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甚至向帝王专制发出振聋发聩的宣战：“若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以至于后来终身从事思想启蒙的梁启超，在读到《潜书》时，仰慕其“皆惊心动魄之言”更盛赞其“心胸广阔”的识见。而唐甄的富民论是他经济思想的主要的和最有特征的部分，他强调：“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而富国的根本是“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唐甄还特别重视丝绸业的发展，把“桑肥棉茂，麻苎勃郁”列为“上善政”标准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养蚕缫丝，时短利厚，比种田更易获利。他说：“三代以下，废海内无穷之利，使民不得厚生，乃患民贫，生财无术”，因此“我欲使桑蚕遍海内，有禾之土必有桑”，反映了唐甄对发展工商业的重视和由此富民的强烈愿望。
唐甄的富民思想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意识，带有明显的市民思想的特色。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表现了鲜明的激进色彩和民主思想。与杨慎、李贽等人倡导的经世实学学风合成时代启蒙的强音，杨慎公开把程朱理学斥为“学而无用”之学，指出理学根本错误在于“师心自用”和“一骋己见，扫灭前贤”的境地。今人赵园在反封建的文化思考中，就有“一群三百年前的‘知识人’，似乎隔着一大块时空在向我呼唤”的感受，并引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推崇《潜书》的说法，盛赞唐甄“赤子般的真挚与热诚”之战斗精神。
这里我们自然联想到被誉为“20世纪中国书画领域的革新家”、“创作了一批极具个性化的诗、书、画、印，具有强烈的主观表现性，以强力提按的用笔和激烈抒情的品格构成了对传统书画的变革，成为书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艺术家”石鲁（四川省仁寿县人）。艺术大师石鲁的成功，在于其大胆骄狂地创造意识：“人骂我野我更野，搜尽平凡创奇迹。人责我怪我何怪，不屑为奴偏自裁。人谓我乱不为乱，无法之法法更严。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惊心动魂魄。野怪乱黑何足论，你有嘴舌我有心。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这种骄狂豪迈的地域文化性格，才是巴蜀作家卓然独立于中国文坛的根本原因。因此，清代“蜀中三才子”张问陶、李调元、彭端淑为代表的巴蜀作家群，呈现着明显的家族群体特征，清初“三费”、雍正时的“三彭”和继后的“三李”、乾嘉时的“三张”等，也就不奇怪了。
一为残酷肆虐的文字狱，一为质木无文的考据学风，清前、中叶为审美创造最为黯淡无光之期。龚自珍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就把这种时代精神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但是巴蜀作家仍然在严酷的条件下，贡献着自己的努力。
