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问陶又名船山，遂宁人，自号蜀山老猿。一生致力于诗、书、画创作，为性灵派诗人。他在文学理论上倡扬性灵，主张表现自我，是谓“偶凭真气作真语，无端落纸成诗文”。出于对封建正统文化的反叛和冲决罗网、大胆创造的豪气，他主张“诗成何必问渊源，放笔刚如所欲言，汉魏晋唐犹不学，谁能有意学枚园”，蔑视一切文学规范，任凭真情恣肆而挥洒笔墨，所谓“漫语烂言却近真，乱头粗服转半神”。张船山作品中呈现着鲜明的精神个性和特异的文化品格，是以《清史稿》本传称：“国朝二百年来，蜀中诗人以张问陶为最”，时人誉之为“青莲再世”。在正统封建文人眼里，其诗“叫嚣恶浊，绝无诗品，以其谐俗，故风行天下，至今熟传人口，实非雅言也”，如《斑竹塘车中》：“翕翕红梅一树春，斑斑林竹万枝新。车中妇美村婆看，笔底花浓醉墨匀。理学传应无我辈，香奁诗好继风人。但教弄玉随箫史，未厌年年踏软尘”等，就绝无忠君爱国之语，但当时“性灵派”首领袁枚，进步思想家洪亮吉，都对张问陶极为赞赏，时八十老人袁枚极为推崇张问陶创作的“真”情和自然性灵表现，甚至说“所以老而未死者，以未见君诗耳”，张的应和亦云：“三年重叠秣陵书，总为神交问酒徒”、“心长间被虚名误，翼短还须大雅扶”，对袁枚的推崇和感激见于笔下。其影响甚至远达国外，“朝鲜使人求其诗，至比之鸡林纸价”，有《船山诗文集》传世，其自编《船山诗草》录1700余首诗，数量颇丰。如《灵泉寺僧楼》：“重登东岭看斜晖，新敞僧楼碧四围。丘壑无奇山自好，人民犹是佛全非。禅茶渐熟三泉活，社雨初晴一燕飞。世外高寒宜写照，小桃花底白云归”；张问陶祖父张鹏翮为康熙重臣，政绩显赫，有《如意堂诗文集》留存，《治河书》10卷，该书在中国水利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中国水利史》列有专章介绍，并给予高度评价：“这不仅于国计民生贡献巨大，而且就其科学水平，也居当前世界水利工程最先进行列”。张鹏翮赞遂宁《灵泉寺》的诗：“中川名胜古今传，清净无尘一洞天。灵山信有烟霞住，圣境能消俗累牵。莺巢绿树喧流水，风动飞花落舞筵。多少词人题不尽，高峰更有醒心泉”。其兄张问安、从弟张问彤，其妻林佩环等，皆有诗文流传。
孙桐生，绵阳人，咸丰二年进士，作绵州治经书院主讲习。著述有《国朝贡举考要》、《湘中社政论》、《永鉴录》、《郴鉴录》、《卧云山房文钞》等十余种。他最大的贡献是《国朝全蜀诗抄》选辑，收录清代巴蜀诗人362人、5900余首，古体、近体、单调、小言均有收录。以40年的收集整理，成64卷，是清代诗选中规模最大、内容全面而丰富的地域诗歌总汇，超过李调元同类的《蜀雅》三倍。光绪五年（1879）首次刊行于长沙。其《叙》曰：
选诗之区以地也，自元·汪泽民《宛陵群英集》、明·袁表、张燮同选《闽中十子诗》始也。夫天下作者众矣，诗日出而日新，苟不自近者著录之，将近者亡而远者愈无征矣。蜀居天下西南，徼岷峨秀而奇江沱激，而驶山川清淑之气，磅礴郁积，必有所钟。汉则司马相如、扬子云；唐则陈子昂、李太白；宋则苏氏父子兄弟，畅其流而汇其宗；元之虞伯生；明代杨升庵咸以倜傥宏博之才，发为诗歌，故能掉鞅词坛，雄视百代。巴蜀好文，由来旧矣……昭代名家，如费滋衡之雄浑、傅济庵之沉著、王镇之之酝酿深沉，而张船山尤能直道心源，一空色相。此外若张玉溪之清丽，李梦莲之豪宕，刘孟舆之超炼，朱眉君之恢瑰，舍侄梦华之俊迈苍雄，皆力追正始，笔有千秋，此不待选而后传也。次则缀辑菁华附庸风雅，虽非大雅之音，不鹘风人之旨，此比籍选而后传也。降而单词小言，偶有会心，如珠泊泥，如兰没草，其不终于覆甑者几希，此则非选必不传者也。虽才气有大小，学识有深浅，然莫非天地精英所萃，可视其淹没而不为之所哉？
