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为梵语Stupa的意译，其本源为供奉佛舍利以便信徒膜拜的构筑物。佛陀住世时，佛教场所以佛陀为中心；佛陀涅槃后，佛教场所以如来即塔为中心，这是原始佛教、部派佛教时期的普遍现象。大乘佛教出现后，虽然以供奉佛像为主流，但佛塔在佛寺中始终保有重要地位。佛塔随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当时已经比较成熟的楼阁式建筑相结合，发展出独特的中国式佛塔，Stupa的残留影响只在塔刹以及作为僧人墓塔的浮屠中得到曲折的反映。就佛塔而言，在中国以楼阁式和密檐式为最普遍的两种形制。由于朝鲜半岛接受的佛教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因此其佛塔的根源为中国楼阁式塔。密檐式塔在中国出现相对较晚，因此在佛教东渐朝鲜半岛的初期，以楼阁式塔的影响为主；而密檐式塔只在辽、元时期对高丽的佛塔产生过一些局部的影响。
佛教初传朝鲜半岛，约在公元4世纪。当时中国楼阁式木塔的形式和技术，已发展得比较成熟，因此一并为朝鲜半岛所接受。高句丽平壤时期、百济和新罗的主要寺刹均建有楼阁式木塔，有的规模还相当之大，堪与中国比肩，如庆州皇龙寺木塔。但是，木塔的建造需要非常复杂的技术，需要动用大量的财力人力，而且容易被火灾和地震毁坏，因此百济、新罗末期，在对中国楼阁式木塔进行形制简化和规模缩小的基础上，开始以石材代替木材，对中国楼阁式木塔进行写意，发展出具有朝鲜半岛特点的石塔。这些特点主要包括较小的规模、没有塔内空间、不能登临、独特的造型表现等。到统一新罗时期，石塔的建造技艺和艺术形式均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准，远胜此后的高丽和朝鲜时期。当然，出于传统的惯性，楼阁式木塔仍然一直被看做是最高形式的佛塔，因此有经济和技术能力的王室大刹，仍然采用木塔。高丽中期以后，战乱频仍；朝鲜以儒立国，基本排斥佛教，木塔均无发展，建造技术退化，基本上销声匿迹。因此，朝鲜半岛留存至今的佛塔，基本上都是小规模的石塔；而作为僧人墓塔的浮屠，则始终为覆钵式小石塔的形式。
故而，朝鲜半岛佛塔的发展，大致可分为木塔时期、木石塔并行时期、石塔时期三个大的阶段，分别对应着王室佛教时期、禅教并立时期、山僧佛教时期。自4世纪佛教初传到统一新罗初期，以皇龙寺木塔的建造为顶峰，约300年间是木塔时期。这一时期出于对中国楼阁式塔的严格仿造，朝鲜半岛各主要寺刹中以木塔为主流。而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出现了石塔的萌芽，其代表为百济弥勒寺东、西塔院的石塔。统一新罗中期至高丽初期，为木石塔并行的时代，重要的寺刹仍然采用木塔而其他小规模的寺庙则采用石塔，木塔建造技术并无进步但石塔的造型艺术得到发展；而且石塔的造型中仍然保留有模仿木塔的痕迹。高丽中期以后为石塔的时代，由于国力凋敝、战祸频生，再也无力建造大规模的木塔，木塔基本上销声匿迹。只是出于对此前堂塔式伽蓝传统的顽强坚持，朝鲜半岛寺刹的主殿前始终设塔，只不过在石塔时代，这些塔的规模缩小到象征性的程度，基本上是简化后的楼阁式塔或辽、元密檐塔的微缩模型；更由于世事动荡、佛教教义和地位的多变，石塔时代佛塔的造型艺术并未得安定的发展和积淀，加工粗糙，形象缺乏自信，水平远逊于统一新罗时期。
4.1朝鲜半岛的木塔
木塔时代的木塔
