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禽，本名罗燕，另有笔名罗砚、罗马，1930年生于四川省珙县，1946年在成都从军，1950年去台湾，1953年步入诗坛，曾任《文艺》月刊及《青年战士报》副刊助编，参与《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编务，以后担任《时报周刊》副总编辑多年，参与过《现代诗》、《创世纪》的活动。着有诗集《梦或者黎明》、《用脚思想》、《商禽世纪诗选》。诗作曾被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三种单行本在外国出版。商禽1969年退役后得到聂华苓的帮助，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一年后回台湾，一面经营小面馆一面继续写诗。流沙河曾经说他的诗多有“乡愁之夜歌”，却“不敢出现‘大陆’、‘四川‘、‘故乡’”的字样，但著名汉学家则把他作为第一个向世界介绍的台湾诗人，如英译本《冰封的火把：商禽诗文选》。商禽的一些诗作再次被收入一本重要的大部头出版物：《台湾前沿：中国现代诗选》。章亚昕《论台湾创世纪诗社的“大中国诗观”》就说：“诗人们对于人生的无奈、对于自由的向往，总会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像商禽的《门或者天空》，抒情主人公如同‘没有监守的被囚禁者’，写诗即是反复从一个虚拟的‘门’中走出，也就是从事精神上的逃亡。真切的身世感，使看上去荒诞的喜剧情境，其实充满了悲剧性的生命体验。他们身不由己，走上一条血与火的艰辛旅程，那超现实的艺术追求，便有了极现实的人生意义。生命体验使‘创世纪’在三大现代诗社中后来居上，使创世纪诗杂志在坎坷的路上长盛不衰……”商禽出版了两本诗刊，《梦或者黎明及其他》（1969）和《用脚思想：诗及素描》（1988）。他曾历任过面贩、码头工人、园丁、时报周刊编辑主编，在生活重压之下仍坚持创作，从没放弃，而且要求严格，写得不好的作品从不发表。他又是台湾“现代诗运动”初期的健将，其成名作《长颈鹿》、《火鸡》、《鸽子》、《灭火机》均为散文诗，台湾诗论家罗青将《鸽子》一诗誉为新诗运动以来“分段诗”的经典之作，商禽的诗曾被认为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新世纪初台湾《联合报》等发起评选出的“台湾文学经典”，七本诗集中就有商禽的《梦或者黎明》。对一个长期漂浮的地域而言，寓台巴蜀诗人的创作，就体现着台湾文学在国家认同、民族文化认同方面的双重意义。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在“空间”、“时间”的长时期“差延”（Difference），于此就得到完全的弥合。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其他著名诗人如余光中，在创作《当我死时》之际，“他想起了四川重庆江北的悦来场，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那里读过哲学，那里多山多树多鹧鸪，鹧鸪在春雾迷朦的林中啼唤着‘行不得也，哥哥’……在这首诗里他却不想南京而想重庆——多鹧鸪的山城，该是啼鸟唤人归吧”。罗门12岁考入空军幼年学校进入四川，在青城山下、在游历蜀中的8年时间中，对巴蜀风物的体味是深刻的，流沙河就说他30年后的《山》、《河》等诗“有青城山、岷江水的影子”。在台湾文学的完型过程中，巴蜀文化的影响贡献，是甚为明显的。
著名学者刘再复说：“本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最突出的两大成就，一是五六十年代（延伸到70年代）的台湾诗歌；一是80年代（延伸到90年代）的中国内地小说……比起内地诗群来说（台湾诗歌）更有成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两个明显的长处：一是诗中文化底蕴比内地强；二是汉语表达能力尤其是古汉语的修养与表现能力比内地强”。也就说，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的巨大成就在台湾的体现，是有着巴蜀作家的辉煌业绩的。
（第二节）大盆地农村生活的歌手
共和国建立后，在前辈巴蜀作家的影响导引、具体帮助甚至指导规范下，一批青年投身于文学创作，梁上泉、张永枚、傅仇、流沙河等诗人，描写农村题材的榴红、艾湫和写工业题材的火笛等，就在这样的前提下起步了。在他们中间，克非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个。
20世纪50年代参加革命被分配到沙汀故乡安县从事农村工作的克非，从生活的朦胧感受去认识沙汀，在宣传报道的本职工作中练笔，个人农村生活的体验，就被沙汀的导引和时代思潮的激发而开始了其创作历程。鲜明的时潮印记和浓郁巴蜀地域色彩，成为克非创作的两大主要特征。
