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诗苍劲老到，字锤句锻，端严齐整，自谓其诗如“汉廷老吏”，清人陶玉禾就说：“道园法度严谨，词章典贵，敛才就范，不屑纵横，汉廷老吏，故非自负”，如其七绝：“雨浥轻尘道半干，朝回随处借花看。墙东千树垂杨柳，飞絮时来近马鞍”（《访杜弘道长史不值道中偶成》）。另外，虞集的词兼学苏、秦，现存31首，我们可以从其《蝶恋花》来认识：“昨日得卿黄菊赋。细翦金英，题作多情句。冷落西风吹不去。袖中犹有余香度。沧海尘生秋日暮。玉砌雕栏，木叶鸣疏雨。江总白头心更苦”，又如《失题》：“残雪晓。窗外幽禽小。春声初动苔枝袅。花落知多少。春起早。苦被东风恼。绿阴青子归来早。满径生芳草”，还有《烛影摇红》：“雪映虚檐，梦魂正绕阳台近。朝来谁为护重笼，云卧衣裳冷。应念兰心薰性。对芳年、才华自信。洞房春暖，换羽移宫，珠圆丝莹。板压红牙，手痕犹在余香泯。当时惟待醉翁来，教听莺声引。可惜闲情未领。但雕梁、尘销雾暝。几回清夜，月转西廊，梧桐疏影”。金元文学的“蔓草凄迷”情感主潮特征，在他的词作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如：“十年窗下，见古今成败，几多豪杰。谁会谁能谁不济，故纸数行明灭。乱叶西风，游丝春梦，转转无休歇。为他憔悴，不知有甚干涉。寥寥无住闲身，尽虚空界，一片中宵月。云去云来无定相，月亦本无圆缺。非色非空，非心非佛，教我如何说。不妨跬步，蟾蜍飞上银阙”（《无俗念》）。稍后的王叔载就认为，虽然虞、杨、范、揭四家并称，但“光芒变化，诸体咸备，当推道园”，“如宋朝之有坡公（苏东坡）也”，清代诗论家潘德舆认为：“道园诗乍观无可喜，细读之，气苍格迥，真不可及。其妙总由一‘质’字生出。‘质’字之妙，胚胎于汉人，涵咏于老杜，师法最的”。清末翁方纲也赞扬道：“寻常故实，一入道园手，则深厚无际，盖所关于读书者深矣。南宋以后，程学、苏学，百家融汇，而归于静深澄淡者，道园一人而己”。《四库全书总目》高度评价虞集道：“文章至南宋之末，道学一派，侈谈心性；江湖一派，矫语山林，庸沓猥琐，古法荡然。理极数穷，无往不复。有元一代，作者云兴，大德、延祐以还，尤为极盛，而词坛宿老，要必以集为大宗……迹其陶铸群才，不减庐陵（欧阳修）之在北宋”。《风入松·寄柯敬仲》中的“杏花春雨江南”尤为千古名句，陶宗仪《辍耕录》曰：“词翰兼美，一时争相传刻”。
虞集以身为蜀人而自豪，并自觉地张扬巴蜀地域文化传统，追求文学的自然表现和高昂的人格主体精神抒发，是以被时人誉为元代苏轼。他说过：“吾蜀文学之盛，自先汉至于唐宋……非它州之所能及”，其《题晋阳罗氏族谱图》开篇便写道：“昔者，吾蜀文献之懿，故家大族子孙之盛，自唐历五季至宋，大者著国史，次者州郡有载记，士大夫有文章可传，有见闻可征”，其尊崇乡邦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如七古长诗《家兄孟修父输赋南还》中就有“我家蜀西忠孝门，无田无宅唯书存”等句，并感叹着“蜀山嵯峨归未得”，他还有被广为传颂的《代祀西岳至成都作》：“我到成都才十日，驷马桥下春水生。渡江相送荷子意，还家不留非我情。鸬鹚轻筏下溪足，鹦鹉小窗呼客名。赖得郫筒酒易醉，夜深冲雨汉州城”，以及《仁寿寺僧报更生佛祠前生瑞竹有怀故园》：“闻到故园生瑞竹，令人归兴满江干，扁舟不畏瞿塘险，匹马谁道蜀道难”等。