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新罗积极开展了对唐的文化交流，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形成了朝鲜半岛文化艺术的一个高峰，佛寺建筑也在新罗统一以后更为繁盛，创建了大量的寺刹，文献上留名的重要寺刹就达50余所，这些寺刹是统一新罗时代除宫殿建筑之外最主要的建设内容。其中，有构筑物残留至今的有：荣州浮石寺（676，遗留石坛、石塔、石灯、幢竿支柱）、庆州四天王寺（679，寺刹遗址、幢竿支柱）、庆州望德寺（684，寺刹遗址、幢竿支柱）、庆州甘山寺（722，寺刹遗址）、庆州佛国寺（752，石坛、石塔、浮屠、幢竿支柱）、庆州石窟庵（752，石窟、石塔）、庆州末方里寺（寺址、石坛）、庆州感恩寺（682，石塔、金堂遗址）、陕州海印寺（803，石塔、石灯）、东莱梵鱼寺（834，石塔、石灯）、求礼华严寺（754，石坛、石塔、石灯、四狮子塔、幢竿支柱）、大邱桐华寺（772，石塔）、顺川仙岩寺（石塔）、长兴宝林寺（870，石塔、石灯）、报恩法住寺（石灯、石莲池）、南原宝相寺（828，石塔、石灯）等。值得注意的是，如此众多的寺刹中，选址于山地的寺刹仅有海印寺、梵鱼寺、华严寺、桐华寺、仙岩寺、宝林寺、法住寺，可见山地寺刹在统一新罗时期所占的比例和后世相比是相对较小的。
统一新罗时期的佛教寺刹，受唐代佛教多元化的影响很大。在新罗统一的过程中，唐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唐代的文化对统一新罗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大批的新罗留学生和留学僧入唐求学、求法，对新罗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影响。通过留学僧们，中国的佛教进展也在统一新罗得到了及时的体现。佛教中的华严思想在新罗的流行就是代表性的例子。入唐求法的义湘与元晓，此二人对佛教在新罗的发展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功绩在于使佛教从王室走向了社会，广泛地为各阶层人士所接受。他们还发展了传自中国的华严思想，使之成为新罗社会主要的意识形态之一，直到8世纪之前华严思想仍在新罗佛教中占据统治地位。8世纪之后，中国佛教新的思潮涌动，大批前往中国的留学僧使得新罗迅速接受了当时在唐朝流行的禅宗、密教等多元化的佛教教义。留学僧们将这些新的思潮带入了新罗各个地域和各个阶层，促成了统一新罗佛教变革的热潮。而这一阶段寺刹配置的变化，正是这一变革热潮的体现。此外，信仰极乐世界的净土思想在统一新罗也比较流行，进而衍生出弥勒信仰、药师信仰、观音信仰等让人趋福避祸的思想；在统一新罗末期，密宗也在朝鲜半岛逐渐得到了发展，如庆尚南道的圆愿寺，就是一座密宗色彩浓厚的寺院（相传是由在中国受密宗秘法后回国的明朗法师创建）。
统一新罗时期佛教信仰的多元化发展，对当时的寺刹建筑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主要的变化是：统一新罗时期的佛寺不再仅仅是王权的象征和护国的寺刹，也逐步成为多阶层信众信仰依托的场所。反映到寺刹建筑上，最主要的变化之一是堂、塔之间的关系；之二是山林佛寺的萌芽和发展。