50年代中期的《阴谋》、《看碾磨房的人》表现农村阶级斗争，《伍其文视察灾区》对“右派分子”的讽刺批判，《毛主席来到养猪场》对共产党和领袖的崇敬和颂扬，都体现着在共和国红旗下成长的青年作家的共同思想特征和创作的时代模式。这种特点，又集中地体现在受孕于50年代中期，于197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春潮急》中。基于对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到公有制“必由之路”的全面表现构思，《春潮急》以川西北农村梨花乡的农业合作运动为主线，描写着天灾、人祸、生产落后等形成再度贫富分化，以及阶级路线斗争的尖锐矛盾，表现了广大农民向往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小说对中国农民生活状况和精神向往的真实描写，对蜀中民俗风情的自觉表现及叙述语风，都被专家称许为“就其丰富性和真实性来说，是同类作品中所少见的”，“由于作者独特的生活积累和独特的语言及艺术表现方法，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不同于同类题材的其他作品的鲜明特点”，它也是“文革”中出版又极为难得的严肃的现实主义长篇之一。80年代初出版的《山河颂》是继《春》之后“必然之路”的第二部，围绕着“人民公社”建立而展开情节，作品在颂歌与反思的矛盾中呈现着生活观照和思考不成熟的特征。
自80年代的中篇《头儿》始，克非开始独立思考社会人生，真实地表现着中国社会的复杂矛盾。《头儿》以一个亦正亦邪的农村包工头为主人公，描写其“极能巴结、笼络、买好权力人生，打通关节”承包一些国有企业不屑于干的工程，并以封建家长式的统治管理着工程队，在公有制经济中寻找隙缝以致富。小说在严肃的社会思考同时，也自觉地追求李劼人式对巴蜀民俗、词语典故的追溯考据，营造着一种巴蜀语风。其长篇小说《野花闲草》和《满目青山》立足于新时期中国社会的变革，分别从农村和城市两个人生场面，去表现政治、经济变革的历程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移。90年代的克非已达到艺术的理性自觉；“无论中外，凡杰出作家，差不多都各有自己的宝藏”，“拥有宝藏的作家，不会去体验生活，因为宝藏是他的，甚至他就是那宝藏的一个细胞，在那宝藏之中，不需要专门去体验。他要做的是尽量深层次地占有、开发、利用，使之成为永不枯竭的源泉”。一直生活于川西北农村的克非，对巴蜀人生状貌、风俗民情，人的心理思维习惯和语式语风，都达到娴熟把握和深切体味；沙汀小说的巴蜀乡镇风情的规范，李劼人创作的巴蜀文化风貌，已融化于克非的创作思维之中；新的文学潮流对文化学和民族历史“寻根”的荡涤，也固化着克非的追求，他的“人在奈何天”系列短篇，就体现着这种新特色。这些短篇，截取着巴蜀乡镇人生底层的种种世相，以一个遇事逞小聪明，有正义感却身份卑微，常因某些具体困难求人盖章办事而为权势奔走忙碌的小青年为主角，他或孤身奋斗，或与两三铁哥们作些也算违法却无伤大雅的事，自以为聪明得计，事后却发现自己的“盖章事业”实不过替人作“赶网子”，或仅因权势者某种怪癖需求而无意义。
围绕着主人公的“盖章”经历，小说展现着中国当代社会的种种荒谬：花去一生精力和钱财替人办事，只为了积存各种批文以证明自己能力的中年女干部（《仙娘》）；一心上爬不惜偷盗动物园娃娃鱼呈送上司；帮了倒忙的副科长（《浑虫娃娃鱼》）；为满足权力欲铸造“联合国办公厅”和“受命于天”玉玺等各种印章的铁匠科长和倾尽家产偷取这些印章的木匠科长；退休后不甘寂寞四处兼职，为续满百个职务组建“狗屁研究会”自任会长的某领导……这一幅幅荒诞的人生图画，使人在忍俊不禁中看到当下中国社会封建主义、权力意识的腐恶残忍。小说那似幻似真、亦庄亦谐的描绘，却产生着震撼人心的力量。而这些小说关于“狗宝”、“猪砂”、“风水宝地”等怪异事物的描写，都复现着“巴蜀半道”“俗好巫鬼”的巴蜀民俗特征，从而呈现着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
自觉发掘自我的生活积累，有意识地看取巴蜀地域人生，是克非90年代以来创作的基本特点，也是其地域文化意识自觉的表现。《鸦片王国浮沉记》是克非挖掘童年记忆，对“糜烂社会一角”的展示，这与周文关于“烟苗季”、李劼人、沙汀关于“烟馆”吞云吐雾丑恶事物的揭示有异曲同工之妙。《牛魔王的后代》、《无言的圣莽山》两部作品，都以作者烂熟于心的川西北农村生活为题材，从巴蜀远古神话传说的“集体无意识”文化积淀，和民间流传的巫鬼神怪情结，去审视传统与现代、进步与保守、开放与闭塞矛盾冲撞中的现代人生命运，揭示着大盆地蜀人追求美好未来的搏击与精神的焦灼，从而将对现实人生的深沉思考与对地域人生形态的表现熔铸一体，呈现着浓烈的巴蜀文化色彩。
