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走百病”与元夕放灯都是将游乐与信仰交混的岁时民俗事象，只是在价值取向上各有功利追求：放灯与祭星相关，具有祈年得稔的意义，而走桥似被当做消灾保健的手段；前者以农事为想，后者以人生为虑。走桥所禳的“百病”并非指“臂枯眼暗”、“头风”之类，乃暗指妇人不孕为无子之疾，借以祝孕乞子。走桥中有“密携桥甓以归”的神秘景象，而取砖正是感孕的手段。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六十载：“正月十六夜，儿童迎紫姑神，乞巧妇走三桥，祈嗣。”所谓“祈嗣”，即祈得传宗接代的男孩。“走三桥”之取数“三”，乃因“三”为阳数，以兆男。
在广东省吴川县梅箓镇，正月十五被称作“桥梁节”。是日！人们在梅箓镇城与隔海村之间的一座拱桥上张灯结彩，并用花朵点缀其间，故有“花桥”之称。入夜，华灯竞放，灯花互映，男男女女，三五成群，同游花桥。育龄妇女争相采撷花桥上的有色纸花。据说，摘了白花，年内就生儿子；摘了红花，则会生女儿。人们还纷纷到桥下去洗洗手，说是能把一年的晦气都洗掉。这是“走三桥”风俗的一种变异形式，但祈子与除厄仍是其主要的功能。
在近代的南京等地，元夕的“走百病”由走桥衍变为上城头。据甘熙《白下琐言》载：
岁正月既望，城头游人如蚁，箫鼓爆竹之声，远近相闻，谓之“走百病”，又云“踏太平”。聚宝，三山、石城、通济四门为尤甚。
登城“走百病”之俗亦见于正月十六日。光绪元年编修的河北省沧州《吴桥县志》载：“十六日，妇女咸登城，谓‘走百病。”另外，《金陵琐志·炳烛里谈》卷中载：
正月十六日，以棘刺穿玉黍作假花，执以上城，谓之“走百病”。
这里的“上城”就是“走桥”。因南京的聚宝、通济、三山等城门均有甕城三道，城内外各有护城河环绕，而城门洞恰似桥孔，故上城头便成了象征的“走三桥”。究其功利动因，仍是祈子、禳疾与游乐的合一。其中，玉黍为多籽实的作物，妇人“执以上城”正透露出象征多生多育的文化信息。此外，上城也是登高免厄的俗信行为，登高则近天，天为阳，阳主生，故意取得阳去阴、无病长生之兆。
“走三桥”为何在元夕或十六日夜行之呢？就时间而言，其时正值新岁首次月圆，而月为生育之主，故有护生助育的俗信。妇女们月下夜行，正是盼望得到恩主太阴的护佑。就空间言之，选择桥梁作为寄托信仰的神秘场所，乃因桥为连接两岸的津梁，有交通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寓意。在俗信中，小儿出世被认为是从彼岸投胎而来，而人谢世，则看作是魂归彼岸。因此，走桥是沟通阴阳、迎接生命的象征行为，其主调是“生”，包括生育与长生，而人的不育或短寿均为“病厄”，所以“走三桥”与上城头又有了“走百病”这一名称，以突出其俗的功利。
丽人出游三月三
夏历三月三日古称“上巳节”，又称“三巳”、“重三”。是日妇女艳妆出游水滨，并下水沐浴，称作“祓禊”。祓，即祛除，而禊为洁意，所谓“祓禊”，即以水洗去污垢和疾疫。
祓禊风俗由来已久，《周礼·春官·女巫》曰：
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
郑玄注云：
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
由女巫所掌，可见是妇女们的浴事，而浴中用草药，信能除疫。所用草药为何呢？《艺文类聚》引韩诗曰：
三月桃花水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续魄，拂除不祥。
草药者，兰也。《毛诗正义》释曰，这是男女感春气并出，托采芳香之草而为淫佚之行。因此，上巳节不仅妇女出游水际，男子亦伴其行。
确定在三月上巳的祓禊风俗在汉代已经形成。东汉蔡邕有“今三月上巳，祓禊于水滨”之言，而《续汉书·礼仪志》也载：
三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宿垢，为太洁。