又在《送袁柏长扈从上京》中表现着对故乡文化的骄傲：“日色苍凉映紫袍，时巡毋乃圣躬劳。天连阁道晨留辇，星散周庐夜属橐。白马锦鞯来窈窕，紫驼银瓮出葡萄。从官车骑多如雨，只有扬雄赋最高”。他的作品也常常体现着巴蜀话语方式，如《至正改元辛巳寒食日示弟及諸子姪》：“江山信美非吾土，漂泊栖迟近百年。山舍墓田同水曲，不堪梦觉听啼鹃”，以及《一剪梅》：“豆蔻梢头春色阑，风满前山，雨满前山，杜鹃啼血五更残。花不禁寒，人不禁寒，离合悲欢事几般。离有悲欢，合有悲欢，别时容易见时难，怕唱阳关，莫唱阳关”，《双调折桂令·席上偶谈蜀汉事，因赋短柱体》：“銮舆三顾茅庐，汉祚难扶，日暮桑榆。深渡南泸，长驱西蜀，力拒东吴。美乎周瑜妙术，悲夫关羽云殂。天数盈虚，造物乘除。问汝何如，早赋归欤”。王季烈《螾庐曲谈》誉之曰：“虞学士集之〔折桂令〕咏蜀汉事云云，通篇用‘短柱格’，语妙天成”。今存收录其诗、文、词作《道园学古录》五十卷和有《道园集》传世。
其余如《元史》有传和《词综》见录、《全金元词》收录作品的还有眉山王学文等。朱彝尊《词综》收录有成都华阳景覃的词三首：“百岁中分，流年过半，尘劳系人无尽。桑柘周围，菅茅低架，且喜水亲山近。倦飞高鸟，算也有、闲枝栖稳”（《凤栖梧》），“市远人稀，林深犬吠，山连水村幽寂。田里安闲，东邻西舍，准拟醉时欢适。社祈雩祷，有箫鼓、喧天吹击。宿雨新晴，垅头间看，露桑风麦。无端晴亭暮驿。恨连年、此时行役。何似临流萧散，缓衣轻帻。炊黍烹鸡自劳，有脆绿甘红荐芳液。梦里春泉，糟床夜滴”（《天香》），“倦客情，纷似缕，小院无人，卧听秋虫语。归意已搀新雁去，晚凉更作潇潇雨，架上秋衣蝇点素。冷菊戎装，尚被春花妒，别有溪山容杖履”（《凤栖梧》）；江州（重庆）燕公楠著有《五峰集》，其《摸鱼儿》云：“又浮生、平头六十，登楼怅荆楚。出山小草成何事，闲却竹烟松雨。空自许。早摇落江潭，一似琅琊树。苍苍天路。谩伏枥衔长，衔园志短，岁晏欲谁与。梅花赋。飞堕高寒玉宇。铁肠还解情语。英雄掺与君侯耳，过眼群儿谁数。霜鬓缕。祗梦听、枝头翡翠催归去。清觞飞羽。且细酌盱泉，酣歌郢雪，风致美无度”。
绵州人邓文原，和赵孟頫、鲜于枢并称元初三大书法家。他以章草见称，传世作品如《急就章卷》，擅长楷、行、草书，运笔清劲秀丽、韵致古雅，“有晋人意，而微近粗”，对于恢复和发扬绝响已久古书体作出了贡献。邓文原在主持江浙文化事宜时，“虑士守旧习，大书朱熹《贡举私议》，揭于门”，对儒学思想进行消解，著有《巴西文集》、《内制集》、《素履斋稿》等（《元史》卷172本传）。成都乐伎陈凤仪的《一络索》亦值得一读：“蜀江春色浓如雾，拥双旌归去。海棠也似别君难，一点点啼红雨。此去马蹄何处，向沙堤新路。禁林赐宴赏花时，还忆着西楼否”，《古今词话》说：“陈凤仪有送别《一络索》词，刘燕哥有饯行《太常引》词，皆传唱一时”。
蒲道源，眉州青神县人，其《点绛唇七首》之一：“少日峥嵘，已看紫气冲牛斗。诗才神援。辈宜缄口。莲暮风流，得见芝眉秀。空搔首。野梅官柳。先落君家手”，其三“西蜀咽喉，钩连阁道苍崖斗。皇天授。故国江口。往事浮云，依旧梁山秀。时延首。淡烟疏柳。欲画无奇手”，《酹江月》则鲜明体现着其性格：“万事会须论一醉，非我非人非物。座上狂歌，尊前起舞，待向醒时说。傲霜枝在，莫教空老寒色”，《临江仙》之二“健笔兴来挥乐府，无愁可到眉头。可怜郊岛两诗囚。枯肠徒自恼，骍汗只供羞。我欲与君追李白，神游共访丹丘。千金不惜翠云裘。呼儿多换酒，一醉万缘休”。《鹧鸪天》之三“冷落寒芳一径幽。无诗无酒若为酬。一生几得花前醉，两鬓难禁客里秋。思往事，泪盈眸。共嗟日月去如流。短歌谩寄乡邻友，写入新笺字字”。有散曲《顺斋乐府》一卷，元至正十年（1350年）刻本《顺斋先生闲居丛稿》今存，今人唐圭璋《全金元词》收录其词32首。
