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既是一种捕鱼方法,那就自然要属于人类生产活动范畴。不过随着捕鱼业的发展,靠钓鱼这种古老的操作已远远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钓鱼也不再作为一种捕鱼的主要手段而逐渐成为人们一种调节大脑,消遣排忧的娱乐活动。姜太公钓鱼,钓钩笔直,纯属修身养性打发时光。柳宗元笔下的“独钓寒江雪”的“蓑笠钓翁,”哪里是想吃鱼?今时的节日游园,也总少不了“钓鱼”一项。至于哪些“钓鱼协会”、“钓鱼学研究会”之类的团体,更是“钓翁”激发生活,闲情逸趣的好场所。
现代人钓鱼的娱乐性已毋庸置疑,但也不敢保证没有某些人士“例外”的。那天报上出见关于“钓鱼热”之新闻,云有些城里住高楼的干部,乐到郊外去钓鱼,不去大江大河,也不去沼泽湖泊,偏偏选一些从前“老房东”、“老相识”的承包户精养的高产鱼塘施钓,收获颇丰,惹得主人敢怒不敢言。消遣排忧乎?调节大脑乎?精神享受乎?难说。然从鱼篓中看,恐怕是“鱼欲”难耐,为了席上那飘香可口的鱼羹而已。
看来,这等并非具备娱乐性而以盘中美味为第一要义的“钓鱼热”,恐怕是不会那么轻易地消退的。道理也很简单:中国太大了,中国的农民也太好了,而机关里某些人士的时间总是那样的充裕,“鱼欲”又总是那样的“太强”了,“脸皮”又是那样的“太厚”。
对付这号劳什子,虽然用不着专门下个红头文件来“狠刹”,但也切莫等闲视之放任自流,诸公须想个法子治一治才是。
(原戴于1991年5月17日《联合时报》)
贴红的,还是贴绿的?
乌鲁木齐一家商场的茶叶桶上贴着红标签。物价局的两位官员见了,批评说:“为何贴红的,该贴绿的!”于是“政策兑现”,罚了这商场五百元的款。次日,物价局另外两位官员去了,又批评该商场不该贴绿鲍而要改贴红的,弄得该商场经理拊膺长叹:“天哪,我们到底该贴红的还是该贴绿的?”
读罢这则报道,心中真不是个滋味。要让李逵来当这商场经理,那可又要抡斧“劈将”过去了。不由使人想起“天下媳妇难当”这句古训来。可不,公公让媳妇“这般”做,婆婆却让媳妇“那般”做,到底是听公公的,还是依婆婆的?为难哪,如今这“贴红”“贴绿”之情状,正是一种“公婆打架,媳妇当罪”。
“贴红”“贴绿”这码事,时有所闻。你是“条条”,他是“块块”;“条”有“条”的“政策”,“块”有“块”的“规定”;你说“合乎”,他曰“违反”。一个“媳妇”头上有众多的“婆婆”,任何一位“婆婆”均可对“媳妇”发号施令,可一旦出了岔子,“婆婆”却“一推六二五”,“高高挂起”也!
“贴红的还是贴绿的,”想来是国人的“劣根性”之一直接苦果。几千年来,咱们是“人治”一贯制,长官意志高于法律。官云“贴红的”,民就赶紧去“贴红的,”官云“贴绿的”民也当然赶紧去“贴绿的”了。当然,如今虽已不是“朕即天下”,“王言即法”之年头,但“人治”之残余还是“余音袅袅,”“以权代法,以言代法”,至今还是某些人士的一种美事和癖好。当然,这里头还有个“法制素质”问题,“贴红”或“贴绿”法规本身不健全不科学,什么情状下该“贴红”什么情状下该“贴绿”没个准。政策成了“为我所用”的万花筒。更有那么一些人,按其“需要”和“理想”去设计和制定“贴红”“贴绿”政策,以渔其利。
人们常常赞美蜜蜂的世界。那是一个极有秩序的“理想社会。”诸如蜂王、雄蜂、工蜂等等的各种蜂种,均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有条不紊地工作,效率极高。蜜蜂的世界如此,人类社会为什么不能这样?我们的社会呼唤法治和秩序。