汉代的祓禊仍以“洗濯”为其主要行为。到魏晋时期，女子沐浴于河，男子则在水滨饮酒游戏。晋人张华在其《上巳篇》诗中写到：
伶人理新乐，膳夫熟时珍。八音硼磋奏，肴俎纵横陈。妙舞起齐赵，悲歌出三秦。
可见，“祓禊”在晋代已成了春游野宴的行乐活动。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等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流觞曲水，饮酒赋诗。他在《兰亭集序》中记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
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
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曲水流觞”遂成历史佳话。“曲水流觞”的故事，多为后人效仿，“祓禊”的祈祭演成了风雅的行乐。《南齐书·礼志》载：
三月三日曲水会，古禊祭也。
梁代的《荆楚岁时记》也载：
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
南朝时期的“流杯”诗赋颇多，直到唐代仍见诸歌咏，如杜甫《丽人行》中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句，反映了唐代长安曲江池畔的祓禊活动。唐以后，此俗趋向消歇，但直到晚清，在某些地区还略见其遗风流韵。
水中祓禊之事因何而起，自古便多有传闻。《荆楚岁时记》注引《续齐谐记》曰：
晋武帝问尚书挚虞曰：“三日曲水，其义何指？”答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而三曰俱亡，
一村以为怪，乃相携之水滨盥洗，遂因流水以滥觞。曲水起于此。”帝曰：“若此谈，便非嘉事。”尚书郎束皙曰：
“挚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请说其始。昔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有金人自东而出，奉水心剑曰：今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诸侯，乃因其处立为曲水祠。二汉相沿，皆为盛集。”帝曰善，赐金五十斤，左迁挚虞为阳城令。
上述传说只是搪塞皇帝的奇闻异事，并未道出曲水之戏的真义。
祓禊活动本是男女春日的相欢、妇女祈孕的信仰行为。从衣饰看，“男则朱服耀路，女则锦绮铄烂”，意在相互吸引。而“秉执兰草”、“以香薰草药沐浴”，也都有唤起性欲的作用。水是神秘的感生物质，妇人临河不仅欲洗去冬日的尘垢，同时盼触水感孕而得子。为使这一主题明确，祓禊中有一些乞孕的游戏，人们把红枣或素卵掷于水中，由入水的妇人争食，以得枣或卵为感孕之兆。后汉杜笃“浮枣绛水，酹酒酿川”之句，梁萧子范“洒玄醪于沼址，浮绛枣于泱泱”之咏，庾肩吾“踊跃赪鱼出，参差绛枣浮”之吟，都是对上已浮枣乞子活动的描述。诗中提及的洒酒于川，正是男子曲水流觞的先型，即以酒祭水，盼入水妇人得其福祉。在四川还有妇人于水中摸石乞子的占验风俗。据《太平寰宇记》卷七十六载：
四川横县玉华池，每三月上巳有乞子者，漉得石即是男，瓦即是女，自古有验。
与原始宗教相关的近水祝殖信仰当是三月三日祓禊风俗的真正由起。
祓禊风俗早已传到域外，特别是琉球、日本亦有此俗。琉球三月三日行“流船礼”，即妇人乘舟下海漂流，男子在沙滩上宴饮伴候。日本最早的文献《古事记》记述了伊邪那岐大神在阿坡岐原举行祓禊仪式，他扔掉手杖、衣带、下裳、上衣、裤子、冠及手串化成十二神。这则“诸神的诞生”的神话正透露出祓禊与生殖间的隐秘关系。当今西南少数民族的三月三泼水与赛歌一类的风俗活动也是祓禊的变异形式，但它已退去了敬神与祝殖的成分，而代之以男欢女乐的健康情趣。
龙舟粽子话端午