“新繁三费”继其父费经虞之后崛起于文坛，其中又以“诗词雄川西”的费密成就最显，费密号燕峰，有《燕峰文集》、《诗余》、《燕峰诗钞》等作品集流传，屈大均、陈维崧、孔尚任、吕留良等皆对之青眼有加，钱谦益赞其诗为“必传之作”，李调元誉之为“其诗以汉魏为宗，遂为西蜀巨灵手”，《朝天峡》一诗是其代表作：“一过朝天峡，巴山断入秦。大江流汉水，孤艇接残春。暮色编悲客，风光惑榜处。明年在何处，杯酒慰艰辛”，王士祯誉其“大江流汉水，孤艇接残春”二句“十字堪千古”。在学术思想上，他是清代蜀中成就最大者，对宋明理学的“道统论”进行深刻的批判并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欲不可纵不可禁，道非虚行乃实用”，因此被胡适列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内容，并认为清代思想的发展是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体现了科学和理性的倾向，在这个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就特别值得重视，胡适又专文《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对之进行论述：“费氏父子一面提倡实事实功，开颜李学派的先声；一面尊崇漠儒，提倡古注疏的研究，开清朝二百余年‘漠学’的风气”。清代学术大师章学诚“更吸取了清初学者费氏父子的学术史的意见。学诚读了费锡璜《贯道堂文集》，曾深加赏识，说：‘纵横博辨，闳肆而有绳准，周秦诸子无以过之’”。张邦伸《锦里新编》卷五云：“蜀中著述之富，自杨升庵后，未有如密者。杨主综览旧闻，密则独摅己见，较杨更精”。在医学（如《金匮本草》等）、易学（如《太极图记》等）、史学（如《古史正》）、伦理学（如《费氏家训》）、哲学（如《宏道书》）等诸方面建树颇丰，且均有独到见解，对巴蜀文化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其子费锡琮有《白雀楼诗集》、《阶庭咏叹集》传世，费锡璜有《掣鲸堂诗集》并自称“有诗五千，文二百”，章学诚、李调元等皆赞许之，沈德潜谓其“熟古乐府，诗中莽莽苍苍，时有古音”，如《高句丽》：“河伯外孙日之子，被发东走遇大水，鱼鳖为梁踏海日，追者不及投弓矢。建国乐浪由此始。黄裙赤胯乌皮靴，金花高帽垂袖紫，为君翩翩舞不止。大国勿笑小国装，簪饫传来汉时制”。有“自抒心得，直凑单微，洵能发前人所未发”的《汉诗总说》10卷，是清代系统整理学术的代表作。
“丹棱三彭”的彭肇洙以《竹窗巽言》和《抚松亭文集》行世。其弟彭遵泗有《丹溪遗稿》等诗文集遗世，由于系统整理巴蜀文化的需要，彭遵泗《蜀碧》一书对蜀中山川地理、文化思想、社会习俗、历史掌故和风土人情，都辑录了许多珍贵资料，其清醒自觉的乡土文化意识亦弥觉珍贵，当然，该书使用的是第二手资料和根据传闻，有许多不实之处。由于《蜀碧》一书记载张献忠据蜀事迹颇详，被鲁迅推崇为“不仅是四川人，而凡是中国人都应该翻一下的著作”，因为书中据史实录，而“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二彭之兄彭端淑，被时人誉为“盘空出硬语，不肯落当时科臼，自有雅音”，在创作中呈现出鲜明的个性风格和大胆创新的勇气，有《白鹤堂文稿》、《雪夜诗谈》等作品集多种，还须强调的是他在建构巴蜀文化方面的贡献，其《国朝蜀名家诗钞》将清代巴蜀作家作品搜集成集，以光大故乡文学事业。彭端淑《戊戌草·寒食》记载他辞官归蜀后主持锦江书院的生活：“锦江栖迟二十年，每逢寒食一清然”，这在他的《薛涛井》表现得尤为明显：“吾慕宋若昭，才堪宫中师。惜哉李季兰，芳心不自持。校书闺中秀，奈何亦若斯。遗井落江边，千载尚护之。汲水清且洁，人愿携一卮。花笺虽失传，想见挥毫时。唱和来群公，风流世共推。自古重名媛，在彼不在兹”。记锦江春色的有《清明》：“步出郭西行，惊心节复更。花残寒食雨，春老杜鹃声。荠麦村村秀，新烟处处生。锦城风物好，无那故乡情”，普通民众的贫穷也在他的《夏镇》一诗中得到表现：“粟米贵如珠，顿年遭水浸。男妇多鸠形，鱼虾实为命”，呈现着深沉悲惋的情调。其《白鹤堂晚年自订诗稿》序自谓：“余一生精力尽于制义，四十为古文，五载成集，近五十始为诗，已二十五年矣”，其《为学一首示子侄》入选初中课文而影响极大。