杨朝英，蜀中青城人，是元代巴蜀作家在散曲创作上致力最勤的，有《商调·梧叶儿·客中闻雨》：“檐头溜，窗外声，直响到天明。滴得人心碎，刮得人梦怎成？夜雨好无情，不道我愁人怕听”，《双调·水仙子》：“灯花占信又无功，鹊报佳音耳过风。绣衾温暖和谁共，隔云山千万重，因此上惨绿愁红。不甫能博得团圆梦，觉来时又扑个空，杜鹃声又过墙东”，又如《水仙子》：“杏花村里旧生涯，瘦竹疏梅处士家，深耕浅种收成罢。酒新，篘鱼旋打，有鸡豚竹笋藤花。客到家常饭，僧来谷雨茶，闲时节自炼丹砂”，和《双调·水仙子》：“依山傍水盖茅斋，旋买奇花赁地裁。深耕浅种无灾害。学刘伶死便埋，促光阴晓角时牌。新酒在槽头醉，活鱼向湖上买。算天公自有安排”等。但他对元代散曲的贡献，还在于系统收集整理、完成了中国最早的一部散曲选集《太平乐府》以及《阳春白雪》，人称“杨氏二选”，胡适将之列入《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内容，可见其价值，《四川通志》有传。
费著，华阳人，进士出身，曾任汉中廉访使，后调重庆府任总管。著有《民族谱》、《器物谱》、《楮币谱》、《岁华纪丽谱》、《成都志》等。其《岁华纪丽谱》记“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更重要的是该书记载了当时成都戏剧活动的盛况：“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岁率有棚，谓之故事”。联系到蜀汉宫廷安排两个倡优扮演许慈、胡潜两大臣在朝廷争吵的故事，唐代南诏国从成都掠走“杂剧丈夫”二人和当时享有盛誉的“五人为火”的戏班，以及宋代庄季裕《鸡肋编》记载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以及“自旦至暮，唯杂戏一色”的演出盛况，还有南宋涪陵人僧道隆诗《马大师与西堂百丈南泉玩月》所说的：“戏出一棚川杂剧，神头鬼面几多般，夜深灯火阑珊甚，应是无人笑倚栏”等，蜀中戏剧应该和其他地区一样地繁荣，但由于印刷和传播的限制，中州文人遗漏了巴蜀戏剧。
入蜀诗人汪元量是供奉内廷的琴师，元灭宋后，被掳往北方，后来当了道士，自号水云，又南归钱塘，不知所终。汪元量的特殊经历，使他对由于国家的覆亡所带来的耻辱，有他人所不及的痛切感受，所以他的诗中有不少感慨深沉的作品。尤其是《醉歌》10首、《越州歌》20、《湖州歌》98首，用七绝联章的形式，一首写一事，组合成相互衔接的流动画面，分别记叙了南宋皇室投降的情形、元兵蹂躏江南的惨状，和他北上途中所见所闻，广泛地反映了南宋亡国前后的历史，因此有“宋亡之诗史”之称。汪元量曾受命为元世祖特使往祭江渎而入蜀，后再游历至蜀。其作品《湖山类稿》、《水云集》中，收录作于巴蜀、题咏巴蜀的诗歌数十首，如：“锦城满目是烟花，处处红楼卖酒家。坐看浮云横玉垒，行观流水荡金沙。巴童栈道骑高马，蜀卒城门射老鸦。见说近来多盗跖，夜深战鼓不停挝”（《成都》），确实写出了巴蜀大地的社会状况，这在《利州》中表现得更为直接：“云栈摇摇马不前，风吹红树带青烟。城因兵破铿歌舞，民为官差失井田。岩谷搜罗追猎户，江湖刻薄及渔船。酒边父老犹能说，五十年前好四川”。他之所以再次入蜀，正是基于对巴蜀大地的美景和民俗迷恋，其《夔门》和写峨眉山的《光相寺》等就是这类作品，又如《彭州歌》：“彭州昔号小成都，城市繁华锦不如，尚有遗儒头雪白，见人犹自问诗书。彭州又曰牡丹乡，花月人称小洛阳，自笑我来迟八月，手攀枯干举清觞”。其他作家也留下许多巴蜀题材作品，元好问在赤壁旧址前浮想联翩，从历史的壮怀激烈中吟诵着苏轼的作品：“至今图画见赤壁，仿佛烧虏留余踪。令人长忆眉山公，载酒夜俯冯夷宫”（《赤壁图》）等，巴蜀作家对元代文学的影响，于此可见。