夏历五月五日是民间的传统节日一一端午节。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重五节”、“天中节”、“沐兰节”、“解粽节”、“龙船节”等，是夏季里最盛大的节日。赛龙舟、食粽子等端午节风俗作为岁时的象征，具有隐秘的文化内涵。
龙舟竞渡在古代多为倾城聚观的盛会，尤其在江南，每到端午，水边旌旗猎猎，金鼓震响，呼声若雷，舟行如飞，观者无不因之若狂。唐诗人刘禹锡《竞渡曲》中曾记下当时沅江上的赛事：
沅江五月平堤流灵均何年歌已矣扬桴击节雷阗阗蛟龙得雨鬢鬣动刺史临流搴翠帏先鸣馀勇争鼓舞百胜本自有前期风俗如狂重此时彩旗类岸照鲛室曲终人散空悉暮邑人相将浮彩舟。哀谣振楫从此起。乱流齐进声轰然。螮栋饮河形影联。揭竿命爵分雄雌。末至衔枚颜色沮。一飞由来无定所。纵观云委江之湄。罗袜凌波呈水嬉。招屈亭前水东注。
唐代竞渡的盛况可从诗中略见一斑。
竞渡之事唐前早已有之，但起于何时、因何而起却一直是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大约有原始文化遗存说和历史人物追祭说两大类型。具体讲，有如下几种说法：
其一，端午节的龙舟竞渡起源于以龙为崇拜物的原始祭祀活动，如同古越人文身作龙纹以像“龙子样，是一种拟龙悦神、获取佑护的原始宗教行为。其功利为祈龙施雨，以兴农助农，反映了原始农耕社会的基本追求。
其二，龙舟竞渡起源于驱瘟逐疫的原始保健文化。水有洁身去污之性，被古人视作可祓除不祥、驱瘟禳疫的灵物，故三代有沐兰之俗，后世有洗身于河或泛舟中流的逐疫之举。此外，河川将陆地分割为此岸与彼岸，俗有“隔河千里远”之说，作为对岸的世界在原始时代往往难以测知，因此被幻想成一个极为遥远的、与此岸生活漠不相关的异域世界，而这样的世界正是打发鬼祟、疾疫的最好去处。龙舟竞渡及江南水乡的“推端午船”的习俗，都反映了人们欲将一切祸患遣送他界、获取安康的原始信仰。
其三，龙舟竞渡源于对吴国大将伍子胥的纪念。伍子胥助吴伐楚，曾攻入楚都郢城，又大败越国，后因谗言赐死，尸首装入皮袋投入钱塘江中，但随波逐流而不沉，时人惊异，视之为“涛神”，于是每年五月初五驾舟逐潮以祭，遂演成风俗。
其四，竞渡之事源于对越王勾践的纪念。勾践被吴放归后，为报仇雪耻，于五月初五暗建水师，借竞渡之名操演水兵，终于在公元前476年灭掉了吴国。《事物原始·端阳》载：
《越地传》云，竞渡之事起于越王勾践，今龙舟是也。
此外，《岁时广记》卷二十一亦曰：
《越地传》云，竞渡起于越王勾践，盖断发文身之俗，习水而为战者也。
可见，所谓“竞渡”，即对越地水师的效仿。
其五，源于对曹娥的纪念。曹娥是东汉时的孝女，为寻父投江而死。据《会稽典录》载：
女子曹娥，会稽上虞人。父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泝涛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缘江号哭，昼夜不绝声七曰，遂投江而死。
传说，数日后曹娥抱父尸而出，人们因其孝感天地，便以龙舟竞渡以表追念。
其六，龙舟竞渡源于对楚国诗人屈原的纪念。南朝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曰：
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五月五日）投汩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
此外，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也载：
按五月五日竞渡，俗谓屈原投汩罗日，人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观之。
此后，竞渡为祭屈原之说多见于各类诗书，成为最流行的一种溯源解说。
