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石塔的造型是统一新罗与百济石塔细部手法的混合，其共通的特征是基座由两层构成，塔身由整块石制成，屋盖承托石刻出四层或三层叠涩，但厚度更薄，屋檐起翘平缓。比较典型的例子如无量寺五层石塔（10世纪）、普愿寺五层石塔（10世纪）、金山寺五层石塔（10世纪）、玄化寺七层石塔等。普愿寺五层石塔细部体现出统一新罗形式的特征，基座由两层构成，下层各面浮刻有狮子像作为装饰，上层每面各刻二尊八部神像，二层以上塔身由一整块石制成，而屋盖石出檐深远，起翘较高，体现的则是百济石塔的意趣。
4.特殊形式石塔
除了继承或折衷新罗、百济的石塔形式以外，高丽时期亦吸收了一些宋、辽、元的佛塔形式而产生了一些特殊形制的塔。这些塔多为特殊场合和条件下产生的特例，并无多少普遍性。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辽）密檐塔的模仿，一类是各种造塔元素的随机组合。
密檐式石塔的例子如月精寺八角九层石塔。其基座、塔身和各层屋盖均为八角形，基座刻有壶门并装饰以莲花纹。一层塔身四正面刻有龛室。塔身低矮且各层逐渐收分，类似于辽的密檐塔的微缩版，塔刹部分占全塔高度的比例很大，约为三分之一。
变形式石塔则比较自由地折衷和糅合各时期、各地的造塔语汇，根据寺刹或工匠的意图进行组合，代表性的例子如神福寺三层石塔（11世纪）、汉城泓济洞五层石塔（1045）等。神福寺三层石塔的基座综合采用了覆莲座、须弥座等手法，显得华丽精巧，各层塔身高度和平面大小不规则递减，屋盖石厚度很大而檐角起翘较高，塔刹采用了浮屠塔的形式。整塔形式上有所创新，但失之于繁琐，造型艺术水平反而不如百济或新罗的石塔。
4.2.3石塔时代的石塔
按本书的区划，高丽中期以后为朝鲜半岛佛塔建造的石塔的时代。经高丽初期短暂的繁盛后，木塔这一在中国早已不是主流的佛塔形式终于也被朝鲜半岛放弃，自高丽中期进入了以石塔为主流的时代。自此，虽然高丽王朝以佛教立国，但佛寺中主要釆用石塔；而且由于寺刹建筑从平地型为主转变为以山地型寺刹为主流；礼拜的对象也从佛塔转为佛像，使得佛塔不再居寺刹的中心地位，只是殿前立塔的做法仍然保留下来。高丽中期以来的石塔，其总体的特征是失去了新罗石塔的刚健风格，同时过度地夸张了百济系石塔的轻巧感，塔的规模变得更小，塔檐下叠涩部分变薄，檐角起翘更高。本来高丽初期的石塔受当时中国文化的影响已经开始出现多边形塔，高丽中、后期以来，由于政治和军事原因，社会上受宋、辽、元的影响以及密宗的发展，更是催生了多边形塔和一些形制特殊的石塔。
4.2.3.1高丽中期石塔
高丽中期，政治已不能自主，反映到石塔的形式中，就是比较“纯粹”的统一新罗和百济风格的塔造得较少，而折衷形式的石塔繁盛起来，逐渐形成了一些杂糅了当时中国元代佛塔细节的新手法。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石塔的变化是塔身比例更显高峻，屋盖支撑石进一步弱化变薄变小，台基部分更趋简化。屋盖的曲线柔和、基座与塔身部分的精巧雕刻、各层塔身比例的韵律感等，都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这时的石塔虽然其基座仍由二层构成，但各层的比例关系则比较自由，省略了撑柱及壶门，上、下甲石的端部变成柔和的圆弧形，往往装饰以莲花纹使得基座部分的装饰增多而变得类似于佛像的基座。基座与一层塔身间以一方形石块相隔。屋盖更为厚重，起翘比较轻快，而且檐边不再如以前是直线折角，转变为柔和的圆弧。这类石塔的代表如开城南溪院七层石塔、江陵正东津里三层石塔、义洲公园七层石塔、佛日寺五层石塔等。
南溪院七层石塔位于开城德岩里南溪院遗址，后被移建到韩国中央博物院。基座由二层构成，其上置七层塔。塔身石与屋盖由一整石制成，第二层塔身以上各层收分减缓。屋盖下的叠涩刻出三重，屋盖的曲线与统一新罗石塔和百济石塔均有所不同，更为圆和优雅，但整体艺术形象则远逊于它们。
