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崇尚自由自然的民俗风习影响，使他常以“脱巾漉酒，拄笏看山”为自得，在琵琶腰鼓、舞衫香雾中寻求自我麻醉，甚至说话的口气都活脱脱是一句标准的“四川话”“老子今年懒赋诗，风光料理鬃成丝。青羊宫里春来早，初见梅花第一枝”（《城南寻梅》），因而被同僚指责为“不拘礼法，恃酒颓放”，以至于被罢去嘉州知府的官职，他于是干脆自号“放翁”，并自我解嘲道：“名姓已甘黄纸外，光阴全付绿樽中。门前剥啄谁相觅，贺我今年号放翁”，以对抗世俗和蔑视正统思想。巴蜀民俗和人文风习影响着他的性格变化，地域风貌和秀丽山水陶冶着他的审美取向，从而形成了他艺术风格的新特点，并涵蕴出其艺术高峰。所以，他迷恋着这一切：“行遍梁州到益州，今年又作渡泸游。江山重复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人语朱离逢峒獠，棹歌欵乃下吴舟。天涯住稳归心懒，登览茫然却欲愁”（《南定楼遇雨》）。正基于此，陆游对这一创作阶段就极为珍视，他曾将42岁以前的诗“又去十之九”，再考虑其晚年作品在词意和句法有互相重复蹈袭的现象，陆游的蜀中创作，就特别地重要，他将自己全部诗作辑录（85卷，收诗9000余首）并命名为《剑南诗稿》，就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这既是为了纪念这一段值得留恋的生活，也是他“未尝一日忘蜀”的必然结果。“入蜀还关迹已陈，兰亭道上又逢春，诸君试取吾相看，何异前身与后身”（《忆昨》），甚至“自计前生定蜀人”（《梦蜀》），现世“弃官若遂飘然计，不死扬州死剑南”（《东斋偶书》），干脆“未尝举箸忘吾蜀”（《冬夜与溥庵主说川食戏作》）。他这段时期创作的高产和风格的鲜明，其实就是巴蜀环境的影响，即“工夫在诗外”（《示子侄》）。
陆游入蜀，似乎就是为了寻找文学创作的新起点和突破，他自己就承认：“今（指入川时）将穷江湖万里之险，历吴楚旧都之雄，山巅水涯，极诡异之观；废宫故墟，吊兴废之迹。动心忍性，庶几或进于毫分，娱忧纾悲，亦当勉见于言语”（《通判夔州谢政府启》），其终极目的亦是：“万里西游为觅诗”！唐代“天下诗人皆入蜀”的历史积淀，宋代“蜀中文人何其多”的浓郁地域文化氛围，特别是蜀中“好华美”的文风盛行，“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的地域人文风习，对陆游的创作风格转型和人格个性的变化必然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他也回忆过这种生活的影响：“二十年前客成都，酒徒诗社尽豪英，才名吏部倾朝野，意气成州共生死。废园探梅常共醉，遗祠访柏亦俱行，即今病卧寒灯里，欲话当时涕已倾”（《思蜀》），其“放翁”之得来就基于此，他在《后春愁曲》中把这种原因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六年成都擅豪华，黄金买断城中花。醉狂戏作春愁状，素屏纨扇传千家。当时说愁如梦寐，眼底何曾有愁事”。比较其早期的“奇巧”和晚期的“平淡”，前人充分注意到陆游入蜀后的“宏肆”、“雄浑沉著”等艺术的创新和风格的变化，在多样化的艺术风格中，仍以蜀中所形成的豪迈奔放为主要特色，那种奇丽的想像、飞动的气势和狂放的个性，类似李白，因此时有“小李白”之誉。
全面认识陆游，除了把握其作品的忠君爱国思想内容、豪放悲壮为感情基调的一类作品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其不少诗歌是以细腻冲淡的笔法、闲适恬和的情调，写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这些都构成了陆游创作重要的艺术特色，只有把两者合起来，才能看到陆游的完整的人格精神和他的诗歌的完整的艺术风格。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说：“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帖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而后者主要就是其蜀中之作。这既是基于苏轼在当时文坛的影响，也是陆游入蜀后受到巴蜀地域文化和民俗风习的蕴涵，正像他在诗中所说的“地胜顿惊诗律壮”，一旦身处巴蜀地域文化氛围之中，他顿觉“诗家三昧忽见前”。其著名的《剑门道中遇微雨》就把这种想法说得甚为清楚：“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虽然，他清醒地认识到作家要确立自我艺术个性：“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龙黼黻世不知。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苏轼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艺术冲击力，诱引着他去追求开阔豪放的风格，这就是杨慎《词品》评价他“雄快处似东波”之所在，像《游近村》“乞浆得酒人情好，卖剑买牛农事兴”就是化用苏轼《浣溪沙》中的“卖剑买牛真欲老，乞浆得酒更何求”句子。陆游的诗可谓各体兼备，无论是古体、律诗、绝句都有出色之作，其中尤以七律写得又多又好。在这方面，陆游继承了前人的经验，同时又富有自己的创造，所以有人称他和杜甫、李商隐完成七律创作上的“三变”，又称他的七律“当时无与比埒”，以及“视唐殆无愧色”的绝句。《入蜀记》6卷，是一部日记体的纪游文，文字简练，记录他从山阴到夔州的沿途见闻。尤其过三峡的一部分，多有对自然风光及名胜古迹的描述，读来饶有趣味。笔致简洁而又宛然如绘，不仅是引人入胜的游记，同时对考订古迹和地理沿革也有资助。又工词，杨慎谓其纤丽处似秦观，雄慨处似苏轼。现存词共有130首。所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
