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笺常被称作“挂钱”、“喜钱”之类亦非偶然，不仅其背饰图案基本为方孔古钱，其由来也与“花钱”、“门钱”有所联系。所谓“花钱”、“门钱”，系由五色彩纸剪成的一串串铜钱纹，在元日贴挂在门上。清人姚兴泉《龙眠杂忆·时令类》诗云：“桐城好，元旦贺新年，大族中堂悬福字，小家单扇贴春联，处处挂门钱。”此外，清人蒋士铨《花钱》诗则云：“郇公云五色，飞傍孔方家。舞共青幡出，飘同彩燕斜。门楣增气象，蓬荜借光华。难买东风性，终防等落花。”从诗中可知，花钱曾与青幡共贴，既为“增气象”，也为防阴气。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出自青幡的门笺与五色彩纸的门钱混同合一，因而其名称才如此纷杂。《金陵琐志·炳烛里谈》卷中在载述清代南京新年风俗时说：“家家门悬镂文红胜，为之‘闭门钱。”它所说的“闭门钱”，也就是现在乡村所见的门笺。
有传说，挂门笺是为了驱逐穷神。传说姜子牙在封神时，把自己妻子封为“穷神”，为了不使她坑害穷人，令她“见破即回”。后人为驱避穷神，将红纸剪破贴在门上，让她见而却步，因此形成了贴门笺的风俗。此说虽反映了送穷祈富的俗民心态，但隐含着穷神即凶神、凶神犹鬼魅的观念。实际上，这是将门笺逐鬼祟的信仰聚焦在送穷上，以辟穷而获取新岁之吉，以辟穷为目标而禳除所有祸患，从而树立面向未来的信心，增添节日生活的欢乐。
祈令如愿打灰堆
“打灰堆”是中国古代的新年风俗，又称“令如愿”，俗呼“捶粪”，它多由乡民在元旦或除夜行之。人们将铜钱串绑扎在竹竿或木棍上，用以捶打粪堆，边打边呼“如愿”或其他咒祝之辞，以讨吉祈利。这一风俗的记载最初见于梁代的《荆楚岁时记》：
（正月一日）以钱贯系杖脚，迴以投粪扫上，云令如愿。
此俗的由起似与一则神奇的传说相关。据宋人高承《事物纪原·捶粪》载：
《录异传》曰：“区明遇彭泽青洪君，君有婢，名如愿。
君使随明。明意有所愿，如愿辄使得之。成富人后不复爱如愿。正月岁朝鸡初鸣，呼之不即起，欲捶之，愿走粪上，乃故岁扫除所聚者，由此逃去。明谓在积壤中，以杖捶粪使出，知不可得，因曰：‘汝我富不复捶汝也。’”今人元日鸡鸣时，辄往积壤间捶之，云使人富。
传说中的如愿是一个身份卑微但有神能的受辱女子，而区明则是一个逐利横暴的商人。然而世人从故事中获取的是祈富功利，而并不在意这则异闻里的社会悲剧。
打灰堆的风俗曾传习于大江南北，隋代北人于正月十五日夜打粪堆，旁有人“以答假痛”，用应和配合的方式去呼得“如愿”。
宋代江南的打灰堆主要以祝辞寄托新岁愿望，诗人范成大的《打灰堆词》就载录了吴地乡民的祈拜与祝辞：
除夜将阑晓星烂，粪扫堆头打如愿。
杖敲灰起飞扑篱，不嫌灰涴新节衣。
老媪当前再三祝：只要我家长富足，
轻舟作商重船归，大梓引犊鸡晡儿，
野茧可缫麦两岐，短衲换著长衫衣。
当年婢子挽不住，有耳犹能闻我语。
但如我愿不汝呼，一任汝归彭蠡湖！
可见，农妇之求不过牛鸡满圈，丝麦双成，食足衣丰，这是用虚幻的方式表达现实的追求，以岁时性的行为满足兴农富家的心理。不过，由于此俗的奇诞鄙陋，在清代已渐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别种新岁纳吉的风俗。
其实，有关区明呼如愿的传说是对打粪祈富这一奇风怪俗的附会之说。此俗的信仰根源在声色相感的巫术观念。“打灰堆”就是“捶粪”，而粪为黄金之象，古人新年触粪的本意是兆黄金满地，正如元旦将爆竹外包的黄纸炸满屋外地面称作“满地金钱样，是借交感巫术以色近象类以寄托祈富愿望。“打灰堆”中还必有祝辞选用，实为讨利吉语，正如后世新年风俗中的将“福”字倒贴称“福到”，什景菜称“全家福”，红枣、福建莲子、荸荠、天生野菱合烧的守岁羹称“洪福齐天”一样，是以吉语彩语兆新岁顺达的巫术行为。它建立在对语言声响的神秘观念上，并赋予祝咒以物质力量，即人们将心理追求借助语句辞令的中介以感应外在现实世界，并盼望从“有声”到“有形”的奇迹出现。这种行为方式虽属荒诞，但仍反映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幸福的苦苦追求。