4.2.3.2高丽后期石塔
高丽后期的石塔比起高丽中期的石塔，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只不过基座部分所占的比例更高但平面规模更小，各层塔身收分更缓，塔整体比例更显细长。而且因国势进一步衰微，以往那种质朴、康健、古拙的气质已日趋黯淡，高丽石塔自身的特色也渐渐泯没，外来因素杂乱无章的堆砌时常可见。能反映这一时期特色的石塔如洪川希望里三层石塔（11世纪）、泉谷寺七层石塔（13世纪）、公州麻谷寺五层石塔、敬天寺十层塔（1348）等。
麻谷寺五层石塔整体细长高峻，塔刹做成形制完整但比例缩小的喇嘛塔（用青铜制成）。屋盖形式造型水平较差，全无此前石塔的风采。敬天寺十层塔明显受到喇嘛教佛塔的影响，由大理石制成，三重基座的平面为亚字形，上立七重方形平面的塔身，故称十层塔。基座各层和塔身各层均模仿木结构的殿堂，屋檐、斗拱、平座栏杆等均刻画得很细致。
高丽时期也建了一些模砖塔，规模一般较石塔为大。如麵州神勒寺五层砖塔。砖塔建于二层的石造台基之上，形制类同于西安的大小雁塔，但更为简单。
4.2.3.3朝鲜时期的石塔
朝鲜时期佛教衰微，因此建塔之风，远逊前朝。寺刹建造活动减少，少量建造的新塔只是继承高丽时期的石塔样式，并无显著的转变，而且造型艺术表现也继续平平，远不及百济和新罗时期。唯受多元化的外来影响，偶然出现过一些形制怪异的作品。目前留存的有圆觉寺遗址十层塔、麵州神勒寺多层石塔、金刚山榆占寺九层石塔、裝阳洛山寺七层石塔等。
骊州神勒寺多层石塔可看做朝鲜时代常见石塔的代表。基座部分在全塔高度和体积中所占比例较高丽时代为大，束腰较高，取消了隅柱和撑柱，面石上一般雕刻有波涛纹、莲花纹等。屋盖石和其下的叠涩部分进一步弱化，屋檐起翘变小，而且塔的规模进一步缩小。圆觉寺十层塔建于世祖十二年（1467），全塔由白色大理石建成，明显模仿了高丽时代的敬天寺十层塔，只是细部雕刻手法有所区别。洛山寺七层石塔建于1468年，是一般石塔形式的变体，塔基座釆用了覆莲形式。塔刹部分的相轮明显受到过喇嘛覆钵式塔的影响。
总之，可以认为朝鲜时代新造的石塔是高丽时期石塔的进一步小型化、简单化的结果，而且造型艺术水准已无可称道。
4.3朝鲜半岛的浮屠
根据佛教规仪，信徒死后应火化（茶毗），普通比丘的骨灰择地而葬，而大德们的骨灰则安置在浮屠中供奉。朝鲜半岛所称的浮屠，专指安置高僧遗骨或者舍利的舍利塔。虽然佛教在朝鲜半岛始传自4世纪，但作为僧人墓塔的浮屠出现得却相当之晚，约略在统一新罗后期的9世纪左右才开始塔葬，可能是与9世纪左右禅宗的传入有直接的关系。禅宗系统的僧人出于法统传承和门派维护的需要，非常重视法统内的传承关系，先师的墓塔因而得到高度的重视，导致了朝鲜半岛浮屠的出现。
朝鲜半岛最初的浮屠直接仿自唐代僧人墓塔，如真善寺道义禅师的墓塔。其后逐渐发展出称为“八角堂式”的基本形式，也有部分为石钟形浮屠。所谓“八角堂式”，指浮屠由方形的地台石、其上的八角形下台石、八角竿石以及中台石、八角形上台石、八角形塔身坐石、八角形屋盖石构成，其上为相轮部分。上台石一般釆用仰莲座，下台石或者竿石周围有时配置狮子，或使用覆莲瓣，或雕刻云纹或者云龙纹。大体上时代越往后，基坛部分的尺寸越大，装饰也越繁复。至于塔身呈鼓形的石钟形浮屠，在年代较晚后才出现。
统一新罗后期遗留下来的浮屠（亦是朝鲜半岛早期的浮屠）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原州法兴寺廉巨和尚浮屠（844，现已搬迀到首尔景福宫内）、昌原凤林寺真镜大师宝月凌空塔（932，现已搬迀到首尔景福宫内）、长兴宝林寺普照禅师彰圣塔（880）、燕谷寺东浮屠、蔚山大和寺遗址内的十二支浮屠等。