因应佛教教义和传播形式的变化，并受到唐代寺刹布局发展变化的影响，统一新罗时代的佛寺已经从以供奉佛舍利的塔为中心的堂塔式寺刹逐步转变为以供奉佛像的金堂为中心的双塔式伽蓝布局，而且塔的规模相对缩小。伽蓝配置开始以金堂为中心，金堂变成寺刹中规模最大的建筑，堂前左右立有规模比此前大为缩小的石塔，发展出所谓的“双塔式”伽蓝布局形态。
就迄今所知的资料来看，庆州的兴轮寺、四天王寺和望德寺是创建最早的双塔式伽蓝，而感恩寺、佛国寺、宝相寺则是比较典型的双塔式伽蓝的代表。双塔式伽蓝配置的特征是在南北向的轴线上依次配置寺门，其后东西两塔，其后金堂，再后讲堂，以回廊围合院落，形制比较规整，南北轴线明确，左右对称，金堂居中心位置，双塔配置在东西回廊间的四等分处。这样的双塔式伽蓝对地形的要求很高，因此主要集中在王京庆州一带的平原地带上。在差不多同一时期，日本的伽蓝配置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
作为平地佛寺的双塔式伽蓝在9世纪后仍然有所继承，但与8世纪典型的双塔式伽蓝相比，塔与金堂的关系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塔的功能和规模进一步萎缩，过渡性的例子如实相寺、涧月寺等。实相寺由在中国接受佛教新思想回国后的慈湘法师于826年创建，建成后成为庆州王室和贵族阶层的愿寺。实相寺虽然仍釆用了一塔一金堂的形式，但金堂的规模则远较此前者为大，塔的规模则大为减小。金堂台基面阔约30m，而7世纪或者8世纪的典型的堂塔式伽蓝金堂的台基普遍宽在20m以内。位于庆尚南道蔚州的涧月寺金堂前面虽然也立有双塔，但金堂和双塔间的距离比较远（约34m），双塔间的距离也扩大了（约50m），而8世纪典型的双塔式配置金堂与塔的距离一般不超过10m，而且就算在比较大的寺刹中双塔间的距离也不超过30m。从这些过渡性的实例中可以看出，统一新罗末期寺刹中塔的形制本身虽然基本如旧，但是塔与塔、塔与金堂的配置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
9世纪以后，统一新罗佛寺中釆用更多的布局形式是：伽蓝中只建一塔，塔的规模进一步缩小，甚至成为象征性的小型石雕；并且塔不再被置于伽蓝中心地带，而是根据实际地形配置在金堂的侧面、后面等。发生这种变化的早期例子如位于庆州市岩谷洞高善寺。该寺据传是由元晓所创，在总体布局上金堂与塔各成一院，互相独立。这意味着塔和堂已经是相互独立的仪式空间，而此前的寺刹中金堂和塔总是位于同一院落空间中的。
统一新罗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而且已经进行了考古调查或发掘的佛寺遗址有四天王寺、感恩寺、佛国寺等。
3.1.4.1四天王寺遗址
统一新罗时期创建的双塔式平地伽蓝的代表之一如庆州四天王寺。该寺位于庆州狼山南麓之下，创建于统一新罗初期文武王十九年（679）。新罗人认为，佛教中的四天王庇佑他们“统一”了朝鲜半岛并成功驱逐了唐朝的军队，故营造此寺以起到护国镇灾的作用。考古调查已发掘出寺门、双塔、金堂、左右经楼的遗址。从金堂后并列左右经楼的做法，可以看出四天王寺仍然带有些一塔式伽蓝的余响，属于过渡期的折衷做法。日本奈良药师寺的布局形态也属此类。四天王寺的讲堂遗址已经湮没，金堂遗址尚留有柱础，排列整齐，日本人藤岛亥次郎在经过实地测量后，推测营建当时使用的是唐尺。金堂面阔5间约60唐尺、进深3间约39唐尺。础石经过精细的加工，地面以上部分为边长2.48唐尺的正方形，其上有分为两段的圆形柱座，这是统一新罗建筑中常见的柱础做法。堂前的双塔均为木塔，建在边长约5尺的正方形土坛之上，留存有7个檐柱础以及1个塔心柱础，可以推测当时的塔首层为每面3间，面阔约21.2唐尺，可见在双塔式伽蓝发展的初期，塔的规模仍不算小。