看来,切切实实整治和夷除“贴红的还是贴绿的”这码事儿,不能不早日提到咱们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了。当然,这并非朝夕之事,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以愚之见,首先不断完善和健全“贴红”“贴绿”的法制法规,力求做到有章可循,依“法”而“贴”;二是严肃法纪政纪,严惩“以法谋私”“以法牟利”的“婆婆”;三是咱们的“媳妇”们的腰杆要“硬”些,依“法”办事,该“贴红”就“贴红”,该“贴绿”就“贴绿”,决不因为“婆婆”的滥施“号令”而盲目顺从改变“贴”的颜色!果此“三昧”,便可望不再为“贴红”“贴绿”而搔头困惑击节喟叹了。
(原载于1990年3月14日《汕头特区报》)
“翻派人物”
“翻手作云覆手雨”,这是当年杜甫为那反复无常,玩弄伎俩的一类小人所作的“素描”。大凡世上万物须应有其雅号,姑且呼这类人曰“翻派人物”罢。
“翻派人物”在吾国可谓源远流长。远些,有杰出的舌辩家张仪,“翻”来“覆”去,“六百里”给成了“六里”,可怜那楚怀王给气的七窍冒烟。近些呢,有李林甫、秦桧、严嵩者辈,“翻”,“覆”起来,令人咋舌。
然而我最佩服其“翻”法的还是一位洋家伙——17世纪初俄罗斯王公叔伊斯基。1604年,俄国发生了著名的“真假沙皇”事件,一个冒牌的季米特里王子(真正的芏子季米特里早在5年前病死)在波兰国王的支持下带着军队进发莫斯科。这位“叔氏”一看情势危急,便推倒五年前自己所做的季米特里王子病死的证词和结论,一口咬定当年的季米特里王子是假死,今天还活着。他这一“翻”,真沙皇当然要众叛亲离一命呜呼啦,于是假沙皇顺利夺位,正式加冕当了皇帝。第二年假沙皇原形毕露为市民所杀,这叔伊斯基立即又宣布刚被打死的是假沙皇,为表明这一回是千真万确,还特地将真的季米特里的骨灰移到莫斯科的教堂里,他自己于是也就被拥上沙皇的宝座。
叔伊斯基可说是“翻派人物”的典范。翻来覆去,总是那样堂而皇之自然大方。这样的变幻无常,就连72变的孙猴子也要瞠乎其后。
唯我是“翻”,是“翻派人物”的人生哲学。只要于我有利,怎么“翻”也没有错过。盖因以“自我需要”为中心,一切都是“相对”的:“彼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比如“六百里”或“六里”呀,“王子死了”呀或“王子还活着”呀,皆属取决于“自我需要”的“因变量”。
死皮赖脸,是“翻派人物”的共同特征。要“翻”,就得违背良心和道德,就要陷于身边那一片骂娘声和唾啐声中。操此“业”者没有那又厚又麻的脸皮怎行?
见风使舵,是“翻派人物”的绝妙诀窍。识时务者为俊杰,审时度势真君子,时机未到切莫“翻”,条件成熟赶紧“翻”,今时“翻”去得好处,来日“翻”回亦无妨!
我常为叔伊斯基设想。譬如此公坐上了沙皇宝座以后,倘若又出有一位假沙皇(冒牌的季米特里)率大军压境而来,此公会不会再度宣布真的季米特里王子还活于世呢?很可能,因为这太符合“翻派人物”的哲学和逻辑了。
历史不再荒唐,叔伊斯基之类“翻派人物”早已作古。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叔伊斯基”们并未绝了迹。先前的一位顶头上峰,与之一道工作,可出了点问题受了点指责,他便翻过脸去说此事与己无关,“划清了界限”。然而一旦坚持千下去获得成绩时,他又翻过来说我当初就一直这样主张的。这号“翻派人物”谁说少见?
遗憾的是,对这号新式的“翻派人物”,骂娘的人们只能望“翻”兴叹跺脚而已。他一不犯法,二不违纪,你能奈他何欤?当然,对这号人也不是真的丝毫没有办法,那就是;丁是丁,卵是卯,认真些!
