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所处环境和地位而言，巴蜀新生代诗那破坏一切、颠覆一切和重构一切的努力，都显得有些不自量力，但无论是“20世纪汉诗”、“东方整体主义建构”和“现代史诗”的野心，还是“非非”一切的狂傲，都显示着一种不知天高地厚，蔑视一切权威和规范的“蜀犬吠日”式执著顽强精神。他们“唯一关心的是以自身——我为楔子，对世界进行全面的最直接的介入”，自我比拟为“腰间挂满诗篇的豪猪”，“抛弃了风雅，正逐渐变成了一头野家伙”，把诗解释为“最天才的鬼想像，最武断的认为和最不要脸的夸张”，其野心正如唐亚平所表现的：“此时，我瞄准了某件事/要干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会使所有人震惊”。
被诗人伊甸惊呼为“一个震惊性预兆”的，是廖亦武的诗，自《祖国：儿子们的年代》后，《大盆地》、《巨匠》、《大循环》等超大型组诗陆续问世，那灼灼炙人的语言和奇幻瑰怪的意象，超长的诗行和恢弘的构架，都呈现着一种任意挥洒的狂浪和“东方整体主义”的重构追求。欧阳江河的《悬棺》将巴蜀先民文化积淀物预设为至高无上的终极意义，却用层层拷问、步步辩难使其显露为根本的虚无：“现在触摸到的本体形同乌有：面对空旷八荒，面对生生灭灭、聚散无常、千人一面的族类，悬棺无魂可招，无圣可显。皇皇天道泼为风水，一空耳目幻像”，从而在寻“根”中达到对整个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根本否定。尚仲敏的《卡尔·马克思》对伟人辉光进行着彻底的消解和本质还原，翟永明、唐亚平关于隐私、罪过、性爱的大胆告白，都产生着惊世骇俗的轰动效应，其《女人》、《静安庄》、《黑色洞穴》等，已成为诗家评说的名篇。这些作品以后现代主义的泛文本现象，呈现着行为主义倾向，并以直露的反抒情和暴力式黑色幽默极其粗鲁地嘲弄着一切。“莽汉主义”给诗坛的“震惊”，是用巴蜀民间粗鄙俚俗的口语和反语、谐谑和自我亵渎的语式语风，放肆地进行着破坏汉语规范的狂欢游戏，如《男子汉宣言》：“不要再写黄山黄河长江长城不要厚脸皮歌颂前人的光荣不要肤浅不要晦涩……诗人起码要在五年内忘掉花草梦歌”，“农民诗人必须大大减员赖着不走者以破坏计划生育论处对之实行一安二扎三罚款不准糊里糊涂写顺口溜的家伙出头露面这个关一定要把好不然就糟透啦”。他们笔下总是充斥着酒、侠客、流浪汉和性，以蜀中“棒老二”式豪气和匪气，玩世不恭地展示着生命的原生态和实验着语言的还原。一方面，他们肆意破坏诗的既有模式，常把外部世界固有形状和正常时间秩序打破和变形，以表现内心体验的躁动和精神飘无可依的狂躁，随心所欲地以自我情绪的流动方式和瞬间感受去任意组合意象及生造话语，另一方面，当这些还不足以传达独特感受时，又干脆转向冷抒情，以零度情感的方式去观照客观世界，作现象还原，这在“非非主义”诗中尤为突出。常被人论及的杨黎的《冷风景》、《撒哈拉沙漠的三张纸牌》、《看水去》即是这种零度抒情的代表，又如其《旅途之一》：“有一个女孩/被汽车压死了/就那么轻轻一下/她就躺在了/路的中间/有少许的血/从她身上流了出来”，这里只有客观的场景，观照态度却是绝对地冷漠！又如何小竹的《看看桌上的土豆》：“土豆放在桌上/每个土豆都投下一点阴影/它们刚从地里挖来/皮上的泥土还未去掉/冬季的阳光渐渐扩大/土豆变得金黄/大小不一样的形状/在桌上任意摆放/显得很有分量”。这里除少许色彩和质感外，纯系“静物写生”式线条处理和日常口语，情感消散无形，剩下的只是让读者从事物本身去感受直观的真实和作个体经验式多元领悟。“非非”代表诗人周伦佑的力作《动机III鲁比克游戏》和蓝马的诗作，都是这类冷抒情的典范之作。
巴蜀新生代对刚刚回归的现代诗美观念和形制进行消解、扫荡，并以“第三代诗”急先锋的冲击破坏，轰击着既有诗美意识，又以蔑视权威、嘲弄神圣的彻底虚无态度以及冷抒情的深刻怀疑，表现着20世纪的“世纪末思潮”特征。这是有着其深沉的时代精神背景的，自1985年始，刘心武宣称“原有的思路轰毁，不足惜”，“我不可能为任何人代言”“并乐于自嘲”；李国文甚至提出“文学是一门应时手艺，给同时代人饭后茶余消遣的”；梁晓声痛惜地承认“现实导我告别理想主义”，“自我正在死亡”；曾以“改革题材”走红一时的柯云路则转向对神秘文化的表现……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世界化与民族化的矛盾，既定思维积淀与改革开放的尖锐冲突，既存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大潮的荡涤，都使许多人难以寻找自我位置，一种“世纪末”的绝望和悲凉笼罩着，巴蜀新生代诗人语言狂欢游戏方式对既存诗美的破坏消解，对一切权威和经典作大大咧咧的谐戏嘲弄或转热为冷的零度抒情式观照，正传达着当代人喧哗与骚动的典型心境，传达着世纪末人生悲凉的刻骨铭心的体验。