？”（《长相思》），又如：“休惜馀春，试来把酒留春住，问春无语，帘卷西山雨，一掬愁心，强欲登高赋，山无数，烟波无数，不放春归去”（《点绛唇·赋登楼》）等，都可以看出其文才斐然。王灼的为人和性格亦在作品中有鲜明体现：“长江飞鸟外，明月众星中。今来古往如此，人事几秋风。又对团团红树，独跨蹇驴归去，山水淡丰容。远色动愁思，不见两诗翁。酒如渑，淡如绮，气如虹。当时痛饮狂醉，只许赏心同。响绝光沈休问。俯仰之间陈迹，我亦老飘蓬。望久碧云晚，一雁度寒空”（《水调歌头》）。
万俟咏，蜀崇宁人。因屡试不第而绝意仕进，纵情于歌酒，得以充任大晟府乐制撰，与晁次膺按月律进呈词作。著有周邦彦为之序的《大声集》，黄庭坚推之为“发妙旨于律吕之中，运巧思于斧凿之外”的一代词人，王灼许之为：“万俟咏雅言，元祐诗赋科老手也”。有《昭君怨》：“春到南楼雪尽，惊动灯期花信。小雨一番寒，倚栏干。莫把栏干频倚，一望几重烟水。何处是京华？暮云遮”，又如《长相思》：“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时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平，不道愁人不喜听。空阶滴到明”等。《宋金元人词》仅辑其词27首。
杨绘字元素，北宋绵竹人。著有《群经索蕴》30卷、《无为编》30卷、《西垣集》3卷、《谏卷》7卷、《台章》7卷、《翰林词》等。有《凌霄花》云：“直饶枝干凌霄生。犹有根源与地平。不道花依他树发。强攀红日斗鲜明”；
吕陶，成都人。蒋堂治蜀时，尝得陶文，召集诸生诵之，叹曰：“此贾谊之文也”，陶时年十三，一坐皆惊。吕陶在《经史阁记》中探讨过巴蜀文化盛行于世的原因：“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于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成都新建备武堂记》亦体现着他对家乡的自豪：“蜀之四隅，绵亘数千里，土腴物衍，财货以蕃，财利贡赋，率四海三之一”。有《金竹》曰：“渠江有竹，其色深黄，里人目为金竹。修竹已可爱，况复如黄金。天地与正色，霜雪坚比心。云芝生有节，栗玉种成林。回首渭川远，山间绕翠阴”。
王琪字君玉，华阳人，《全宋词》收其词11首，如《梅》：“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只因误识林和靖，惹得诗人说到今”，其《望江南》组诗写柳、雪、花、草、竹、燕、月等，如《雨》：“江南雨，风送满长川。碧瓦烟昏沉柳岸，红绡香润入梅天。飘洒正潇然。朝与暮，长在楚峰前。寒夜愁敧金带枕，暮江深闭木兰船。烟浪远相连”。
文及翁字时学，绵州（今四川绵阳）人，后迁居吴兴。因论公田事闻名朝野。德祐元年（1275年），自试尚书礼部侍郎除签书枢密院事。宋亡，累征不起。有集20卷，不传。存词一首《贺新郎·游西湖有感》：“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石尽，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簇乐红妆摇画舫，问中流，击楫何人是？千古恨，几时洗？余生自负澄清志。更有谁，蟠溪未遇，傅岩未起。国事如今谁倚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另如临江（忠县）人萧泰来，《全宋词》收录其词二首，如《霜天晓角·梅》：“千霜万雪。受尽磨折。赖是生来瘦硬，浑不怕，角吹彻。清绝。影也别。知心惟有月。原没春风情性，如何共、海棠说”，并其《满江红》：“七十人稀，尝记得、少陵旧语。谁知道、五园庵主，寿今如许。书底青瞳如月样，镜中黑鬓无双处。与人间、世味不相投，神仙侣。文汉史，诗唐句。字晋帖，碑周鼓。这千年勋业，一年一部。晔晔紫芝商隐皓，猗猗绿竹淇瞻武。问先生、何处更高歌，凭椿树”。
计有功，字敏夫，邛州安仁人，担任过简州、眉州、嘉州知府，曾搜集唐代文献及口耳相传之诗歌轶事，汇成《唐诗纪事》81卷，收唐代诗人1150家，内容极为繁富。他编撰此书是为保存唐代诗歌文献，其《序》说：他闲居寻访，凡唐代“三百年间文集、杂说、传记、遗史、碑志、石刻，下至一联一句，传诵口耳，悉搜采缮录。间捧宦牒，周游四方，名山胜地，残篇遗墨，未尝弃去”，其编纂方法：凡是唐代诗人，有名必录；对每一诗人的作品，或录名篇，或存全璧，或记本事，兼采品评；凡其人可考的，则撮述其世系爵里和生平经历，使“读其诗，知其人”，辑录史料中对某作品写作背景的记述、评介，及其影响等，其中不乏鲜为人知的趣文妙事，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可读性。后来的《宋诗纪事》、《明诗纪事》等都源于之。
（第四节）入蜀作家的创作
入蜀、寓蜀者如陆游、黄庭坚、范成大诸人，留下众多咏蜀物记蜀事的佳作，成为巴蜀文学的积淀内容。这里对史料记载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生于四川绵州的欧阳修，和据说生于成都郫县的司马光以及被一些论者定为四川简州人的张孝祥等，因为学界对其籍贯争论颇大且他们的作品与巴蜀联系不显，略而不论。
陆游是宋代留存作品最多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以广泛的题材、多样化的风格和老练的技巧等显著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国文学史名垂千古的人物。但观其一生，其最重要的艺术创作是在巴蜀，《唐宋诗醇》卷42说：“观游之生平……少历兵间，晚栖农田，中间浮沉中外，在蜀之日颇多”。从乾道六年（1170）到淳熙五年（1178）的八年蜀中生活，是陆游人生的第二阶段也是其创作最重要的时期。陆游于乾道六年底到达夔州任通判，一年以后至成都任职，后又在蜀州、嘉州、荣州任代理通判、知州等职。在蜀8年的生活，使他的身心都得到很好的慰藉，即如他后来所回忆的“忆昔遨游蜀汉间，五十尚朱颜”（《蜀汉》），他这样记录着自己在成都的生活：“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梅花》），他欣喜地领略着成都灯会“突兀球场锦绣峰，游人仕女拥千重”、“鼓吹连天沸午门，灯山万炬动黄昏”（《丁酉上元》）的盛况，体味着天府平原那种“细细黄花落古槐，江风不雨转轻雷。长空鸟破苍烟去，落日人从绿野来。散巢意行寻水石，脱巾高卧避氛埃。拘游未羡端居乐，看月房湖又一回”（《署行憩新都驿》）的美好，他曾经迷醉于：“房公一跌丛从毁，八年汉州为刺史。绕城凿湖一百顷，岛屿曲折三四里。小巷静院穿竹入，花树飞楼压城起。空蒙烟雨媚松楠，颠倒风霜老葭苇。日月苦长身苦闲，万事不理看湖水。向来爱琴曾一癖，观过自足知光子。画船载酒凌湖光，想公乐饮千万场。响息风流今未泥，两川名避临鹅荧”（《游汉州西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