其对故乡文学的骄傲自豪，和有意识地整理巴蜀文学的意图，是明显的。
清代的其他蜀籍作家如通江李蕃、李钟璧、钟峨父子，也以诗文扬名于世。
旅蜀者如张澍在四川7年，任职于屏山、兴文，有《蜀典》传世，在大足知县任上写了《游佛湾记》、《登多宝塔记》、《重九日游南禅寺至玉皇观登高记》、《前后游宝顶山记》、《韦君靖碑书后》、《书文殊问维摩诘疾图碑后》、《跋赵懿简公碑后》、《书多宝塔石记后》、《古文孝经考》等10篇文章，40多首诗，都是巴蜀文化积淀的重要内容；曾国藩有《桂湖五首》，其曰：“遂刘华阳国，归程始此赊。翻然名境访，来及夕阳斜。翠竹偎寒蝶，丹枫噪幕鸦。词人云异代，临水一咨嗟”；王士祯有《登高望山绝顶望峨眉三江作歌》；咸丰二年（1852）起担任四川学政3年的何绍基有《李云生诗来招我再往嘉州余方由峨眉下山欲游瓦屋次韵奉报》，其《游峨眉》云：“忝与持衡古益州，锋车岩壑任狂搜，酉山邛海天多暖，剑阁夔门气太秋。使节三年圆一梦，奇峰万点洗双眸。谪官愈识君恩重，许到峨眉顶上游”，又如咏薛涛：“割据营营古蜀州，一隅偏为女郎留。当时节度今投缟，后代诗人补筑楼。旧井尚供千汲户，名笺染遍万吟流。由他壮丽纷纷祠宇，占断城东十里秋”，还有被人称道的所题嘉州东坡楼楹联：“江上此台高，问坡颖而还，千载读书人几个？蜀中游迹遍，信嘉峨特秀，扁舟载酒我重来”；清光绪五年（1879年）四川学政谭宗浚主持编辑的《蜀秀集》，是19世纪巴蜀文化文学的又一积淀，其中卷1~4为经说杂考，卷5为骈文杂论，卷6~7为赋，卷8~9为诗。
赵熙，1909年任江西道监察御史，曾先后上疏弹劾奕劻、赵尔巽、盛宣怀等权贵，为“戊戌六君子”鸣冤。其为人刚直敢于抗上，梁启超誉之为“谏草留御床，直声在天地”。《龙门峡道中》：“出郭二十里，入山千万重。遥寻瀑布水，忽听松林钟。石涸樵生路，云开雁过峰。传闻葛由侣，于此伏虬龙”。其文章骈散俱精，以散文为多，其成都草堂、峨眉山、乐山乌龙诸寺碑文一直为人所重。曾五去夔巫，一登嵩山，一游西湖，五游峨眉，“为诗载蜀山蜀水之青碧而出也”，一生作诗3000余首。20世纪50年代初郭沫若呼吁并承担部分印费，在上海倡印《香宋诗前集》上下册，录诗1300余首。《香宋词》313首，则于民国七年（1918）即刻版印行。人谓“香宋词人，禀过人之资，运灵奇之笔，刻画山水，备极隽妙，追踪白石，而生新过之”，如《自流井》：“人音百里异，唐宋属荣州。大利淮商捋，速疆火井稠。蛛丝蟠苋路，马磨转山楼。万口仇官运，弘羊自古羞”。又如《绿意·破蕉》“碧云裂，甚年宵，剪去罗衣千褶。寒雨声声，碎到江窗，秋意这般清绝，情知百事难坚固。更莫问，此心层叠，信美人，脆过琉璃，命薄鹭边荷叶；回首芳缄乍，绿天外，盖尽茅檐明月，扇扇凉阴，清护书櫥。香碎紫花时节，天端撕破青衫影，竟不解西风何说。耐画中，一个诗禅，染就辋川晴雪”。
赵熙书法，字体秀逸挺拔，时人称“荣县赵字”。1913年，成都少城公园建立“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赵为书写碑名于西南。主持修纂《荣县志》，有《香宋词》《香宋诗钞》流传，有川剧剧本《情探》、《渔父辞别》、《除三害》等，是川剧的经典之作，在川剧文学的典雅化、文学化方面，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如唱词“更阑静、夜色哀、月明如水浸楼台，透出了凄风一派”，是家喻户晓的流行唱词。