自4世纪佛法初传到统一新罗初期，约300年间朝鲜半岛佛塔的主流是模仿中国早期的楼阁式塔（日本和韩国学界一般认为，朝鲜半岛石塔的出现，是在公元600年前后，即“三国时代”末期），因此这一时间段在本书中被定义为木塔时代。
佛教传入朝鲜半岛，是在朝鲜半岛历史上的三国时代。所以三国时代之前，这一地域不大可能有佛塔的出现。高句丽之佛教传入，较百济、新罗为早。《三国遗事》“塔像条”中有“辽东城育王寺起木塔七重”的记载，朝鲜半岛学者以之为迄今为止发现的关于朝鲜半岛木塔的最早文字记录，但事实上该寺位于今日中国之境内。高句丽政权活动的重心扩展到朝鲜半岛，是在427年迁都平壤之后。从文献记录和已发掘调查的寺刹遗址如平壤周边的清岩里寺址（金刚寺）、上五里寺址、定陵寺遗址等来看，平壤时期高句丽寺刹仍处在中国早期立塔为寺的阶段，而且塔为木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遗址中的木塔平面基本上均为八角形，由于大陆北方这一时期木塔的资料缺乏，因此难以通过比对而阐明这种八角形木塔形制的来源，但是金刚寺、定陵寺、上五里寺址的中心建筑均为八角形塔，恐非巧合，也许可以反推中国魏晋及北魏时期寺刹的某些特点。
定陵寺址中八角形平面遗址的边长为7.3m，直径17.6m，从遗址上看，其东、南、西、北各面均有一门。平壤附近清岩里寺址整体布局以八角形木塔为中心。八角形平面遗址的边长约10.2m，四边有门，这是木塔区别于此后朝鲜半岛石塔的重要特点，说明木塔有室内空间可用。至于能否登临，可与中国的塔比对：能登临的塔为中国之独创，但中国佛塔出现之初，受印度传统的局限，并无登临之功能，据推测在公元6世纪前后，才发展出可登临之塔，因此高句丽的这些木塔，应该不能登临。参照日本木塔的情况，一般只在首层设佛龛而不能登临其上，这种形制来源于百济，而百济佛教最初源自高句丽，也许可以推测，高句丽的木塔也只是在首层设室内礼佛空间。再结合下文对百济、新图资料L源壤清岩里八角木塔平面实罗、高丽、朝鲜佛塔的讨论，可以说朝鲜半岛始终就没有出灵太后幸永宁寺，躬登九层浮图”；而登砖石塔的最早记录，为木塔时期百济的木塔以军守里寺址、金刚寺址、弥勒寺中院中的木塔为代表。据考古发掘调查的结果，军守里木塔遗址的平面呈方形，边长13.8m，规模是相当大的。在塔基正中心深约1.8m的地层中发现有方形的垫柱石，可以推知塔的结构形式为中心柱式。金刚寺木塔遗址平面也为方形，也使用了中心刹柱，埋在塔基中心下的垫柱石以一天然石块简单加工后制成，直径约2m，中央凿有一直径约1.2m、深达66cm的圆孔，用来固定木塔的中心柱。由此还可以推测，当时木塔并无类似中国的地宫构造，镇塔宝物可能就藏在这个同时用来固定中心柱的圆孔中。其他已发现的百济木塔遗址如扶苏山废寺遗址、扶余定陵寺址中的木塔遗迹。这些百济木塔的共同特点是平面均为正方形，与中国唐及以前的木塔相同。
新罗佛教得到较大发展之际，正值新罗与唐积极密切关系之时，因此新罗的佛塔直接引入了唐塔的形制，而彼时唐代盛行方形平面的砖塔，但因当时新罗并不能产砖，所以用打磨整齐的石块代替砖来建造唐代风格砖塔，形成所谓的“模砖石塔”。但是，模砖石塔的建造毕竟费工费时，所以只流行了较短一段时间又迅速被传统的木塔取代。新罗时代所建木塔的具体数量无从知晓，文献上和经过发掘调查确认的遗迹数量，据金正守的统计共有12处，其中包括著名的皇龙寺木塔（645）、兴轮寺木塔、天柱寺木塔、灵庙寺木塔、四天王寺木塔（679）、望德寺木塔（685）、普门寺木塔、庆州九皇里木塔等，而且直到统一新罗末期的9世纪，地方上的豪族和禅僧，仍然以佛塔为礼拜对象，持续建造了相当数量的木塔，如太华寺木塔、启林寺木塔、成州寺木塔等。但是因年代旧远，大多数木塔的遗迹都已经湮没无迹。已经发现、确认了遗迹并进行了考古调查的朝鲜半岛早期木塔遗址有百济弥勒寺中院木塔、新罗皇龙寺木塔、四天王寺木塔、望德寺木塔等。