元代政权把全国分为11个“行中书省”，1286年，在成都设立“四川等处行中书省”，简称“四川行省”，“四川省”得名始。
（第二节）明代巴蜀文学
1367年，朱元璋正式即皇帝位，次年改元洪武，定国号为明，历时276年。明代政治有新的特色，如废除从秦始皇以来沿袭千年的宰相制度，把最高权力集于皇帝一人，实行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等特务统治和“天下莫不骇然”廷杖制度，在殿上杖责大臣，大兴党狱、文字狱等，封建统治达到空前的严密程度。如“大礼议”之争，首辅杨廷和罢官，牵连官吏180余人受杖责，134人下狱，都体现着封建专制制度的残酷性。但明代曾经又是强盛的，甚至达到可与汉、唐媲美的盛况。
从公元1405年（永乐三年）到公元1433年（宣德八年）郑和先后7次下西洋，他率领规模浩大的船队，经过中国南海诸岛，跨越亚、非两洲、对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满剌加（马六甲）、彭亨（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旧港、爪哇（在印度尼西亚）、榜葛剌（孟加拉）、古里（印度西南海岸卡利库特）、柯枝、琐里、加异勒（印度半岛）、锡兰山（斯里兰卡）、溜山（马尔代夫）、忽鲁谟斯（波斯湾口）、祖法儿、阿丹（阿拉伯半岛）、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索马里）、麻林（肯尼亚的马林迪）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友好访问。郑和第一次航行，有船只62艘，水手、船师、卫兵、工匠、医生、翻译共2.7万多人。最大的船长44丈，宽18丈，可以容纳1000多人，是世界航行海上最大的船只。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具有当时世界上先进的航海设备和技术，成为闻名世界的一件盛事。东方和西方，几乎同时开始了向海洋进军。东方以中国郑和下西洋为代表，西方以葡萄牙亨利王子沿非洲西岸探索为代表，东西方的航海在很大意义标志着人类的活动舞台开始由大陆转向海洋，一个“世界化”的新时代开始了。
永乐年间，明成祖敕令大臣解缙，组织3000名文臣儒士，历时5年，编纂成《永乐大典》。它辑入了明以前图书七八千种，内容包括经、史、子、集、戏剧、评话、天文、地理、医卜、农工技术以及道教、佛教等各方面的著作，全书共22937卷，约3.7亿字，装成11095册，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遗憾的是，文化的整理的成果却未能向民间普及，这与西方“百科全书”派的文化启蒙运动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