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人物许茂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土改和合作化运动使许茂摆脱贫困与屈辱，使他成为一个爱社如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但“大跃进”以来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农村极左路线，将他逼上贫穷更从精神上将他异化，他变得自私、吝啬、暴躁和冷漠。小说通过对许茂性格发展历程的描写，对中国社会一段历史进行着深刻的反思。秀云是作者饱含情感塑造的形象，她幼年丧母，青春年华中却被恶棍郑百如强夺为妻，多年备受欺辱后又被遗弃，归家却受父亲许茂冷遇，坎坷的命运和残酷的现实，物质严重匮乏中人们的极度自私，曾使她两次投河自杀。但她有着坚韧顽强的生活意志和大胆抗争的勇气，她敢于主动地追求爱情，拒绝父亲要她再嫁别处的婚姻，敢于抗拒工作组干部要她与郑百如复婚的压力，并勇敢地揭露邪恶势力代表郑百如的罪行。作者通过秀云这个艺术形象“于艰难中含泪直面人生，在困苦中坚韧不拔地开拓未来”的性格塑造，表现着对中国农民美好品德的颂扬和满怀希望看取未来的信心。金冬水、郑百如则是小说中“好人遭难”“坏人得志”的一对矛盾体，带有80年代“伤痕”“反思”文学的流行模式特点，未能更真实地表现生活的复杂性。但总体上看，小说以许茂一家为焦点，通过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历程，去透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将葫芦坝茫茫迷雾等自然景物描写与当时社会政治气候和人物心理状貌交融一体，以人物的曲折命运和心理冲突来吸引读者。整个故事情节安排得跌宕多姿、曲折有致，都显示着作者创作技巧的成熟。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最后一次辉煌展示。
80年代周克芹的创作已体现出地域文化意识的自觉，创作选材和人物性格的塑造价值取向，都有明确的地域指向性，这正如他自谓：“我的创作受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影响较大。只要一动笔，一幅幅景象各异的乡村图画便出现在我的眼前，而占据画面中心的是人，各种各样的人，十分熟悉的人。我的创作幻觉往往来自家乡和自己的经历”，“我笔下的人物和景致全部来自我熟悉的并为之而感动过的乡居生活的一部分”，周克芹明确承认：“我是属于西南巴蜀文化环境的”。正是基于这种地域文化意识的自觉，周克芹充分调动自己多年农民生涯的生活积累和体验感受，以自己独特的观照视角去审视80年代社会巨变转型期中国农民的性格变化和精神状态，既体现着“改革文学”的时潮特征，又超越着一些浮躁作品而体现了对社会复杂性的深沉思考。其《忽忘草》、《山月不知心里事》相继在全国短篇小说评比中获奖，可为佐证。
80年代周克芹主要从事短篇的创作，并体现着他对中国农村社会现实强烈关注的基本特点，出于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他总是敏锐地去感知中国社会转型中农村的变化，寻找现实生活复杂矛盾中人物的心理冲突，从而使其作品带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思想性，体现着一种厚重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理想化、说教色彩退隐了，生活的真实性、复杂性描写增强了。在他最后的10年创作中，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农村改革中种种重要现象都被纳入其创作视野，从知青回城（《勿忘草》）带来的婚姻破裂问题，到家庭承包责任制实施中农民价值观念的冲突变易（《山月不知心里事》），从兴办乡镇社队企业的艰难曲折（《邱家桥首户》）以及农村干部选举和不正之风的揭示（《难忘今宵》），还有市场经济与原有计划经济惯性思维的冲突（《桔香、桔香》）等，即是。虽然，这些作品描写着中国社会改革大潮的汹涌激荡，冲破种种阻力而向前发展，作品人物也通过观念的嬗变和心理冲突而迈向幸福人生，但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和小农生产意识的沉重桎梏，以及商品经济观念对人的冲击，都使作品人物的生活搏击体现着艰辛和曲折，从而使这些小说总是弥漫着一种忧郁色调。周克芹短篇小说的社会价值也正在于此，生活是繁复多样的，社会巨变中新旧观念的剧烈冲突，社会转型中各种矛盾的交错，正是中国历史前进历程各种艰巨性和复杂性的必然表现，对之的反映描写，正体现着作者对现实生活敏锐的洞察力和清醒的理性审视力度。由两部连续中篇《果园的主人》、《秋之惑》合成的长篇小说《秋之惑》是后期周克芹的代表作。