出自彭端淑门下的“罗江三李”中的李调元，号雨村，为人旷达通脱，不拘礼法，时人以“浮躁”目之，又爱好广泛，不避杂学，言行文章喜谑谐，据说他在担任江浙两省主考官时曾戏弄当地才子：“李白诗仙名千古，调雅意奇品行高；元是蜀中学院客，也使两江尽折腰”，既巧妙地把自己的名字嵌入其中，又表现着对巴蜀地域文化的骄傲。其“立意学大苏”的创作追求，“富贵如云天上看，功名各似水中捞”（《示谭、鼎二弟并诸生》）的地域文化精神，被袁枚誉之为“才豪力猛，雄健挺拔”、“定当传播士林，奉为矜式”。他写当时城市风貌的有：“春到城头花木饶，雨余始觉鸟声嚣。旅人饭罢浑无事，闲上东门万里桥”，又如《升仙桥》：“秋阳如甑暂停车，驷马桥头唤泡茶。怪道行人尽携耦，桥南无数白莲花”，仅28字即描绘出成都平原上生活的悠闲、富庶、美丽和雅致。记录重庆风貌的有《渝州登朝天城楼》：“五鼓城头画角催，四山云雾黯然开。三江蜀艇随风下，万里吴船卷雪来。剩有小舟来卖酒，更无诗客共衔杯。少年壮志无人识，袖手寒天寂寞回”，该诗写出了山城的壮阔、交通的繁忙。又记广元千佛岩的：“山神知我爱看山，雨洗诸峰献好颜。唯有白云偏不许，只叫窈窕露双鬟。石砏砏处是龙门，上有雕镌万世尊。千佛名经龙定评，莫令烧尾去回奔”；写峨眉山的：“拾级登天路又分，混茫浑不辨氤氲。人言峰顶真如月，我见峨嵋尽是云。四壁银光千古雪，两廊铜锡万年文。昨霄风雨何方降，夜半龙归隔寺闻”；其他还有《游武乡侯祠》：“垂老偏安亦苦辛，后来王孟尽破尘。柔桑到处如车盖，谁是当年织席人？”其《清明》：“乌鸦啄肉纸飞灰，城里家家祭扫回。日落烟村人不见，薛涛坟上一花开”，咏绵竹大曲酒的：“系复序齿竟就座，转瞬瓶罄空壶畅，枯肠得酒高兴发，亦自起舞如巫娘，群儿拍手父老哭，醉翁元乃今之狂”；说芋的如：“气作龙涎香，色过牛乳腻”，说豆腐的如：“诸儒底事口悬河，富贵何时须作乐”，说竹的“斑竹笋香供夏馔，来年麦老当秋收”等，有《童山诗集》、《童山文集》等传世。
他涉猎极广，包罗历史、考古、地理、文学、语言学、音韵学、金石学、书画、农艺、姓氏学、民俗学等的研究成果。罢官回乡后，置地10亩，建楼藏书，名“万卷楼”，时人称为“西川藏书第一家”。而其辑录自汉迄明蜀人著作罕见秘籍150余种编为《函海》，对巴蜀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的整理，使一些几乎散失的巴蜀文化思想资料得以流传，可谓功在不朽。李调元的《剧话》、《曲话》对中国戏曲的尤其是巴蜀戏剧的发展轨迹及艺术特征，进行了整理研究，是研究川剧的重要史料。他创作的剧本如《花田错》、《春秋配》、《节传》等，都成为川剧经典曲目，演唱至今。他对流行于蜀中的剧目进行搜集和整理改编，更亲自“下海”躬耕实践，导演剧目、训练演员甚至粉墨登场，从“家有数僮，皆教之歌舞”，到“日挈伶人，逾州越县”巡回演出，虽自谦“昔日江东有谢安，也曾携会遍东山，自渐非谢非携会，几个伶儿不算班”，但他对川剧的趋向完美，是起着极为重要作用的。可贵的是，李调元对当时的蜀籍演员魏长生推崇备至，引为知己。《雨村诗话》卷十告诉我们：“近日，京谓梨园以川旦为优”，“如在京者，万县彭庆莲，成都杨桂芝，达州杨五见，叙州张莲官，邛州曹文达，巴州马九儿，绵州于三元，王升官，而最著者金堂魏长生，其徒成都陈银官次之，几乎名震京师”。史载，庚辛之际的北京“雅部”一统天下的局面，被魏长生所代表的“花部”冲得七零八落，带着地方戏曲新鲜活泼和大胆变革的“乱弹”以及高超的表演艺术，魏长生“使京腔剧本置之高阁，一时歌楼，观者如堵。而六大班几无人过问，或至散去”，南下苏杭的魏长生又再次辉煌。沈起凤《谐铎》卷十二《南部》载“自西蜀韦（魏）三儿来吴……乱弹部糜然效之，而昆班子弟，亦有倍（背）师而学者”，是有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代戏曲史》辟专章《蜀伶之跳梁》叙其事迹：“魏长生……乾隆44年，入京师……演滚楼等剧，名声动都城，观者日千人，其他六班，亦顿为之减色云”，“冶艳成风，多败坏风俗之处，乾隆47年秋，官遂禁魏三入都焉”。
其弟李鼎元有《师竹斋文集》，李骥元有《凫塘诗集》、《云栈诗稿》传世，并称“三李”，其父李化楠的《万善堂集》、《石亭诗集》，都是为人称道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