上述悼祭屈原的说法虽最盛行，却未必可信，至于其他历史人物的追祭说也多为附会之言。人们出于对历史上英雄豪杰的敬爱而赋予虚妄的原始信仰，是民俗文化变异与重构中的常见现象。龙舟竞渡也经历了这样的历史化过程。龙舟竞渡是农耕文化的产物，是农事信仰的寄托。五月正值仲夏时节，旱热的天气随时可遇，而江南稻作区尤盼雨水，在民间素有龙出雨降的神话和俗信，因此，以龙舟拟龙、悦龙、诱龙而产生的观念本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也是先民企图干预自然世界的一种幼稚的努力。
从时令上说，五月五日其时与候均为五。我国历法一岁分四时、十二月、三十六旬、七十二候，每五日为一候。而五月在‘‘四时”中为夏，初五正是该月初候。五字古写作“E”，意表“天地交会”，因日上中天为午，日在午时，天地正对，故有相交相合的附会。天地交会，即阴阳调和，阴阳和合则降雨。同时，由于天地交并，天龙易于来到人间，而地龙亦易于腾天，俗信其时最易迎得龙出。由于天地相感，群龙亦会追逐交合，“云雨一番”，故竞渡正是拟龙诱雨的巫术，也是农事祈禳活动。
粽子作为端午节的特定节物，它本用以从龙舟上抛撒江河，也是时令的特殊象征。粽子并非是祭屈原用的，也并非用以骗龙逐龙，其隐义正如《风俗通义》所称，“取阴阳包裏之象也”。粽子用菰叶包入糯米、豆枣之类，以菰叶为阴，因其卷起后中空可放米为阴象；而以粽米为阳，因其形带尖角，而角为“阳气动跃”之象。因此，粽子本是阴阳抱合的象征，也是五月五日时令的象征。粽子的文化功能除了作为岁时食物用以尝鲜，又留做备忙之用，同时它又是一种诱感的巫物。以粽子投河，即用这“阴阳包裏之象”启示潜藏的蛟龙，使之感天地时令之阴阳而相合施雨。
龙舟、粽子是中国农耕社会的产物，是奇妙的时令象征，也是交织着神话、巫术、原始宗教和农事风俗的复杂的文化现象。它们以实在的创造表达虚妄的观念，以敬神的方式达到益人的效果。龙舟、粽子至今仍旧是端午节物，它们在游乐、饮食等方面继续为当代人服务，不过，它们已退去了农事俗信的色彩，而以其文化内涵的丰厚和传统特色的鲜明，仍旧是我们民族值得珍视的遗产。端午节及龙舟、粽子等节物早已流布到东亚的一些国家，成为东方文化中一个共同的成分。
藏蛛浮针乞巧会
夏历七月七日古称“巧日”、“七夕”，是夕妇女祭祈河鼓、织女二星，以追慕天上织女的工巧和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恩爱，故又有“乞巧节”、“女儿节”之称。
关于乞巧节，民间有许多有趣的风俗，并流传着一些古老而美妙的传说。对织女、牵牛二星的拟人化在先秦诗歌中早已出现，到汉代始见有渡河的情节。《淮南子"中有“乌鹊填河而渡织女”的载述，虽是只言片语，却成为有关织女于七夕渡河与牛郎相会的最早记录。南朝梁代的殷芸在其《小说"中则对“牛郎织女”传说作了较完整的表述：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抒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
嫁后遂废织絍。天帝怒，责令归河东，许一年一度相会。
织女的悲欢离合与“天帝”的喜怒恩怨的联系正反映出传说演成的封建文化背景。如何相会，殷芸没有提及，《岁华纪丽》卷三引《风俗通》曰：
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
鹊桥的构想具有原始思维的性质，也与上古的西王母神话相关。用簪子划出天河，分隔牛郎、织女的“王母娘娘”实为西王母的衍变，而搭桥的乌鹊本是西王母座前的“青鸟”。西王母作为主司生死的大神，本身就有沟通两界的神能，因此她能使鹊为桥，将织女由彼岸迎来此岸。后世民间传说中，织女与牛郎生有二子，正是西王母神力的显现。近古妇女走桥祈孕、小儿满月抱过桥梁的风俗，也都潜含着桥连生死、走桥得生的神秘观念。鹊桥是“爱情之桥”，也是“生命之桥”，西王母作为暗场人物在早期有关织女的神话传说中毫无贬斥的成分。鹊桥作为“神话素”不仅构成牛郎织女传说的情节基础，同时也是窥探这则传说隐义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