周克芹，无疑是80年代巴蜀文学最杰出的作家，他的创作获得全国震响的原因，正在于苦难的生活磨炼和个人的不懈追求。出生于贫苦家庭的周克芹，幼年是在贫穷和疾病中度过的。50年代中期进入成都农业学校读书时对文学产生了兴趣，曾在《西南文艺》上发表过小故事《在列车上》，随即被“反右”斗争所冲击，作为一个共青团团员和学生会干部的周克芹，被当作“废品”处理回乡当农民。政治生命的挫折，感情的受辱和农村艰辛的生活，却更激起他奋力向上的追求。60年代初，他发表了处女作短篇《秀云和支书》，以四川重要产棉区的简阳县家乡为叙事空间，通过塑造棉乡姑娘秀云和党的支部书记形象，歌颂着社会主义农村的大好形势。在当时的颂歌文学合唱中，因其浓郁的棉乡生活气息和对细节的真实描写而体现着一定的个性，因而被四川省文艺界作为“农村青年作者”而给予扶持。稍后的《井台上》以农村抗旱为背景，将各种人物性格聚焦于水井边，体现了作者在描写人物性格和语言个性的较好的艺术技巧，被时人作为“繁荣群众文艺创作”的事例给予肯定。“文革”中歌颂一位农村基层女干部带领群众大搞农业生产的短篇《李秀满》，曾被英文版《中国文学》转载介绍给海外。1977年，周克芹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石家兄妹》，收录了他60年代以来的小说《李秀满》、《希望》、《青春一号》、《早行人》、《石家兄妹》、《井台上》、《灾后》共7篇。
以《石家兄妹》为代表的周克芹早期创作，体现了作者对自己所生活的家乡人生形态关注的创作取向，和注重沱江流域民俗与自然风情细腻展现的审美追求，呈现着对人物描绘、语言对话描写细节描写等小说技巧刻意追求的艺术倾向。小说的思想内容也体现了作为一个“农村青年业余作者”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真诚颂扬。但是，在作者“生命的最健康、最富于创造力”的20年中，由于“红色话语”桎梏，他无法协调生活真实与主流话语的矛盾，只能“遗憾地”将“勉强过得去”的7个短篇奉献给社会，这正是一种时代的悲剧。自我艰辛困顿和遭受政治曲折回乡务农的周克芹，对中国农民的贫困人生状貌认识是清晰的，体味是深刻的，而时代颂歌主潮又强制着他去表现“幸福美好”，个人的体验感受和生活本貌存在形态与时代文学观念模式桎梏的矛盾，使他在困惑中寻求。虽然，他未像当时众多青年作者那样图解式宣传“阶级斗争”，但尽力发掘生活中人们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精神以应和时代的颂歌合唱，也难成大器，这正是特定年代偏颇的文学思潮给周克芹等一代青年作者带来的“遗憾”。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政治的巨变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勃兴，文艺政策的宽松和全社会的历史反思浪潮，使周克芹能够以自我深刻的人生体验去审视自己熟悉的人生。长期生活于中国农村底层，作过农民、生产队会计和农技员、基层干部的生活经历及与农民同样承受着生活艰辛的周克芹，对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状况烂熟于心也体味极深；多年来阅读各类书籍的思想修养又使他能够以较一般农民更高的思想境界去思考问题；近20年的创作努力已积累着相当的艺术条件；这一切都被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所激活。周克芹以长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举成名，成为80年代中国文坛上突然跃升的一颗明星。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属于《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一类描写中国农村发展变化历程的现实性长篇。但它是带着新历史时期所赋予的清醒和冷静反思特征，去描写已经走上合作化道路的中国农民，因历史的曲折和偏颇的政治尤其是“文革”浩劫而在贫困中挣扎的真实状况，真实地表现了极左思潮的高压不仅给农民带来经济上的穷困，也折磨着人们的精神心灵。小说以作品人物在生活困苦和精神郁闷中的焦灼躁动和愤怒抗争，体现着对整个共和国农村社会发展历程和农民命运的广泛思考和全面反映，从而成为当时最具时代性和现实反映性的长篇巨著。小说以1975年冬这个光明与黑暗大搏斗的关键时期为背景，通过许茂一家尤其是四女儿秀云的人生遭遇和金冬水、郑百如等众多人物的描写，广泛地展示着5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曲折历程中极“左”政治对农村经济的摧残破坏，表现着中国农民顽强的生存意志以及在困苦中的刚毅坚韧的生活追求，呈现着揭露批判极“左”政治和邪恶势力与“给生活的本质以满腔热情的肯定”汇熔一体的思想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