4.1.1.1百济弥勒寺中院木塔
弥勒寺为百济末期建造的大刹，分东、中、西二院。中院以木塔为核心，木塔遗址现存部分台基，砌筑方法与东、西塔院中石塔的台基并无二致，只是规模更大，边长约18.5m，几乎是石塔（台基边长10.4m）的两倍。朝鲜半岛学者据此推测木塔的高度约为石塔的两倍。不幸的是，包括该塔在内的百济木塔至今连构件残骸也没有发现过，也许日本法隆寺的木塔可资比照，粗略地想象当年弥勒寺木塔等百济木塔的形象。
4.1.1.2新罗庆州皇龙寺木塔
新罗的木塔以位于庆州的皇龙寺九层塔为代表，该塔不仅仅为新罗各塔之冠，也是朝鲜半岛历史上最为宏伟的构筑物之一。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该塔创建于公元645年，在当时的庆州理所当然地成为随处可以仰视的标志性建筑，后来屡经修缮和重建，最后毁于13世纪与蒙古人的战争中。
根据《三国遗事》的记述，皇龙寺木塔仅塔刹就高42尺、塔身连同塔基高183尺，总高达225尺（80余米）。1976年始，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发掘调查，证实其平面为方形，台基部分边长为29.1m，台基上两边柱心距离即通面阔约为22.2m，每面分为7个开间。该塔遗址上的础石保存依然较完整，因而可以推断出首层柱网的排列情况。塔基正中心有一处夯土台残迹（现已毁），当是起中心柱作用的塔芯，与中国洛阳永宁寺塔的结构颇为类似。但是，因为该塔是失火被焚的，所以遗址内并无其他木构件发现，给塔的复原设计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庆州皇龙寺九层塔是为供奉佛舍利而建，藏有舍利的金函已出土。金函的表面铭文简单地记载了当时建塔的过程：当时新罗没有能建造如此巨构的匠人，因此新罗王室只得以大量金银绸缎为代价从百济聘请了称为“阿非知”的匠人为“大匠”，统领200余名“小匠”建造了此塔。这里“大匠”一称颇值得注意。中国自秦代开始采用“将作大匠”的名称，经汉至隋、唐也有此职，作为国家级土木建筑工程的技术主管，也曾用过“将作监”等称谓。古代日本也有称作“大匠”的官职，可见中国的工官制度也曾对百济、新罗、日本产生过影响。
4.1.1.3四天王寺与望德寺木塔
已经发掘的新罗木塔遗址还有四天王寺双塔、望德寺双塔。各塔的平面皆为方形，每面三开间，规模都比较小。塔基中心都有塔心柱的痕迹，形制大同小异，所异者只是垫柱石的平面有的为四边形（四天王寺），有的为八边形（望德寺）。四天王寺双塔均建在正方形土坛之上，东塔的基础之上还留存有7个柱础以及塔心柱础，可以推测其首层每面3间，面阔约为21.2唐尺。
4.1.2木、石塔并行时代的木塔
统一新罗中期至高丽初期，在本书中被定义为木、石塔并行的阶段。虽然石塔已经在木塔时代的晚期发展出来，而且木塔建造的技术要求较高且容易毁坏，但在重要的寺刹中仍然采用木塔，尤其是高丽初期，为了彰显王权的威严和对佛教的支持，与王室相关的大刹，基本上都采用木塔作为核心建筑。石塔的造型艺术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其造型中仍然保留有模仿木塔的痕迹。
