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文化领域，一方面，封建文化日益体系化、神圣化，“一宗朱子之书”、“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进而到“存天理，灭人欲”，另一方面，从讲究“事功”的陈亮、叶适，反对“以理杀人”的戴震，进而至唐甄、李贽，公然张扬起反儒大旗，注重“良知”，肯定“人欲”，张载、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对儒学体系进行深入地批判，这都体现着关于“人”、“人学”的中国启蒙主义思想的渐起。王阳明从“良知”出发，曾宣称：“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并提出“愚夫愚妇与圣人同”、“满街是圣人”的大众思想。据此，王阳明的学生、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便“多指百姓日用以发明良知之学”，“言百姓日用是道”、“以日用现在指点良知”。从王艮至泰州学派的颜山农、何心隐、罗近溪、李贽，他们的思想核心是“百姓日用即道”说。王艮就提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百姓日用是道”。李贽更认为：“道”乃“世间种种学问无不包括，后来种种痛病无不扫除，真圣人之文也”，认为“不至道，终非治也”，“道本不远人，而远人以为道者，是故不可以语道。可知人即道也，道即人也，而道外亦无人”，“道”只在“五伦之内……此外磋过，无处觅道矣”，所以“世人但知百姓与夫妇之不肖不能，而岂知圣人之亦不能亦哉……自我言之，圣人所能者，夫妇之不肖可以与能，勿下视世间之夫妇为也……夫妇之不能者，然则圣人亦必不能，勿高视一切圣人为也”这也就是说，圣人与愚夫愚妇是平等的，既不能下视愚夫愚妇，也不能高视圣人。百姓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从而把《水浒传》、《西厢曲》放到了与“六经”、《语》、《孟》平等的地位。
城市经济的发展导致市民文学的兴起，小说、戏曲开始兴盛并获得广泛的传播，到明代中叶，中国文学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历来作为主流的抒情文学开始衰退，而通俗叙事文学，包括小说、戏曲等大众文学则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了明代文学的主流。
长期处于封建正统思想薄弱的“岭南”、濒海而得风气之先的江浙和东南沿海地区对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占有首功。明初“闽中十子”的林鸿、郑定、王褒、唐泰、高棅、王恭、陈亮、王偁、周玄、黄玄，都是福建人，做诗的旨趣相近，在洪武、永乐年间结社唱和，对后世诗歌的发展影响很大。继之的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使明代文学呈现出新的特点。“公安派”张扬“性灵”，肯定出于天性的生活欲望，及追求物质利益的势利之心，标志着人文主义思潮的泛滥。“公安派”的袁宏道认为，只有出自性灵的诗才是真诗，他指出，民歌多真声，因为它们是无闻无识的普通人的真情流露。这些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情欲，较少地受到封建礼教的浸淫，直率地表现了他们对饮食男女等生活欲望的追求，体现出民主精神。而竟陵派所说的“性灵”，则指的是避世绝俗的“幽情单绪”，他们超脱现实生活，从虚无缥缈的生活境界中寻求精神的安慰和寄托，亦反叛着“文以载道”的正统美学。明代人卓人月在《古今词统序》中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确实道出了关键。明末的张岱，以“忏悔录”的方式写成《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抒发对故国乡土的追恋之情。