3.1.4.2感恩寺遗址
感恩寺遗址位于庆州月城阳北面龙堂里，由文武王之子神武王为纪念其父外御强敌的功绩而创建于神武王二年（682）。1959年进行了发掘调查。寺刹总平面接近正方形，为双塔一金堂式伽蓝，具有严整的中轴线和对称的布局。中部为金堂，堂前东西各建有三层石塔一一这里已经不再使用以前常用的木塔，而是用了石塔。当然，这可以看做是过渡阶段的作品，因为石塔还存在较明显的模仿木结构建筑的痕迹。金堂建在双重台基之上，四面均有石阶。根据柱础来看，金堂面阔5间约15m、进深4间约9m，地板的构造比较特殊，不再如以往那样以砖墁地，而是以石条架空，上铺石板，可能是后世温突的雏形，与百济弥勒寺的地棚有类似之处。在地棚下的石条上发现有太极形象的雕刻，说明当时太极阴阳的观念已经传入朝鲜半岛，这是迄今为止朝鲜半岛发现的最早的太极图形象。
3.1.4.3佛国寺
佛国寺位于庆州外东面吐含山山腰风景秀丽的山林中，是统一新罗双塔式伽蓝的代表作，也是朝鲜半岛现存最重要的寺刹之一。该寺创建于法兴王二十七年（536），景德王十年（752）完全重建。《佛国寺历代记》载：“景德王十年重建……佛国寺云梯宝塔镂石之功，东都诸刹未有加也。”同文献还记载，重建后佛国寺有大小建筑90余座，可惜都在壬辰倭乱时毁于兵火，仅石造物得以留存，即今日可见之上下两层的石台基、石桥、东西石塔、石灯、台基、幢竿支柱等。目前所见之佛国寺是1923年整修后的结果，建筑形象虽然可能大异于新罗时代，但金堂院的平面布局基本未变，仍维持了统一新罗时双塔式伽蓝布局的特征。
佛国寺是法华思想和净土信仰相结合的产物，总体布局象征着法华经中所描述的多宝如来的佛国世界。全寺以金堂院为中心，西为以极乐殿为中心的象征西方净土的西院，东侧为供奉释迦牟尼的大雄殿院。在大雄殿院和极乐殿院后部的台地上，建有观音殿院和毗卢殿院。整体布局利用地形高差，形成了以金堂院为主、其他院为从的格局。
金堂正面石坛中央的突出部建有青云桥、白云桥两座旱桥；石坛东西两端突出翼廊，形成对称的正面形象。石桥和石坛的砌筑手法古拙而精美，以石构件模仿出木构的地台石、栏板、栏杆、望柱等，桥面踏步石隐刻有莲瓣形状，而且以桥代替台阶的构思颇有创意，反映着统一新罗新罗文化的精神气质。特别是作为右经楼的泛影楼，最前方两柱架空于由石条构成的仿木台拱之上，尤为独特。
佛国寺金堂院中值得注意的是，大雄宝殿前的东西双塔在形象上是不对称的。西侧的释迦塔是常见的百济系石塔的形象，而东侧的多宝塔则是由非常复杂的形式组合而成的新塔形。两塔比例优美，加工精细，是朝鲜半岛众多石塔中出类拔萃的杰作。
从这些石造遗物中可以看出，当时设计者试图佛国净土的虔诚和狂热，以及匠人们出众的艺术想象和创造能力。
在佛国寺一座寺院中容纳了众多的内容，如华严思想、观音信仰、净土信仰等，正是8世纪中叶统一新罗的佛教中多样的思想和信仰形态的反映。特别是利用山形地势形成了不同的空间秩序，这些复杂的空间处理方式与此前的寺刹如四天王寺、感恩寺等相对单纯的空间比起来是一大转变，这也是佛国寺在朝鲜半岛佛寺建筑史中的特殊意义。
3.2统一新罗后期山林佛寺的萌芽