刘师亮，内江人，1912年移居成都，以经营茶社、浴室为生。以其独创的谐文，出奇的谐联，别有韵味的诗歌名噪一时，在沪创办《笑刊》、《师亮随刊》、《刘师亮作品选》、《刘师亮外传》。刘师亮是一位关心时政民情，敢于抨击时弊，讽刺军阀，鞭挞丑恶，仗义执言的文坛斗士。他的谐文活泼而不油滑，谐趣而不矫饰，颇有“投枪和匕首”的威力，自称“谐庐主人”，以诙谐，嬉笑之笔描绘世态，指点人生。被誉为文坛“怪杰”。如1920年《双十节》：“伤时有谐稿，讽世有随刊，借碧血作供献同胞，大呼寰宇人皆醒；清宣无科名，民国无官吏，以白身而笑骂当局，纵死阴司鬼亦雄”。1933年《双十节》所撰写的“普天同庆，本晋颂谰言，料想斗签岩畔、毗条河边，也来参加同庆？那当庆庆庆、当庆庆、当庆当庆当当庆；举国若狂，表全民热烈，为问沈阳城中、山海关外，未必依然若狂？这才狂狂狂、懂狂狂、懂狂懂狂懂懂狂”，又如“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如我不卑不亢，不忮不求，不烦恼，不忧愁，说什么身外浮云、眼前幻景；丝竹翎毛供其娱乐，笑他为帝为王，为卿为相，为总统，为元首，还不是衣冠殉世，粉墨登场”，巴蜀文化“好文讥刺”的特色，大胆嘲弄当权者的勇气，在他身上鲜明地体现出来。
1898年“戊戌变法”事件是为人熟知的历史大事。为“戊戌变法”舍身的六君子中，有两位四川人：杨锐和刘光第。
杨锐，绵竹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少时随兄杨聪游绵竹岳庙精忠观，曾留下二联：“此日犹垂千竿绿，何年更唱满江红”、“双手劈开生死路，一肩担尽万古愁”，可见其从小就有一腔“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之志。参加乡试时，四川学政张之洞面试后感叹：“锐弟兄蜀中今日之轼、辙，之洞不虚此行”，他25岁进入两广总督幕府，接受了很多新思想，逐渐成为一个维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康有为被光绪所看重，杨锐有推荐之功，后与康有为等发起组织“强学会”，鼓吹开启民智，讲求经济之学，学习西方科技等变法自强之道。1898年春在京城四川会馆成立蜀学会：“讲新学，开风气，为近今自强之策”，嗣又创办蜀学堂“择精语详，力求实际，则人心无由而正；非兼习西国文字，期能语西人之书，通西人之政，则风气无由而开”，以求为故乡培养新型人才。目睹中法战争，中国战胜却与法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他气愤地写出《南皮师六十寿诗》：“四朝款敌太匆匆，荡寇南关第一功。定越文渊犹未老，筹边诸葛更能工。朱崖议弃人谁倡，白马要盟事竟同。此日膻腥在门户，金牌真悔易和戎”，以爱国之情非议恩师。他善于作赋，《剑阁赋》和《浣花草堂赋》等篇气势雄浑。杨锐初好读杜甫诗，还曾摹仿杜诗写作，后来转而学苏轼，诗的格调也较为清新豪迈。如《前蜀杂事》：“王气青城久发样，旋看兔子上金床。红旗一簇愁眉锦，跨取西川作帝乡”，《红叶》既表现了对大自然的热爱，更表现了对当时政治的失望，曰：“征衫踏遍板桥霜，红树关山引恨长。鱼网几家乘晚渡，鸟啼无数送残阳。深林月出明官道，古木风高见驿墙。莫怪长年多感触，谢亭回首鬓毛苍”。杨锐曾以《前蜀杂事诗》廿四首咏史诗，体现着他用地域历史眼光看时代政治的特点：