张岱文笔活泼清新，时杂诙谐，不论写景抒情，叙事论理，俱趣味盎然，意境极佳。这又奠立在其强烈的自我个性表现上，正是如此，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才极力推崇张岱。其他如《金山夜戏》、《柳敬亭说书》等，把虎丘的月夜、西湖的莲灯，无不写得逼真如画。明代人文主义精神得到蓬勃发展，用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的话来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把“情”同程朱理学对立起来，“情有者理必无，理者情必无”（寄达观），为了表现真情，“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
中国文学以地域为旗帜而形成流派，在明代特别突出。
明代巴蜀文学较金元时期有所发展，但仍未能恢复到汉、唐、宋之全国地位。1366年开始割据四川的明氏政权一直苟延到1372年（洪武四年），朱元璋第11子朱椿被封藩于蜀，为明之第一代蜀王，蜀王府在明中叶可谓富冠宗藩，其庄田自灌县（今都江堰）至彭山县，占据了成都平原十分之七的沃壤。其陵墓石刻亦充满着一种精益求精，务达完美的表现欲望，其技艺之精湛，风格之独特，雕刻之细腻，着色之绚丽，为“国内罕见的地下石刻艺术宝库”，反映了明代上层统治者的奢靡风气和巴蜀艺术中“绮丽华美”的习俗。明代作家对巴蜀文学前贤仍然充满着敬仰，张溥说：“《子虚》、《上林》非徒极博，实发于天材。扬子云锐精揣炼，仅能合辙，犹《汉书》于《史记》也”。
在明代作家中，杨慎（号升庵），是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时年24岁，其为人“天禀倔强”，这可以从其临终时《自赞》的“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为”看到。如果说，巴蜀文学太多地固守在传统诗文的领域，杨慎却站在了时代的前沿上，著述达100余种、涉及史、诗、文、音韵、词曲、戏剧、书画、医学、天文、地理、动植物等，十分浩瀚，有《升庵全集》，散曲有《陶情乐府》。故《明史·杨慎传》说：“明世记诵之傅，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肯定：“慎赅博圆通，究在诸子之上”。他所编纂的《全蜀艺文志》是今天研究巴蜀文化的基本资料，杨慎在启蒙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价值，被专家概括为：“推崇汉学，反对宋学，尤为斥南宋朱熹，开批判宋明理学之先声”。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这些思想，正是巴蜀文化尤其是“苏氏蜀学”的基本内容。而他在哲学、历史、地理、风俗和民族学等领域的研究和实证方式，对后来“朴学”尤其清代蜀学重实证考据，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他的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一是反对程朱理学空谈心性，主张从事物本身去寻求自然发展的变化，与程颐“不出户知天下”的主张相对立；二是认为客观事物互相联系而又互相依存，认为事物存在矛盾斗争，其结果必然是“刚胜柔，实胜虚”；三是主张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事物，即“世变如轮，无暂停也；人心如波，无少平也”。在观察社会历史发展现象时，他十分强调“势”的作用，即从发展趋势上看问题。他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郡县非秦意也，亦势也。穷而变，变而通也”；四是重视实践经验，认为“见睫者不若身历，胜口者不若目击”。正是如此，稍后的反封建斗士李贽曾写下《读升庵集》二十卷，表现自己强烈的共鸣，其《小序》说：“所谓文集者，其文的然可传于后世，皎然如日星之炳焕，又何藉於叙赞。先生之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虽游其门者尚不能赞一词，况后人哉。余是以窃附悬仰之私，欲考其生平始末履历之详，时时置几案间，俨然如游其门，蹑而从之。况复有矮子者，从风吠声，以先生但可谓之博学之人焉，尤可笑矣”。