初五接财抢路头
每年正月初五天刚放亮，城乡各处都可听到一阵阵爆竹声。据说正月初五是路头财神的生日，店家头一夜就备好了“请财神酒”和接财神的一串爆竹。一般人家都在五更时分早早地打开家门，烧香点烛供奉财神纸马，然后敲锣打鼓，燃放爆竹。亦有盼财心切的人家，天不亮就放起了接财神的鞭炮’叫做“抢路头”。据《清嘉录》载：正月五日，为路头诞辰，金锣爆竹，牲醴毕陈，以争先为利市，必早起迎之，谓之接路头。”这种由祈利求财心态所诱发的抢先祭神的风俗在清人蔡云《竹枝词》中有生动的描述：
五日财源五曰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抢路头。
“抢”字不仅点画出民俗心态和接神情状，也表明了这一风俗的功利所在。
发财利市是市民社会和市民心理的反映，起初是商民们的行俗，而后为其他市民和乡人所仿习。在接财活动中，“开张大吉”、“黄金万两”、“日进千乡宝，时招万里财”等依然是点题的吉语。人们对财富的敬羡，虚构出浩荡的财神队列，其中有武财神，又有文财神；有本土神，亦有外来神；有央雄神，亦有妖邪神，共同构成中国民间诸神体系中的一个支系。
路头财神又叫“五路财神”、“路头之神”，作为中国财神队列中的一员，其身份、由来众说纷纭。世传说法大略有五种：
其一，“五路财神”指龙虎玄坛赵公元帅及其属下的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招财使者陈九公、利市仙官姚少司。此五神又称“五显财神”。由于赵公明是助纣为虐攻打姜子牙的战将，身带七十二环索，手执三十六节铁鞭，亦被视做“武财神”。其为财神，乃因其生前助商（纣），后被附会有“买卖求财，公能使之宜利和合”之能。
其二，“五路财神”指家住岑南的伍姓五兄弟。他们原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后被捉杀，传说他们阴魂不散，仍能使贫者致富，富者财落，又称“灵应财神”。正如同治年间的一首嘲讽性的杂咏所提到的：“灵应财神五兄弟，绿林豪杰旧传名。焚香都是财迷客，六部先生心更诚。”
其三，“五路财神”姓何，名五路。据《无锡县志》载，何五路是元末抵御倭寇的英雄，后为倭寇所杀，民间感念之遂祀之如神。
其四，“五路财神”指“五通神”，又称“五郎神”，是横行乡野、淫人妻女的妖鬼。由于他们专事奸恶，又称为“五猖神”。其来由亦众说纷纭。有说指唐时柳州之鬼，有说是明代朱元璋以五人为伍，所祭战死者之亡灵，亦有说此五鬼为元明时期骚扰江南、烧杀奸淫的倭寇。总之，五通神为一群作恶的野鬼。人们祀之为免患。免患即得福，得福岂无财？遂当财神祭之。
其五，“五路财神”即路神，又称“行神”，早在先秦时期已进入祭祀仪典。孔颖达疏《礼记·祭法》中的“国行”曰：“国行者，谓行神在国门外之西。”后世五路财神之“五”，当指东、西、南、北、中五方，意指处处有神，路路通财。
上述五种说法都有其背景，其中赵公元帅和五通神的祭奉最为普遍。赵公元帅多以纸马或门画的形式流布民间，而五通神多以偶像形式在江南民间广受庙祀。然而源头幽深、内涵奇奥的还是路神之说。
要发财！就要有交易！要做交易！就得出门！要出门就得有路通市，因此，路神在俗信中有了主商旅、主财运的功能，直到今天依然有“要想富，先修路”的说法。“五路”之东、西、南、北、中实指四面八方，指大地，也指“地利”。而正月初五接财神，不仅是以“初五”与“五路”协调一致，更有对神秘数字“五”的文化理解，并含有对“天时”的考虑。“五”字古写作：￡，意指天地交会，是日既天地相合，天神纷纷来到人间，当是接神的好时机，因此初五接神表现了对“天时”的利用。人们在正月初五供鲤鱼、羊头，挂五色彩线或红布，贴利市对联，买纸元宝，甚至诣庙烧香或抬神出会，企图以人的活动通连天地，取悦财神，以求得招财进宝。可见，初五“抢路头”是基于时、地、人相通的观念，即天、地、人相感的认识，是用风俗活动的方式所表现的对时空与人运的宗教哲学思考。由于财神不是一个无尽的队列，亦无分身之法，为能接到自己的家里，于是旧时商家个个争早，在正月初五五更时分抢放头通炮仗，以盼由此发家、元宝滚滚进门。