中国早在东晋时代起，在长江中下游的江陵、庐山、预章、寿春、会稽等地，出现了一批以山林佛寺为主体的地方佛教中心。南北朝佛寺的差异，大致表现在北朝佛寺的布局较为规整，以塔、殿居中者为多；南朝佛寺则发展出山林佛寺的特点，因地制宜，布局相对自由，“佛寺内除中院外，又设立众多‘别院’，是南朝大型佛寺布局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按主体建筑（塔、殿）所在的院洛，称为‘中院’，其余的院洛则称为‘别院’……寺内建筑物布局自由，是南朝佛寺的另一特点。承东晋遗绪，南朝立寺亦多选择山川形胜之处。佛寺的布局，由于受地形条件限制，沿中轴线布列建筑物及塔、殿居中设置等布局方式便不适用了。当然其中也不排除社会风气与审美价值观念的影响”。
从前述的新罗诸寺刹可以看出，直到统一新罗前期，朝鲜半岛的寺刹建筑主要是受北朝的影响。而统一新罗后期，朝鲜半岛的佛寺建筑中逐渐产生了与中国南方山林佛寺转型相一致的趋向。这种转型的政治背景，9世纪以后新罗王室的王权逐渐衰弱，贵族和地方势力抬头，因此地方豪族得以发展自己的势力圈并试图将佛教从国家主导变为地方主导，而且因为有意识地要摆脱王室的控制，在审美趣味和建筑形式等各方面都积极地进行了变革。这种变化不仅仅在寺刹建筑中发生，在其他建筑类型如住宅中也得到了反映。另一方面，8世纪以前寺刹建造的出资者大多为王室或者贵族，而随着密宗和禅宗传入朝鲜半岛并逐渐流行，修行方法中自省内观的部分变得更为重要，佛教寺刹的选址逐渐向远离城市的山川中转移，如太白山、金刚山、伽耶山、智异山等深山中。禅宗僧侣一则出于修身坐禅的需要，寻求远离闹市红尘的静修之所；二则禅僧强调不再向王室和贵族乞求建寺的资金，要求以自力更生的方式来建寺。而当时的耕地多为贵族所有，因此这些新的寺刹必须寻求新的场所。禅僧们来到远离经济中心的地方清修，寺院随之扩展到深山溪谷之中。没有了王室和贵族的财力支持，这些新的非王室的寺刹当然与庆州周边的寺刹有所不同，变得俭朴而素静。例如，禅宗在统一新罗最初的传法者如道义，在向王室宣扬自己的思想受挫后，远赴江原道的英阳郡群山中隐居，隐居之地后来发展成为真善寺。道义等追求的是佛教新思想，所以寺刹布局当然也力求和以往的不同，真善寺遗址正反映了这样的趋势，轴线对称不再是追求，寺刹建设主要根据实际地形、财力物力以及宗教仪式的需要进行。
推动寺刹离开城市进入深山的因素，还有华严思想的盛行。当时中国华严宗系统的寺刹摆脱了双塔式布局的藩篱，根据地形条件配置建筑，形态与由回廊环绕形成院落的平地型寺刹有了很大差异。去中国的留学僧回到朝鲜半岛后创建了许多华严系统的寺院，共同点是依附名山作为信仰的道场，慈藏创建的通度寺、真表创建的金山寺与法住寺等就是其中的代表。现在通度寺仍然保留着的金刚戒坛、法住寺的双狮子石灯与石造莲池、金山寺的幢杆支柱，便是当年深山造寺“运动”的见证。
随着统一新罗末期禅宗和华严宗的影响逐步扩大，给伽蓝形态带来的另一变化是塔的重要性进一步被削弱，实例之一如江原道英阳郡的善林院。该寺的遗址至今仍然人迹罕至，位于倾斜的山坡地上。寺中有两座佛殿，各带一座石塔在其前部，塔的规模大为缩小，表明9世纪之后，双塔式的伽蓝构成模式逐渐被抛弃，转而开始发展山林佛寺。平地寺刹规整的形态因适应山地地形而被打破，寺刹布局开始变得灵活，佛塔的地位进一步弱化，而且配置形态也根据地形变化多端，代表性的例子如智异山华严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