小说从新时期以来中国农村十年改革的历程着眼，从果园承包者江路生一家艰辛劳作大获丰收，却被乡民嫉妒哄抢的事件，思考着改革中需要解决的诸多问题，其中又贯穿着农村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渴求与传统“雇工”观念的冲突，致富追求与社会体制制约的矛盾，农民热爱土地与新一代青年向往城市生活的观念碰撞，以及爱情与事业、个人价值实现与伦理道德观念等诸种矛盾。小说中塑造的江路生、华良玉、尤金菊、二丫等人物形象，都在当代中国社会有着强烈的典型代表意义，他们的生存形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所蕴含的意义，已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深入到各个角落。而作为技术员“雇工”与承包人江路生之间的矛盾，正是传统小农经济思维定势与现代科学技术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小说通过华良玉最终成为“果园的主人”表达了对农村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美好期望。
以《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发端的周克芹的最后十年创作历程，体现着作家的基本艺术个性，这就是他始终思考着中国农民问题，并追摹着农村改革的步伐，敏锐地感知并发现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这段时期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几乎都是对农村重大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表现，因而具有强烈的认识价值。周克芹小说创作的生活基点和构筑的艺术世界，主要是蜀中沱江流域的人生形态，那种坚韧顽强的生存意志，敢作敢为的大胆搏击，尤其是四姑娘许秀云、二丫、尤金菊等女性形象的塑造，体现着巴蜀地域人文性格的精神特征，呈现着李劼人、罗淑等前辈作家的艺术印痕。在他的小说中，无论是葫芦坝的漫漫迷雾，还是果园桔香阵阵，都体现着蜀中自然风物繁复多姿的特征。以景物描写来表现人物情感状态，将“山月”等自然景观与人物情绪活动“心里事”结合（这个艺术意象本来就是从晚唐西蜀“花间词”中取来），注重以人物心理活动的绘写去强化性格特征并借之透射时代社会问题，已成为周克芹愈益注重的艺术手法，成为其作品日渐明晰的艺术特色。他自觉地努力使每部新作“不重复自己”，但始终执著于社会现实的思考又使他的创作仍保持一种基本风格。经历人生坎坷磨难人生体验的周克芹，面对着十年改革中农村的种种现状，笔下就常流露着一种深重和忧郁。这既有着作者的心理图式制约，更由于社会巨变的复杂矛盾所致，也许还包括那久远而厚积的历史负荷。他曾说：“我们面对现实的世界，而灵魂深处长存着一部悠久的民族历史，有时甚至会感到这历史过于沉重”。这不仅是周克芹个人的感受，“巴蜀怪杰”魏明伦的川剧《四姑娘》、“四川画派”代表作《父亲》等，都以一种独异的“乡土自然主义”特色享誉社会，当然，周克芹以其文学创造而具有代表意义。
（第三节）巴蜀怪杰魏明伦
在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上，魏明伦的剧作多次轰动全国、震响海外华人文化圈，“怪杰”、“鬼才”、“奇才”等桂冠被人们毫不吝啬地奉送着。一个僻处蜀南自贡小剧团的编剧，短短几年里就以“连中三元”的辉煌成就令世人侧目，旋以“一戏一招”、“招招出奇”的不断突破和大胆创新，对中国舞台艺术进行一次又一次地轰击，其中包含的社会问题、道德伦理和人生的诸多思考，更是强烈地轰击着中国人既有的价值观念和伦理意识习惯。其与三大现代伟人“对话”的杂文，更产生着惊世骇俗的效果。于此种种，都使魏明伦成为20世纪末期中国文化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魏明伦出身于梨园家庭，其父是川剧班中的鼓师（兼有音乐指挥、舞台监督职能），有较高文化素养，在与众多川剧艺人的交往中，他从小就受到川剧艺术的熏染陶冶。在魏明伦童年心理图式中，对川剧唱腔曲牌、人物形象塑造方法和舞台表演艺术的感知，就熔铸在其心理结构中，形成“川剧思维”的雏形；7岁登台学戏，扮演生旦净末丑的舞台实践，更使他对川剧表演艺术有着更深入的体味和把握，也积累着众多的剧目、人物性格模式，但14岁时“倒嗓”中断了他的演员前途，使他只能做一些舞美道具、音乐伴奏的杂务。这种不幸却使他对戏剧的全过程有更广泛的了解和把握，对舞台演出全过程和各方面配合的综合性，对剧场中观众作为集体性欣赏的“接受”特点，都能以“陌生化”角度进行冷静的审视和掌握。但是，不甘平庸的魏明伦最终选择了编剧一职，刻苦“自修诗词歌赋”和阅读大量理论书籍，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理论修养，正是他后来获巨大成功的理论准备。此外，四处巡回演出“长达半个世纪”的广泛社会阅历，对巴蜀大盆地人生状貌与传说故事的真切感受和积累，对巴蜀民众川剧审美接受的价值取向的把握，都使魏明伦有着丰富厚实的创作积淀。也就是说，其父口授身传、耳提面命的严格训练和与众多名角配戏的演艺锤炼，使他对川剧艺术的种种特征把握甚深，梨园家庭和川剧活动的艺术氛围铸造着他的思维方式，舞台演出实践经验的积累和长时期阅读的理论提高，都为他后来成为一代戏剧大家准备了充分的前提。此外，川剧四大流派之一的“资阳河派”以自贡为中心和大本营，当地盛行的“观众品”、“名角品”、“自我品”等严格的审美品评制度和对戏剧艺术精益求精的浓郁戏剧氛围，也对魏明伦的戏剧艺术思维的形成，提供着基础。这正如他自认：川剧的“绝妙，她的丰富，她的天然蜀籁，地道川味，早已化入我的潜意识，就连我‘荒诞’的思维方式，和笔下这点幽默也来自她的遗传基因”，这就是魏明伦创作个性的根本所在。
