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创作还体现着20世纪中国文学渐趋民族化本土化的历程特征。对中国宗法制社会基础——封建大家庭生活的观照，使其作品具有大陆型农耕文化形态的人生内容，内陆型城市生活如《家》、《寒夜》、《憩园》等的表现，记录着现代中国社会历史转型的各种特征。“成都巷战”对蜀中军阀混战现实的描写，“血光之灾”及驱鬼、丧葬的陋习和“元宵舞狮”的狂欢民俗，都透视着巴蜀大盆地那“中世纪”闭塞、落后和愚昧的社会历史状貌和文化特征。而巴金小说语言词汇的使用如“体子”（身体状况）、“开消”（赶走）、“惯使”（放纵）等，也带有蜀籁方言的天趣。
总之，巴金文学创作无论是在社会批判、政治批判和道德伦理及文化批判上，在20世纪社会历程和人生形态的描写记录上，都卓然独立于时代，从而具有一个世纪思想文化和文学发展的里程碑价值。
（第五节）大盆地人生的绘写者李劼人
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一大特征，是在移植、借鉴和化取西方文学之后，逐渐走向民族化、本土化以最终实现民族化，这种趋向自鲁迅及20年代“乡土小说”始，在三四十年代蔚为大观，成为作家们的一种自觉努力方向。李劼人和沙汀，分别以对巴蜀大盆地的城市和乡镇两种人生形态的表现，以对巴蜀民俗风习和人生状貌的自觉择取，体现着浓郁的巴蜀地域文化色彩，从而成为具有全国意义的作家，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建构，试验着一种新型模式。
出生于成都市民家庭的李劼人，由于作报社记者的经历，对中国近现代之交的历史激荡和民生状貌，尤其是对蜀中人生的生存形态，有着深深的体味。“天下未乱蜀先乱”的蜀地历史沿袭，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蜀中表现尤显。身处时潮漩流中心的李劼人所获得的生活馈赠，就被汹涌而来的西方民主自由思想所激活。自1912年发表短篇小说《游园会》始，他开始以《盗志》、《做人难》等系列短篇及《夹坝》、《儿时影》等小说，体现出“实写人生”的思想艺术特点，显示着世纪初中国新文学的创作实绩。“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劼人赴法国留学四年，潜心研究西方文学尤其是法兰西近现代进步文学，先后翻译了莫泊桑、都德、福楼拜、左拉、罗曼·罗兰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并发表过《评莫泊桑的小说》、《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等研究论文，因此被视为法国文学翻译和研究专家，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和审美接受，李劼人的译介和创造实践功不可没。
作为一个已有相当的创作经验和民族文化知识积累的李劼人，留法期间直接感受到跨文化交流（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强烈震撼。两种异质的文化的碰撞和差异对比，使他能够用清醒的主体意识去观照、选择和认同化取，以确立自己的创造个性和建构自己作品的文化品格。因此，法国近现代小说惯用的“大河”体式，对“外省风俗”和独特人生的关注视角，历史大动荡中人物心理状貌，以及实证式的生活细节等观照思维方式，都直接地作用着李劼人的艺术审美思维特征。跨文化交流的对比，使他用更清醒的眼光，自觉地描写特定历史阶段的中国人生尤其是具有内陆农耕文化典型特征的巴蜀大盆地社会人生状态。他在留法期创作的中篇《同情》，描写着“和我国绝大多数人民并无不同”的正义热情和人道主义精神，归国后的短篇《好人家》和《编辑部的风波》等，都是立足于民主自由追求，批判反动军阀专制和揭露社会黑暗丑恶之作，因而受到鲁迅、茅盾等新文学作家的关注。
李劼人的创作对20世纪中国文学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辛亥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死水微澜》以甲午战争至辛丑条约签订期间，西方列强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侵略，导致中国封建社会日趋衰落的历史为背景，深入揭示近现代之交中国社会人生和思想意识嬗变的历程。封建专制的衰落，民间帮会势力的壮大，教民力量的兴起，社会道德心理的变易，都集中地通过三个人物性格塑造来展现。