他们的诗歌实验使诗坛稳定的金字塔格局崩落为平面多元的散点，使诗歌从文人雅品走向“寻常百姓家”，致使中国文艺美学再次面临一个冷峻反思。应该说，反文化反理性反诗歌的巴蜀新生代诗，其实正预设着一种正面效应：重构文化、理性，重建诗歌的翘盼和努力。饶有趣味的是，它恰好与20世纪初蜀籍诗人郭沫若的反叛一切、创造一切的新诗建构形成呼应，20世纪一百年文学史，以诗歌为突破口，又以诗歌为再突破，恰好都是巴蜀诗人扮演着急先锋和生力军角色，巴蜀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创新，功不可没。
（第五节）行进中的巴蜀文学
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是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运行发展的。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浴血奋战获得全国胜利的共产党人，出于对自己光辉历程的骄傲和“胜利来之不易”的教育需要，使颂歌文学成为主流话语方式，而彻底推翻私有制，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政治目的，阶级斗争战歌文学同时也具有时代主潮特征。郭沫若、何其芳的颂诗，巴金、艾芜、沙汀的小说，都真诚地体现着这种时代主潮的基本特征。但在全社会颂歌、战歌同声齐唱中，巴蜀作家如何体现自己的艺术个性，却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红岩》成功地将革命历史颂歌与巴蜀地域风物的描写汇溶一体，马识途以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为代表的创作，较好地将个人经历与革命战斗生活结合一体，而且有相当的艺术感染力，这些都体现着巴蜀当代文学创作对中国文坛的贡献。
一方面是“工农兵文学”主流权威模式下的战歌颂歌同声齐唱，另一方面是作家个人风格确立的需要，使更年轻的巴蜀作家找寻着更有效的创作方式，克非文学创作所体现的，正是在共和国建立后走上文坛的青年巴蜀作家在创作上的追求努力。自觉地皈依现代巴蜀文学的传统，有意识地看取巴蜀大盆地人生状貌，极力营造一种巴蜀区域生活氛围，这就是克非、高缨们创造获得较大成功的原因。周克芹更是在这种地域文化意识的作用下，奠立着获得巨大成就的前提基础，例如，其一篇小说题目《山月不知心里事》就源自晚唐西蜀词人的原句。
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尤其是“文革”的大灾难，中国文化思想界开始以“思想解放运动”去重新审视一切，蜀籍寓京作家的刘心武以《班主任》，拉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帷幕，“伤痕”、“反思”文学的浪潮汹涌激荡，流沙河的《故园六咏》以及《流沙河诗集》，以蜀人惯有的反语幽默，控诉着极左思潮对人的戕害；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确立，使中国文学更呈缤纷多姿。带着巴蜀文化和现代巴蜀文学的丰厚积淀，周克芹以对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农村生活历史的深沉思考和“乡土自然主义”式表现，成为80年代中国文学的成就所在。其原因，是由于当时的文学价值观，仍然停留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审美标准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实际上就成为这种文学价值标准最完美的体现，同时，也是这种“主义”的终结之作。魏明伦更加以鲜明的地域文化意识和所表现的巴蜀人文精神，大胆创造，锐意进取，持续不断地轰击和消解着中国传统思维习惯，以“招招出奇”的艺术创新推动着中国当代戏剧艺术的发展。巴金的恢弘巨著《随想录》以对中国思想文化痼疾的深刻剖析，对中国封建主义遗毒的愤激批判，完成了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大清洗，从而具有世纪总结的伟大意义。