在文学美学思想上，他张扬文学的华美和创作灵感，推崇汉魏六朝诗的“高趣”和绮丽，是以《明诗别裁集》编者说其诗“过于浓丽”，却不得不承认：“升庵以高明伉爽之才，宏博绝丽之学，随题赋形，一空依傍，于李、何诸子之外，拔戟自成一队”。在前七子所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风气较为流行的时候，还能别张壁垒，广泛吸收六朝、初唐诗歌的一些长处，形成他“浓丽婉至”的独特诗歌风格。杨慎又广为采揽民歌的长处，以丰富自己诗作。其词和散曲，写得清新绮丽，关于文学创作思维特征，他在《画品》卷一阐释为：“挥行毫之笔，则万类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有象由之以玄，无形因之以生，妙将入神，灵能通圣”，与苏轼的创作灵感说如出一辙。杨慎的文学地位，是建立在1300余首诗的坚实基础上，另有小说11种见载《中国丛书综录》，还有戏曲剧本数种，如至今流传的川剧曲目《文武打》、《兰亭会》、《游赤壁》等。著有《升庵集》81卷。《外集》100卷，《遗集》26卷，散曲有《陶情乐府》。其《丹铅杂录》等最为著称。其词风颇富丽婉曲，如《鹧鸪天·元宵后独酌》：“千点寒梅晓角中。一番春信画楼东。收灯庭院迟迟月，落索秋千翦翦风。鱼雁杳，水云重，异乡节序恨匆匆。当歌幸有金陵子，翠斝清尊莫放空”，写元宵节后的独酌思乡，先以“迟迟月”与“翦翦风”点缀出早春夜晚的清寒，也烘托出怀乡的愁绪，终以歌酒故作宽解，更见乡愁的深挚婉曲。在流放滇南途中，有《宿金沙江》：“往年曾向嘉陵宿，驿楼东畔闌干曲。江声彻夜搅离愁，月色中天照幽独。豈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晚年的《寒夕》以自己为例，对明代摧残文化人的政策进行了沉痛的控诉：“东西垂老别，前后苦寒行。旅鬓年年秃，羁魂夜夜惊。舂鉏胸中贮，石阙口中生，读书有今日，曷不早躬耕”，这与历史通俗说唱之作《廿一史弹词·临江仙》可谓异曲同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因此被罗贯中引作《三国演义》的开场词，结果名扬四海。
与当时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相应和的明代中国启蒙思想和人文主义思潮，在杨慎《性情说》中得到集中地宣示，其曰：
《尚书》而下，孟荀扬韩至宋世诸子，言性而不及情。言性情俱者，《易》而已。《易》曰：“利贞者，性情也”。庄子云：“性情不离，安用礼乐？”甚矣庄子之言性情，有合于《易》也。许慎曰：“性者人之阳气，性善者。情者人之阴气，有欲者”，李善曰：“性者本质也，情者外染也”，班固曰：“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钩命决》曰：“情生于阴，欲以系念。性生于阳，欲以理执。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礼运》记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王弼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是《易》之所谓利贞也，庄子所谓不离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性犹水也，情波也，波兴则水垫，情炽则性乱。波生于水，而害水者波也，情生于性，而害性者情也。观于浊水，迷于清渊，小人也。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者，君子也。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举性而遗情，何如？曰：死灰。触情而忘性，何如？曰：禽兽。古今之言性情者，《易》尽之矣。庄子之言，有合于《易》者也。