他的词也是风格多样并有自己的特色。不少词写得清丽缠绵，与宋词中的“婉约派”比较接近，如“南浦舟中两玉人”（《鹧鸪天》），“鸠雨催成新绿”（《临江仙》），“陌上箫声寒食近”（《蝶恋花》），“樽前花底寻春处”（《水龙吟》）等，这都是蜀中秀丽山水的蕴涵所致。有什么样的客观对应物，就能刺激起创作主体相应的审美感受，我们不妨再看这类作品如《剑南诗稿》卷二十二《杂题》：“山光染黛朝如湿，川气熔银暮不收。诗料满前谁领略，时时来倚水边楼”；卷二十五《晨起坐南堂书触目》：“奇峰角立千螺晓，远水平铺匹练收，诗料满前吾老矣，笔端无力固宜休”；《晚眺》：“个中诗思来无尽，十手传抄畏不供”；《山行》：“眼边处处皆新句，尘务经心苦自迷。今日偶然亲拾得，乱松深处石桥西”；《春日》：“今代江南无画手，矮笺移入放翁诗”。面对眼前的一切，他惋惜自己笔力难以完全摹写自然之化工：“造物陈诗信奇绝，匆匆摹写不能工”（《日暮自湖上归》），以至于他日常所用的稿纸，都要选择蜀纸来加强表达效果：“玉屑名笺来濯锦”（诗后原注曰：“何元立寄蜀纸”）。他太热爱这块大盆地了，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羹笋似稽山美，斫脍鱼如笠泽肥。客报城西有园卖，老夫白首欲忘归”（《成都书事》），“流落天涯鬓欲丝，年来用短始前奇。无才藉作长闲地，有凭留作剧饮资。万里不通亲洛林，一春最负牡丹时。襞笺报与诸公道，罨花池边第一诗”（《初至蜀州寄成都诸友》），“挽住征衣为濯尘，阆州斋酿绝芳醇，莺花旧识非生客，山水曾游是故人。遨乐无时冠巴蜀，语音渐正带咸秦。平生剩有寻梅债，作意城南看小春”（《阆中作》）。
概而言之，陆游的蜀中创作，无论是叙事、怀人、摹景，还是抒怀，都是因为巴蜀大地缤纷多姿的审美客观对应物的陶冶，是大盆地独特人文风习的影响，是巴蜀地域文化浓郁积淀的模塑作用，从而体现着一种独特的艺术创新，同时，他的创作，又反哺着巴蜀地域文学，为巴蜀文学的壮大和再积淀作出巨大贡献。他明白地告诉我们：“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欹帽垂鞭。闻歌感旧，尚时时流涕尊前。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入蜀，就是要寻找一种真正的人生、人生的诗意！如其《岳池农家》：“春深农家耕未足，原头叱叱两黄犊。泥融无块水初浑，雨细有痕秧正绿。绿秧分时风日美，时平未有差科起。买花西舍喜成婚，持酒东邻贺生子。谁言农家不入时，小姑画得城中眉。一双素手无人识，空村相唤看缫丝。农家农家乐复乐，不比市朝争夺恶。宦游所得真几何，我已三年废东作”。
1094年，50岁的黄庭坚被贬至涪州别驾、黔州（彭水县）安置，后任职于戎州（今四川宜宾市），到1101年（56岁）出川，历经了长达6年的蜀中生活。这对黄庭坚个人艺术地位的确立、对后来江西诗派的形成，都是十分重要的。《苕溪渔隐丛话》就引述《江西宗派图叙》说明这个关键点：“山谷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矣”，明确强调了其入蜀对创作的巨大影响，前有杜甫入蜀的多“狂、野”，后有陆游入蜀之“放翁”，黄庭坚这时的“放纵”以及“奇作”问世，就是极为自然的。艺术“以故为新”而创新的核心在于超俗，重视师法前人的创作经验和创作成就，强调对篇章、字句等外部形式的锤炼，特别是从前人现成的诗句中“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以体现文学的创新，就成为黄庭坚创作的新起点。与陆游的“剑南”相似，黄庭坚在写作《忠州复古记》时使用了一个巴蜀名字“涪翁”（1096年）并且伴随其作品的流传至今。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他要在蜀中寻找艺术创新的突破口，这在《竹枝词二首并跋》中有说明：“古乐府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但以抑怨之音，和为数叠。惜其声今不传。予自荆州上峡，入黔中，备尝山川险阻，因作二叠，传与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后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阳关》《小秦王》亦可歌也”。前贤的创作积淀与活泼泼的人生状貌，导引着他的审美价值趋向，如《戏题巫山县用杜子美韵》：“巴俗深留客，吴侬但忆归。直知难共语，不是故相违。东县闻铜臭，江陵换袷衣。丁宁巫峡雨，慎莫暗朝晖”，又如《跋子瞻和陶诗》：“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