与20世纪初郭沫若对中国诗歌的重构努力相呼应，世纪末的巴蜀新生代诗又一次以彻底反叛的姿态，骄狂大胆诗体及语言游戏的狂浪恣肆，轰击着中国诗歌的审美心理定势。他们在诗歌语言符号的游戏狂欢中，消解着诗美价值同时最终也否定了自己的创作意义，使中国文学再次面临着重构的问题。“第四代诗人”争论，使人们再次注意到四川白族诗人栗原小荻，《白马在门外》、《背水历程》、《疼痛》、《血虹》等诗集等多种诗体的创新实验，以及《面对历史的明镜：冷静梳洗和再度审视》、《是多元并存非一方独尊》、《精神的觉悟与创造的突变》、《多维批评论纲》等论著，都是从创作实践和理论上，显示“一种既是民族性的又是世界性的诗歌艺术变革的奇特景观正在形成”努力方向。其《怪客》：“戴黑斗笠着黑衣裤的怪客/如今，正应着你的祷语/踏碎足下荆丛/骑雪驹一匹吹洞箫一管”，这似乎就是他的自画像。
四川少数民族作家中，藏族的意西泽仁是较早成名的。立足于自己生息的桑塔草原，用高原雪域的奇幻景观、藏族人与严酷自然的殊死搏击的生存意志，以及独特生存方式的表现，他的《大雁落脚的地方》、《松耳石项链》因之获得社会阅读界的广泛认同。藏族青年作家阿来，从写诗开始步入文坛，在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探索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人生所蕴含的价值，他开始在生养自己的民族栖居地行走、寻根，以对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民族人生叙事，和关于古老民族在社会发展中的命运思考，轰动了阅读界。这就是继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及寓蜀作家王火的《战争和人》之后，第三次为四川文学赢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而彝族作家马德清，也以长篇小说《厚墙裂痕》讲述着彝族的历史和现状，表现着这个古老的山地民族在时代巨变中的沧桑。
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青年作家中，大巴山作家群的雁宁、谭力等，从古老的巴文化背景下审视大巴山人生开始，随即敏锐地迎合市场经济大潮，以“雪米莉”系列小说，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魏继新对川北民俗风习的表现和在“笔记小说”体式的创新探索，傅恒对沱江流域农村生活表现的“鸿鹤坝”系列作品，以及以取材于康巴地区汉藏人生的“崩岭山”系列小说的作者高旭帆，以《永别了，大学》引起争议的“美女山”系列小说的作者周昌义，在山城重庆以“大律师系列录”小说知名的莫怀戚，都是大盆地文学在全国产生影响的内容，黄济人以《将军决战岂在战场》和《崩溃》等独特题材，为世人揭示了一种敏感而神秘的人生。而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和乔瑜的《孽障们的歌》，在当时知青文学“青春无悔”的主潮中另辟蹊径，写出了一代青年在绝望、痛苦中的反抗和斗争。邓贤在长江三角洲乡间走了一大圈，追踪抗战的遗痕，于是有了全面描述正面战场上淞沪悲壮决战的《落日》。在滇西插队故地的红土地上到处探访目击者和当事人，于是有了关于抗日战争中怒江战役奏捷的《大国之魂》。为了插队知识青年的经历再现，他在云南，北京，四川等地到处采访和调查，便有了那引起轰动的《中国知青梦》。探索金三角毒品产业的缘起缘落和其中夹杂的国共抗衡背景，国军官兵的困窘和介入毒品产业的由来；知青的热血是如何地冷却，还有在金三角流落的中国人对故土的依恋和他们死后都将自己的坟墓面向北方的故土。就毒品产业的替代，以及金三角生态环境的观察和思考，积淀为《流浪金三角》。他的追求是：“我常常把在生活中汲取到的爆破力变成作品中的审美效果”，并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赢得巨大成功。
在全球化时代，重构中国文学以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和人生需要，梳理巴蜀文学的历程并思考其经验教训，为繁荣中国文学事业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应该是很有价值的。
小结
思想解放运动催生出中国文学的春天，“伤痕”、“反思”文学仍然沿袭政治文学的轨道运行。1985年始，“把政治还给政治家”使中国文学开始回顾自身本体，文化“寻根”热带来了地域文学的繁荣。以“湘军”的崛起为信号，“陕军”、“晋军”、“海派”、“京派”努力跟进，“川军”却难成群体，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退居边缘，巴蜀文学如何再现辉煌，仍然是一个艰难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