任瀚，四川南充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官翰林院检讨，与毗陵唐顺之、慈溪陈束、晋江王慎中、平凉赵时春、富顺熊过、章丘李开先、丹徒吕高等，并称“嘉靖八才子”。又与新都杨慎、富顺熊过、内江赵贞吉，合称“蜀中四大家”，著有《春坊集》、《钓台集》等。《明史》本传载其“少怀用世志”，且“举动任情，蔑视官守。帝令自陈，瀚语侵掌詹事霍韬。帝怒，勒为民。久之，遇赦，复官致仕”，其性格如《晚次阆州滕王台》所示：“犹有君王旧玉台，可怜金碧认苍苔。黄云古代踏歌去，落日千帆贾客来。秋老鱼龙江水冷，亭空蛱蝶石泉哀。土花肃遍前朝碣，虚阁松声首重回”。作为“唐宋派”代表作家，任瀚自称“狂劣无忌，龃龉不耦”，曾有“何当拔剑倚天下，不愁虎豹纵横啸”的雄心壮志，但明中期吏治腐败，官员因循苟且，贪赃受贿、营私中饱的社会现实，使他在为官12年后，毅然决绝地退出官场。
他上书称病请归，未被准奏，竟自行离去。联系明代腐败的官场，就可看出其“狂劣”正是其品行高洁的表现，其“不耦”乃是其卓尔不群的结果。其“少年负气任侠，长益狷急”，不愿“则颡加膝而应”，不愿“暮夜束带叩阁务求望见权贵人”，而倾慕东方朔“凌厉贵游，狎侮当世，晚节超然遐举，意气凌云”等，亦可看到巴蜀地域文化的影响和规范。正是出于巴蜀文化精神的同声相应，他向慕杨慎的人格和艺术创造，其《寄杨升庵》就表达了这种崇敬：“萧条别馆君为客，寂寞荒村我闭关。鹦鹉洲前空作赋，凤凰池上几时还。羁身万里接滇海，归梦三更到蜀山。此地断金俱白发，往游倾盖正红颜”。
熊过，富顺人，是任瀚的同年进士，后“坐事贬秩，复除名为民”，是明朝“西蜀四大家”、“嘉靖八才子”之一，有《周易象旨决录》7卷，《春秋明志录》12卷，《南沙文集》8卷，被收入《四库全书总录》中。其《答李令论税粮驿传盐荚册籍四事书》一文，对当时富顺地区的盐业生产、征榷政策以及盐务管理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富义、邓井，久在坍塌。其新开自流等井，课程自可兑补原额。无井灶丁，自可经免虚赔”，它为自流井的开发背景和开凿时间提供了可靠的文字依据，是中国科技史的重要内容。
其他蜀中作家如杨慎父亲杨廷和，妻黄娥，皆有诗文流传并产生极大影响。
吕大器，遂宁人，晚明重臣，作过巡抚、总督、兵部尚书等职，驻防过阆中、夔州，著述有《东川文集》、《抚甘督楚疏稿》等。《明史·列传》卷167“本传”说到他的性格：“负才，性刚躁，善避事。见天下多故，惧当军旅任，力辞，且投揭吏科，言已好酒色财，必不可用。帝趣令入京，诡称疾不至。严旨切责，亦不至”，似乎很有李白当年的特点。李调元在《蜀雅》中称其诗“音旨凄壮”，《雪山》诗是其代表作：“光摇旌旆五凉平，天外群峰玉削成。瀚澥欲空青见月，燕支未染白如琼。飞鸿已渡长城窟，勒马还歌出塞行。朱夏重袭犹不解，崆峒倚剑自峥嵘”，而其巴蜀题材亦有《晚至阆州》：“一叶嘉陵下，冰心对绿漪。岂无丹阙恋，终抱白云思。轻艇星前导，微波天暗移。南池千万折，怀古一增悲”，又如《锦屏山瓜皮洞》：“洞口云间日落迟，仙人手迹尚淋漓。一灵到处开金石，千载还能识鼎彝。文字有时消劫火，真诠犹自插江湄。投闲我亦青霄客，乘兴还来读旧诗”。
吕潜，吕大器之子，博学、工诗、善画，在明末清初享有“诗书画三绝”之誉。其艺术风格如《遣兴》：“烟中白鹤独飞还，相伴孤云尽日间。落日放船湖水上，一帘秋色看青山”，其《成都杂感》云：“繁华闺阁重诗书，赋就涛笺锦不如。万里桥头吟社散，枇杷花下更谁居”。因其离乡去家的遭遇，他的诗中有着浓浓的思乡之情，如《江望》：“横江阁外数帆樯，立尽西风鬓渐霜，只有乡心不东去，早随烟月上瞿塘”，《课耕楼杂咏》为我们描绘了诗人的生活：“郊垌邻并少，树里一楼孤。草碧侵书帙，山青拱座隅。啼鹃摧短鬓，驱犊赖长须。不废援琴乐，田间铺绣锦”（其一），“新开花满架，紫翠逼山窗。支杖人行独，窥帘燕语双。地偏时过虎，楼回静闻珑。老圃余生足，纷华此日降”（其三）等。
江潮宗，巴县人，撰有两部专门介绍巴蜀的书籍——《重庆郡志》和《蜀中人物记》，是研究巴蜀文化的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著有《紫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