魏明伦将自己的人文性格概括为“胆大”，巴蜀地域精神传统对权威的蔑视嘲弄，“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的文化品格，“巴蛇吞象，三岁而出其骨”的骄狂执著的搏击进取精神，都通过最能体现这种地域文化特色的“川剧思维”，通过长时间与民众的戏剧审美活动交流和反馈的模塑作用，以及通过民间故事传说的途径，铸造着魏明伦的性格和思维特征。他那执著的“川剧恋”和对中国戏曲创新道路的顽强探索，那“一戏一招，招招出奇”、不断突破自我突破别人既有模式的创造勇气，尤其是其剧中对中国伦理道德、观念意识的强烈轰击和对诸多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都无不呈现着巴蜀人文性格的精神特征，而这些又无不基于他对巴蜀地域文化意识的理性自觉。
魏明伦是以《易胆大》而成名的，剧作根据民间流传的关于川剧艺人易胆大的传说，通过对故事人物的性格概括，将勇、智、力、艺汇聚其一身，用仗义疏财、打抱不平、抑强扶弱、演艺精湛等情节去突现一个民间英雄形象，又在传说基础上将近现代川剧名角康芷林、周竹风、李晓钟等人的性格节操和命运遭遇熔铸其中的形象塑造方式，都使该剧呈现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并有着生活真实感与传奇性交相辉映的艺术感染力。《巴山秀才》是作者被川剧善写“酸秀才”的艺术方法所吸引，并被1981年四川水灾中群众获八方救助的事件所激活，将川剧《剿东乡》、《一字狱》等描写清朝统治者不恤民情、诬良为盗的剧作重新审视，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去再阐释，并一反当时“阶级斗争”和“清官戏”旧套，慧眼独具地抓住史实中一群秀才为民生艰辛牺牲功名，在科举考试卷中告状申冤的奇事，叙述着一个悲喜交集的传奇故事。剧作以主人公寒窗苦读一心上爬的“拒告”开始，描写在反动统治迫害下民众苦难现实激发的“想告”的思想矛盾。从他对反动王朝心存幻想的“迂告”到奋起斗争的“智告”、“怒告”，最后定位于他“登科梦醒”的“悔告”，从而以其悲剧结局对反动王朝统治进行彻底批判，艺术地对比两种社会两种命运而激发起观众对新时代的热爱。剧作将主人公性格的“酸”、“迂”、“智”、“怒”、“悔”几个发展历程通过一连串事件和矛盾冲突去表现，使全剧充满着诙谐幽默却又蕴含着酸辛苦涩，“巴山秀才”这个艺术形象在观众脑海里已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四姑娘》是魏明伦对巴蜀大盆地“乡土自然主义”美学思潮激荡的一种价值认同表现。以罗中立名作《父亲》为代表的“四川画派”对大盆地艰辛而坚韧人生形态的表现，峨眉电影厂推出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所体现的对物质贫困中人的躁动精神追求的悲悯，都强烈地激荡着魏明伦，“落花时节，我望着名画《父亲》沉思”的灵感冲激，使他将视线移向了周克芹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截取其中内容改编为《四姑娘》。剧作在思考“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远远没有结束”的基础上，将人物命运和矛盾冲突聚焦于“咫尺天涯三叩门”去叙述和抒情，充分运用戏剧作为综合艺术的特点去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剧中将金东水定位于“不怕政治高压，就怕男女闲话”的性格层面上，已体现着作者对中国社会反封建任务的深沉思考，从而在看取现实人生和名作改编再创作上，进行了成功的实践。《岁岁重阳》是魏明伦沿着这种探索之路的再次努力，剧作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小说原著和电影关于爱情悲剧在于贫穷的主题基础上，提出了“三十年前反封建，三十年后变成了搞封建”的论题，揭示出存妮的悲剧根源正在于根深蒂固的封建幽灵，从而体现出20世纪80年代社会思考的特点。艺术的不断创新探索，促使着社会问题思考的逐渐深刻，魏明伦在“一戏一招”的大胆实验中愈益呈现出一个顽强的反封建斗士的形象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