袍哥首领罗歪嘴是个设赌场、树山头、嫖妓玩娼的地方豪强，却又有任侠仗义、敢于抗拒官府压迫并仇视外国势力入侵、带有中国民间英雄“以武犯禁”传统性格的特征，在其身上浓缩着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英雄的性格，小说体现着对这类人物面对新世纪的命运思考。土财主顾天成懦弱无能，贪赌好色且吝啬卑俗，正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他在被罗歪嘴设骗输尽一笔捐官费后，又在春节灯会上调戏妇女与罗歪嘴等大打出手而丢失爱女。旧仇新恨却无处申雪，使他投向为世人所不齿的外来洋教势力，并且依靠教会势力威迫官府出面，最终迫使罗歪嘴逃避远方而大获全胜，甚至娶回罗心爱的女人蔡大嫂并成为当地大粮户。这个形象蕴涵的意义是极为深刻的，走投无路而投靠外国势力，他骨子深处仍奉守中国传统文化，耶稣像与祖宗牌位同时供奉，这正是近现代中国一类人物精神状态的精辟写照。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一种新型人生形态，就通过这个形象的塑造而得到了典型表现。
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市民阶层对世俗享乐的追求，就在逐渐入侵的西方近代文明熏染之下被激活起来，村姑蔡大嫂正是这种人群的代表。她向往着都市繁华生活却被封建包办婚姻安排给憨厚小掌柜蔡傻子为妻，向往自由人生渴望品尝生活甜美的内心涌动，使她与罗歪嘴公然偷情，这正是中世纪强力崇拜价值判断的一种自然选择，农耕文明体制下的英雄崇拜使然。后因罗歪嘴遭诬陷而逃亡他乡，蔡傻子被关进大牢，蔡大嫂毅然答应以“生人妻”改嫁有钱有势又能应承一切条件的顾天成，这既是巴蜀大盆地“未能笃信道德”民俗风习的复现，又是封建专制崩溃、封建伦理道德衰落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荡涤影响的结果。可以说，蔡大嫂既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生的一种势力的代表，其价值标准又展示着中国社会从古典式的英雄崇拜，逐渐转向现代物质文明追求的伦理观念的嬗变，这正如她的父母所感叹的：世道不同了！
《暴风雨前》着眼于民智渐开的动荡四川社会状貌，以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政治斗争为主线，全面展示辛亥革命前夕中国社会各阶层、各政治势力在历史剧变中的种种表现。其艺术价值在尝试了一种新型小说话语方式，即通过对历史变革动荡的“原生态”展示而具有真实的认识价值，小说落笔于普通平凡，却又在心理感受和价值取向上，代表着某种政治力量的小人物形象描写，使社会变革通过各层面、各类人生形态和民俗风习的变易而体现出来。
《大波》以恢弘的构架，广泛的社会描写和众多的人物群像，言必有据的史实穿插，完成了超长篇“大河小说”体式的实验。它以辛亥革命为背景，以革命的导火线——四川保路运动为中心线索，从晚清封疆大臣赵尔丰、钦差大臣端方，到革命军统帅夏之时、地方革命党人王孟兰、乱世突起的都督尹昌衡以及学生代表楚用、伞店小掌柜付盛隆、小军官吴凤梧等，都给予生活化的塑造，并通过他们活动去展示广阔的社会人生场面。而保路请愿、制台衙门血案、龙泉驿反正、端方在资州受诛以及各州县地方武装攻打成都等事件，都绘写得波澜壮阔，惊心动魄。在小说的描述中我们看到，每个人物都在特定的历史位置上发挥作用，每个事件和场景都从不同角度表现着历史的状貌和变迁，小说由此体现出史诗的特征。
李劼人“辛亥三部曲”首次以长篇历史小说的体式实验，对20世纪中国文学小说模式建构贡献意义重大，它所提供的对历史的独特观照模式——不以英雄为主角而着眼于下层普通人生状貌，尤其是以蔡大嫂、黄澜生太太、郝又三等中间人物为枢纽联结各种人物和社会势力的构架方式，既达到广泛反映的效果，又体现着“平民文学”的现代审美观照态度。小说开放式结构和多条线索并行发展，不囿于中心情节而采取“散点透视”，正是对中国传统长篇小说构架技法的认同和对司各特、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等西洋小说技巧的合理化取。但小说更主要地是以浓郁而鲜明的巴蜀地域文化色彩，为20世纪中国文学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线。作品人物如罗歪嘴、吴凤梧等蔑视一切威权和传统礼法规范的骄狂性格，蔡大嫂等众多女性那敢作敢为、肆无忌惮、注重现世享乐的巴蜀辣子性格，都是因“天高皇帝远”、长期处于“西僻之国”的边缘意识使然。而成都近郊小场镇集市的喧闹、成都东大街灯会、青羊宫庙会、劝业场吃茶、下莲池贫民的窘况等社会场景描写，以及蜀中婚丧嫁娶、饮食菜肴、陈设居室和街道地名的描写，还有对典章掌故、事物沿革的考证，都给作品涂抹着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和本土化，就由李劼人小说那独特的蜀中人生形态，鲜明巴蜀人文性格塑造和巴蜀民俗风习的描写，以及与强烈的时代色彩交融而体现出实绩。