舐创含血事犹新，总揽英雄有几人？寇盗未平邪说起，画红楼上吊功臣（王建诛大将华洪）；遂王名字隐铜牌，马上球场密弩排。
一自城西诛道裘，梓潼祠下锁荒霾（王建与次子争位）；百镒黄金饦相公，斗鸡犹听夹城中，君王才辟崇贤殿，二十佳人纳后宫（王衍覆灭）。
著作还有《说经堂诗章》、《随史补遗》40卷等。
刘光第，富顺人，自幼家贫，对社会现实有较多接触。他在京居官10年，目睹当时政局的腐败，国运的衰微，强烈的危机感与使命感使他走上改革变法的道路《甲午条陈》抨击时弊，力主改革，要求“严明赏罚”、“下诏罪己”、“隆重武备”向光绪帝力陈“国势艰危，与中外积弊，非力矫冗滥，无以图治”的变法主张，梁启超后来专门说；“裴村之在京师，闭门谢客，故过从希焉。南海先生则未尝通拜答，但于保国会识一面。而于曾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呜呼，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变法失败受刑之际，刘光第提出强烈抗议：“未讯而诛，何哉？”在去刑场的路上，他叹息说：“吾属死，正气尽！”临刑时，他又一次提出质问：“祖制虽强盗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如祖制何？”创作以咏诵自然风光和感慨时事为多。他热爱故乡，巴蜀的津渡、幽林、古松、寺阁，以及生长在那里的蜻蜓、松鼠、八哥等，都成了他歌咏的对象，“新诗满竹树，未肯与人传”，所以作品散失甚多。写峨眉山的诗有40余首，如《峨眉最高顶》：“白龙地上走轻雷，万瓦如霜日照开。诗客人天争秀骨，神僧埋地结真胎。三秦鸟道衣边接，六诏蛮云杖底来。南北风烟通一气，雪山西望是瑶台”，又如《上鲍爵帅春霆时方大修第》：“将星耿耿钟夔岳，时局艰难待枕戈。臣子伤心在何处？圆明园外野烟多”。人称其文风“醇粹严肃”、“气骨森辣”，书法学颜体而“时辈难于抗手”。著有《衷圣斋文集》和《衷圣斋诗集》。
杨锐、刘光第二人在京师介绍宣传维新运动的书报，如《时务报》、《求是报》、《农学报》等，创立“讲新学，开风气，为近今自强之策”为宗旨的蜀学会于四川会馆。并与成都尊经书院的同学联系，在成都也组织了蜀学会，在成都出版《蜀学报》宣传维新思想。杨锐集巨资与刘光第在北京观善堂旧址创设“聘请中西教习，讲求时务之学”的蜀学堂，是各省在京开办的第一所新式学校，影响很大。组织川籍维新派人士成立保川会，积极投入维新运动。与谭嗣同、林旭四人同授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杨锐是四章京中年纪最长者，也是变法运动中的“大手笔”，光绪不少诏谕都由他拟旨。8月6日，慈禧发动政变，维新运动失败。13日，六君子同在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杨锐、刘光第以他们的死唤醒了蜀中更多热血男儿。戊戌变法之后，以同盟会革命活动为代表的革命高潮逐渐到来，蜀中革命志士前赴后继，邹容、彭家珍、喻培伦、吴玉章、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陈毅、邓小平、罗瑞卿等，形成一个蜀籍政治家群体，以更新的形式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