统一新罗时期，朝鲜半岛特色的石塔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统一新罗虽然拥有朝鲜半岛南部（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大同江以北为渤海国疆域），但唐代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王京庆州一带，而原百济的领域内（今扶余地区），百济文化仍然得到延续与发展，并影响到统一新罗的其他地区，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石塔上。后世常提及之“百济系”石塔，究其实主要是在统一新罗时代的扶余地区发展起来，其黄金时期并非在百济时期（自石塔最早的作品一弥勒寺石塔的出现到百济国亡，最多不过60年）。写意般地模仿中国楼阁寺木塔的石塔比较适应统一新罗寺刹大量建造的需要，因此迅速得到普及，并成为此后朝鲜半岛寺刹佛塔的主流。
木、石塔并行时代，木塔地位虽仍然很重要，但因建造不易，其数量比石塔要少得多，而且主要集中在与王室相关的“愿刹”中。统一新罗时期的木塔建造，已知的主要集中在初期，中后期的木塔则缺乏资料。到了高丽初期，文献记录和遗址发掘证实的木塔则大量出现。高丽太祖在看到皇龙寺木塔的雄壮景象后，在自己的王都开京建造了七层木塔、在平壤建造了九层木塔。高丽初期著名的木塔如开京中兴寺九层塔、真观寺九层塔、演福寺五层塔、中观寺塔、金刚寺塔、南原万福寺五层塔、兴王寺双塔、开国寺木塔、重光寺木塔、旻天寺木塔、普通院木塔、万福寺木塔等。从寺刹布局的发展史来看，凡有木塔的寺刹，基本上继承了三国时期以塔为中心的平地型寺刹布局方式，而且木塔平面多为方形。高丽中后期饱经战患，木塔的建造几乎停滞；到了朝鲜时期，佛教大衰，寺刹中塔的规模进一步萎缩，更谈不上大量建造木塔这样复杂易毁的结构，留存至今的双峰寺大雄殿、法住寺捌相殿，实为特例（见下文）。木、石塔并行时期的木塔例子如兴王寺木塔、演福寺木塔、万福寺木塔等，略述如下。
4.1.2.1高丽兴王寺木塔
朝鲜半岛考古界对座落在京畿道开丰郡德水县的兴王寺双塔的研究工作做得比较详尽。该寺始建于1056年，是座规模宏大的寺刹，前后用了12年才完工。考古调查和实测资料表明，金堂之前立有两座对称的木塔，塔中心距离为63.5m，各塔台基为边长约为5.7m的八边形，台基完整时高约1.5m，迄今阶条石等依然保存完好。从础石的排列来看，每面只有一个开间。推测这两座木塔可能借鉴了宋或辽的佛塔样式。
4.1.2.2高丽演福寺木塔
演福寺原名广通普济寺，是高丽太祖在开京建造的“十刹”之一。《高丽图经》记载，该寺的五层木塔高约200尺，显然有夸张的成分。高丽时代末期、朝鲜时代初期改建时的记载表明此塔“横纵六楹”、“各面五间”、高五层。朝鲜初期所撰《演福寺重创记》云：“自旧址釆木石，坚固基础，四方五间甚阔，五檐覆以扁石，金碧彩画甚为雄壮。其上奉舍利及大藏经，下奉毗虏肖像。”较之皇龙寺九层塔（面阔七间、台基边长72.8尺），以及现存的法住寺捌相殿（面阔五间，台基边长37尺，总高80尺），如果记载属实，那么这一木塔都是相当高大的。
4.1.2.3高丽万福寺木塔
万福寺位于全罗北道南原市麒麟山下的平地上，仍属于平地型寺刹布局。据《东国舆地览胜》记载，该寺创建于高丽文宗（1064—1083）时期。全寺以木塔为中心展开，塔基为边长约13m的正方形，石筑，根据其上遗留的础石推测，每面阔5间、通面阔9m有余，柱间距约1.8m，规模仍然不小，反映了高丽初期王室佛寺对中国早期寺刹布局和木塔形制的坚持。
4.1.3石塔时代木塔的余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