元夕闹春说灯节
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的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元夕节”，也叫“灯节”、“小年”，是一个普天同庆、举国若狂的日子。是夕，千灯竞放，游人如织，锣鼓暄闹，火树银花，人们尽兴赏玩，乐而忘寐。不仅都市里灯如星雨，灯棚处处，乡村中也户前竖杆挂灯，田间孩童烧火。灯火点画出元夕祥瑞太平、团圆欢腾的气氛，寄托着人们纳吉迎祥、祝丰祈稔的心愿。
灯节始于何时？因何成俗？说来却比较复杂，一般有三种说法：
其一，灯节始于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由崇佛而来。传说明帝刘庄为倡导佛教，于上元夜在宫廷和寺庙“燃灯表佛”，并令士族庶民家家挂灯，由此相沿成俗。
其二，元宵节与汉初诛灭诸吕相关。吕后崩后，诸吕谋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遂诛灭诸吕，立刘恒为汉文帝。据说平灭诸吕的日子是正月十五日，汉文帝为纪念这个“升平”之日，每逢正月十五日便微服出宫与民同乐，这样逐渐形成了元宵庆节。
其三，灯节起于西汉，与汉武帝的故事相关。传说汉武帝久病不愈，请来上郡的一位巫师与神通话，太一神说武帝病会好，我们将会于甘泉宫。后武帝病果真痊愈，便于甘泉宫中建太一祠坛，每年多次往祭，尤以正月十五为盛，祭用灯火，通宵达旦，亮若白昼。此外，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写道：“汉家常以正月上元祭祀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祀，至明而终。”所谓“太一”又做“太乙”，为道教神系中的天神星君。《史记·天官书》曰：“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可见，太一本是北极星的代称，汉家以灯火于元夕夜祭，当是灯节形成的诱因之一。
上述三说中，燃灯礼佛说和帝王纪念说均不可信，唯道教祭星说较贴合放灯的事由。从灯节的发展也能看出上灯与祭星间的内在关联。汉代于上元日燃灯一日，唐玄宗在元夕前后加一日，即十四、十五、十六放灯三天。北宋乾德五年（967年）放灯期日增至五夜，即“起于十四，止于十八”。南宋淳祐三年（公元12）3年）又加十三日一夜，共放灯六天，并由此形成我国大部分地区“十三上灯，十八落灯”的灯节传统。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决定放灯十日，从正月初八至十七日，使之成为我国历史上最长的灯节。其中尤以正月初八、十三日、十五日为盛，直到清代仍承袭相传，正如《金陵岁时记》所载：“俗以正月八日、十三日、十五日为灯节。”其中，初八为“上灯日”，十三日为“试灯日”，十五日为“正灯日”。正月初八是祭“顺星”的日子，传说是日“诸星下界”，人们“以纸蘸油”，燃灯一百零八盏而祭之。祭时以灯照门户、堂屋、灶台、井栏等处，以“辟除不祥”。其实，元夕的灯火本是对星辰的模拟。宋词人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的“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句，就是以星喻灯，而人家宅前竖杆挂灯则称“吉星高照”，又是以灯喻星。可见，在古人信念中灯星互代，放灯即为迎来诸星，求得丰收太平。