总之，李劼人是以清醒的巴蜀文化意识而卓立于20世纪中国作家之列。留法经历使他能够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审视中国文化和巴蜀地域文化的特征，法兰西文学重实证的客观描摹，“大河小说”的形制及对环境风貌的注重，与蜀学重史实考据的传统，大学教授的博学和记者生涯的生活积累，都是形成一代大家的前提。他有意识地追求“小说的华阳国志”地域文化表现和对巴蜀大盆地人生状貌的描写，已成为后来沙汀、艾芜、克非、周克芹乃至20世纪80年代蜀中青年作家自觉努力的方向。他4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天魔舞》，通过上层人物陈登云和庞太太陈莉华、下层人物白知时和唐素贞两对恋人的人生经历，对国统区黑暗腐朽现实进行了深刻揭示和愤怒批判。50年代创作的短篇《天要亮了》，选取新旧政权交替之际，蜀中乡镇人生的动荡，辛辣地讽刺了基层反动势力的愚昧可笑，这些都呈现着李劼人执著于巴蜀人生审美观照的艺术个性。
（第六节）农民诗人沙汀
20世纪中国历经着两次翻天覆地的政体变革，辛亥革命推翻了沿袭千年的封建帝制，共和国的建立彻底铲除了私有制，其间又穿插着抗御帝国主义全面入侵的八年抗日战争和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大浩劫，这都使20世纪中国文学承受着过于沉重的政治负荷，政治斗争的表现与作家自我情感的抒写，社会集群的代言要求与个体创作审美特征的确立等矛盾，困惑着每个作家，沙汀的创作历程，正是这种矛盾的典型表现。
沙汀整个青少年时期都生活在川西北山区，他的家乡是邻靠松、茂羌藏地区的安县，闭锁的内陆型农耕经济状态下中国原始村落文化特征，在沙汀的内心深处留下重重的印痕；对原始强力的尊崇使当地民间帮会势力极为强悍和土匪众多，鞭长莫及的官府政权统治远逊于地方豪强势力，狭小而贫困的自然环境使人际争斗表现得异常剧烈，这都是沙汀体味甚深的社会内容。5岁丧父的沙汀过早地体味着人间的艰辛，因舅父落草为匪，12岁的沙汀开始奔行于城乡之间传书送信，偷运小型武器弹药，并涉及袍哥组织的许多活动。孤儿寡母家庭的社会角色，袍哥组织的秘密活动方式，铸就了沙汀冷峻、客观、不动声色看取社会的独特性格，“二十岁之前尚不知‘五四’新文化为何物”却对川西北人生体味甚深的青少年心理图式，就铸造着他后来的创作特征。穿着长衫到成都进入省立师范的沙汀，首次感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去北京转武汉到上海的时代追求，以及赴延安回重庆隐居故乡的足迹所履，都使他更清醒地反观故乡人生，从而以对巴蜀乡镇人生的独特反映而卓然成为大家。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家，沙汀第一个短篇集《法律外的航线》以及随后的《土饼》集，力图表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群众抗日热情，但“多是凭一时的印象，以及若干报纸通讯拼制成的”时代精神传声筒，而选取身边时代青年生活的作品，也难显示自己的艺术个性。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沙汀曾弃舍自己刚刚获得初步成功的巴蜀乡镇人生题材，奔赴华北深入敌后，写出了如中篇《闯关》一类直接描写抗战的作品。50年代以来的短篇集《过渡》更是沙汀抛弃一切成功的艺术方法和为人赞许的艺术特征，“过渡”为平庸政治宣传品，其《卢家秀》、《归来》、《夜谈》等篇，纯粹成为政治理念的宣教，甚至“文革”后首次推出的中篇《木鱼山记》还仍然带有概念化痕迹。
但作为一个真诚的艺术家，就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创作。《航线》、《撤退》等创作的失败使沙汀警醒，几篇选自故乡生活的创作使他体会到成功的喜悦，也使他认清了自己应有的创作方向。《丁跛公》、《兽道》正是他自认“颇有意义”的转变标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终于使沙汀有了明确的创作观：“我不打算接触更多的生活，但我却愿意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看得更深一点，更久一点。与其广阔而浮面，倒不如狭小而深入”，理性的自觉使他的创作选材具有明确的地域指认性，“道地的四川故事”的咀嚼，使沙汀从此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