廉巨和尚浮屠高约1.67m，保存相当完好。在方形的地台石上立八角形的下台石，各面均刻有狮子形象，再上为八角的竿石上置仰莲座，再上又有一八角形台座上置八角形塔身，顶部覆八角形屋盖。塔身每面刻出门扉和神将的形象。屋盖石下刻有简化的椽子以及斗拱形象。真镜大师宝月凌空塔的中台石非常华丽，以莲花纹装饰，塔身八角形，顶部没有使用屋盖而是使用宝珠莲座作为全塔的结束。1962年发现的蔚山大和寺遗址十二支像浮屠，是统一新罗时期石钟式浮屠的孤例，在长方形的地台石上竖立炮弹形的塔身，腰部刻有十二地支的形象，这种形象与印度最原始的僧人墓塔很相似。
高丽时代佛教隆盛，信徒日众，僧人墓塔也大量增加。其中根据王命而建者为数不少。初期仍然沿用统一新罗的样式，但逐渐发展出具有高丽时代特色的浮屠。高丽后期浮屠建造的手法逐渐僵化，同时引入了印度的因素。总的来说，高丽浮屠的形式大体可分为以统一新罗式样为基础的八角堂形式和特殊形式两类，并一直沿用到朝鲜时期。
八角堂式浮屠在高丽时期的变化是基石部分相对变大。遗留的代表性作品如法兴寺真空大师塔（940）、高达院元宗大师慧真塔（975）、燕谷寺北浮屠（高丽初期）、普贤寺朗圆大师悟真塔（960）、凤岩寺静真大师圆悟塔（965）、双溪寺浮屠（10世纪）、实相寺浮屠（11世纪）、大安寺广慈大师塔、龙岩寺浮屠（12世纪）、宝林寺浮屠（12世纪）等。特殊形式的石塔有石钟形、四角堂形、骨壶形、石灯形、石塔形、印度窣堵坡形等。例如金山寺石钟（10世纪）、净土寺弘法国师宝相塔（骨壶形，1017）、法泉寺智光国师玄妙塔（四角堂形，1085）、佛国寺舍利塔（石灯形，10世纪）、神勒寺普济尊者石钟（1379）、华严寺定慧灵照塔（窣堵坡形，高丽末期）等。
法兴寺真空大师塔由高丽太祖赐建，为八角堂浮屠形式，基座下部刻有华丽的莲花纹、腰部刻有云龙纹，塔身正面刻有门扉，屋盖石下部仿木造建筑刻出飞子。屋顶刻出瓦垄的形象，顶上有宝珠和宝盖，许多细部手法受到了中国的影响，比如檐角起翘的装饰（反花）。高达院寺元宗大师慧真塔亦是八角堂浮屠，造型虽然复杂，但仍分为基座、塔身和屋盖三部分，基座比较高，且分为三部分，为覆莲座、腰石和仰莲座构成，腰石上雕刻有复杂的形象。塔身正面刻有门扉的形象，及四天王像，屋盖厚重，檐角装饰有反花。金山寺石钟形式浮屠制成于高丽时代初期，塔本身做单纯的石钟形状，只在顶部装饰有身并不大，但却建在宽大的双层戒坛上，戒坛周边的石板上雕刻有奏乐天人像。这样的做法还见于梁山通度寺、开城佛日寺等处。
4.4小结
在中国化了的佛教传入朝鲜半岛之时，正值中国堂塔式伽蓝流行的时代，因此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均接受了楼阁式塔的形制，尤其是当时的佛教基本上局限于王室和贵族阶层，因而有能力建造大规模的楼阁式木塔，而且形成了楼阁式木塔作为最高形式佛塔的观念，一直持续到了朝鲜前期。
但是，今日朝鲜半岛遗留之佛塔，绝大部分为石塔，一则石塔建造数量大、分布广，二则便于保存之故。由于楼阁式木塔需要复杂的技术和大量的财力人力建造，因此在高句丽、百济盛行一段时期以后，到统一新罗、高丽时只出现在王室支持下的大刹中；而更多的寺刹则是采用了自百济发展起来的石塔，因其规模小、制作和保存均比较方便，而且也适应当地盛产的石材和长期积淀下来的石材加工技术，因此这种作为对中国楼阁式塔“缩写”的石塔，在朝鲜半岛迅速得到普及，一直沿用到朝鲜时期。
朝鲜半岛的石塔肇始自百济，而且造型艺术水平也以百济时期为高。百济末期开始对中国楼阁式木塔进行简化，并使用石材加以表现，经过初期的尝试后（如弥勒寺塔），发展出高度简化和抽象的百济系石塔，并为统一新罗所继承和发扬。高丽时佛塔的意义和功能被弱化，因之匠人对其亦不用心，故高丽佛塔的造型艺术魅力，远逊于百济的纤美、新罗的雄健。朝鲜时期佛教势微，佛塔的建造，因循守旧而已，再无可称道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