(原栽于1991年1月17日《汕头特区报》)
草头王说
中国自古是“王”的天下,“王”的海洋。“王”者,君主或最高之爵位是也。皇帝是天底下至高无上的大“王”,皇帝之下还有若干小“王”。如周朝800诸侯,实乃“800大王”。大汉开国皇帝刘邦一口气就分封了22个同姓“王”。晋武帝呢,封得更厉害,有27个。
“王”在中国,一般是正统的,合法的,即经过朝廷正式审批备案的。然而还有非正统的不合法的,即朝廷不承认不“审批”不“备案”的,那就是“草头王”。比如那项羽,有了雄兵百万便自封为“西楚霸王”,自己做“王”还不过瘾,还要一口气封另外18位“英雄豪杰”共同为王。这些“王”,不需经“义帝”批准,也不受编制所囿,自己封自己批,属“草头王”。当然,这类“王”还有别的其他形式,如古书上常见的“山寨强人”之类。《西游记》中那些诸如“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之类的妖魔,旧时大大小小的军阀、流氓、土匪、地痞、恶霸的头头,皆可入为“草头王”这一档。京剧《沙家浜》中那个领着百号人几十条枪的胡传葵便自封为“忠义救国军”司令,也是正宗的“草头王”。从数量上考察,“草头王”较之正统的“王”不知要多若干倍。那道理也简单:世道是这样的乱哄哄,社稷是如此“无法无天”,只要有武力便可称霸做“王”,正如胡“司令”的那句唱词:“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
历史终于发展到了不是“家天下”,“王天下”而是人民掌管天下的共和国年代,公侯子爵式的、胡司令式的“草头王”算是不见了。不过,“打语录战”,“跳忠字舞”那阵子,这“草头王”又以新的形式出现于人间。三人可成立“联络处”,五人可成立“指挥部”,七八个人可成立“造反纵队”或“捅老底兵团”什么的,于是“总司令”、“总指挥”满天飞,“草头王”成了灾。其功能当然是“造反”,“革命”,批人斗人抓人打人砸机关,抢大印,搅个乾坤乱彻。做这些“王”凭的什么?凭胆识,“有胆就是草头王。”
说来幸运,今天改革盛世,真的难找到如“造反纵队司令”、“捅老底总指挥”之类的“草头王”了,不过,有些人还是在充当着这样或那样的“草头王”的角色。到车站办理装卸,得拜他,他让你“上”,你就得“上”,要你“下”,你就得“下”,不让你靠岸你就甭想靠!要靠,好吧,一切听老子的;公路行车,要看他的脸色,是扣是放,是责是罚,怎么责怎么罚,全凭他说了算;买汽油,购化肥,得求他,脸上得堆笑,态度得和霭,他说:“可以考虑”,则有两分希望,他说:“不行”就甭想;装电话,得“敬”他,他说要啥就要啥;找他盖公章吧,得小心翼翼不敢乱吭一声,当心“死火”或“送客”。更要善于观颜察色,他说累了饿了,你得设宴请茶,他说“研究研究”,你可得“烟酒烟酒”……如此这般人,何尝不是独霸一方作威作福的“草头王”?这等“芏爷”凭什么?怕是个“权”字,有权就是“草头王”。
“草头王”这玩艺是相当有韧性的。尽管有时皇帝官家要夷之灭之,然而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道理也甚简单:皇帝官家与大大小小的“草头王”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碰碰磕磕总是一家人。”奇怪的是,人民共和国大地上,形形式式的“草头王”居然也“兴乎焉”起来,这就要怪咱们本身了——是法制不健全,有滋生这类“草头王”的良好环境;二是咱们除“草头王”无力,往往是虚张声势,“雷声大雨点小”,动不到“真格”;三是“上有好声,下必有甚焉者矣”,上面“大草头王”身体力行,那就难怪下面“小草头王”要见贤思齐了。
忽闻今有入浩叹“办事难难于上青天”。是中国人素质低乎?中国事情棘手乎?中国百姓特别会叫苦乎?非也,想原因只有一个:“草头王”太多。
看来:“夷灭草头王”并不是一句过时、多余的口号。
(原载于1989年10月21日《海南日报》)
“说客”古今谈
人只要有嘴巴,就要说话;只要有会说话的人群,就会有善用语言说服对方并使之接受其意见的“说客”。
不晓得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怎么样,“说客”在咱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里是有“悠久历史”的。春秋时子产、曹刿、烛之武,战国时的苏秦、张仪等人士,都是名扬千古的说客。还有更多“名”不“扬”的,譬如当年老家的“猪客”、“牛客”,便是专门凭嘴巴为人家叫卖猪、牛的,经他之口,多窝囊的猪、牛也会变得“龙马精神”而被顾客所买。至于旧时专门为人穿针引线促成姑娘小伙“百年好事”的媒婆,那更是别具一格的说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