从饮食文化方面，我们也能看出灯节与祭星的关系。民间有“上灯元宵落灯面”的食俗，其“元宵”用糯米粉裏糖馅、肉馅等捏搓而成。元宵作为节物，始于北宋。《岁时杂记》曰：“煮糯为丸，糖为臛，谓之圆子。”元宵因圆形，被后世视作团圆的象征。其实它最初的文化隐义仍是以食拟星，粒粒元宵恰似点点繁星，借此表现祭星的主题。南宋周必大用“星灿乌云里，珠浮浊水中”描述锅中的元宵，正是以元宵喻星，透露出古人灯节上灯、食元宵，是以不同方式、不同节物表现拟星、祭星、近星的同一岁时主题，以盼“吉星高照”。
灯节风俗产生于农耕社会，也服务于农耕社会，在其暄闹欢腾的游戏背后，含有对农蚕丰收的执着追求。灯节期间有观星卜年的占事，亦有观灯占岁的农俗。据嘉庆《萧县志》载：“上元夜燃灯，遍散门堂户牖，视灯结花何似，以兆此年丰收何物。”
可见，观灯是观星的演化，由于占法是以是日晴主物育，故以灯代星即便是在阴霾的夜晚也能以千盏灯火模拟出一个象征性的灿烂星空，以讨得丰收的吉兆。此外，市井儿童多于是夕提灯聚乐，
而没有灯提的农家孩子常在田头燃烧草把，边烧边念“我俚田里大棵稻”的“点田蚕”歌谣。他们的点火与点灯在形式上基本相通，但文化寓义更为幽深，更贴近原始的信仰。《左传·昭公九年》中有“火，水妃也”，“水，火之牡也，之说，民间亦有水火消长、相反相成的俗信，因此，点火即招水，以阴阳相就感孕天地，诱使作物丰稔。这样，灯节的形成不单由道教祭星活动所致，更有远古的巫术信仰，同时也包含阴阳相生相连的哲学观念。”
当然，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灯节逐步淡化了信仰的或宗教的意义，已演变成万民同庆、闹春狂欢的游乐性民俗节曰：
走三桥与上城头
正月十五或正月十六夜晚，我国汉族地区曾有“走三桥”的祈禳民俗。“走三桥”又叫“走桥”，主要是妇女参与的活动，带有神秘文化的色调。清人顾铁卿《清嘉录》卷一载：
元夕，妇女相率宵行，以却疾病，必历三桥而止，谓之“走三桥”。
“走三桥”者必须在夜色中连续跨过三座桥梁，否则达不到却病的愿望。不过，在“走三桥”中妇女们并无滞重的感觉，个个兴致高昂，因她们一年之中难得几次不受礼教禁锢，得以群出通宵浪游。明代陆伸的《走三桥词》生动地描述了妇女们走桥时的心态：
细娘吩咐后庭鸡，不到天明莫浪啼。
走遍三桥灯已落，却嫌罗袜污春泥。
妇女们不让鸡啼，只盼夜长尽兴。在乡村，走过三桥并非难事，何以“走遍三桥灯已落”呢？一方面因不是赶路，而是浪游，妇女们在月下嘻笑游荡，不计时辰；另一方面也同对桥的选择有关，她们并非见桥即过，而是寻找具有祥瑞意义的桥名，以走过而得吉祥。嘉庆《如皋县志》卷十载：“妇女相伴携游集贤里及泮池，曰‘走三桥，谓文德、武定、集贤桥也。”上海妇女则走小东门的“益庆桥”、天官牌坊南的“长生桥”和邑庙东的“如意桥”。这种对桥名的考虑是建筑在接触巫术的基础上的，这种相触相感的文化心理与行为是将真切的愿望用游戏的方式表达出来。
由于“走三桥”的一大功利是祛疾病！因此亦称“走百病”、“游百病”、“度厄”等。清人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
元夕妇女群游，祈免灾咎。前一人持香辟人，曰走百病。凡有桥处，三五相率以过，谓之“度厄”，俗传曰“走桥”。
除了“持香辟人”，“走百病”中还有其他一些用于禳病的神秘行为，如途中抛铜钱逐鬼祟，抛石块镇疫气，扔旧衣于道口除病害，摔抛瓦罐免灾厄，甚至在地上打滚以“脱晦气”等。这些行为都是走桥祛病心理的极端化。走桥逐病的风俗在明代周用的《走百病》诗中亦有描述：
都城灯市由来盛，大家小家同节令。
诸姨新妇及小姑，相约梳妆走百病。
俗言此夜鬼六空，百病尽归尘土中。
不然今年且多病，臂枯眼暗兼头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