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客馆，是高丽时期国家行政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尤其是经常需要接待来自中国的使者，高丽对客馆的建设亦相当重视，除馆舍华丽壮美之外，往往还在庭院中营造良好的景观。《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徐兢关于其所居的客舍顺天馆的庭院有如下记叙：“……正厅九楹，规模壮伟，工制过于王居。外廊三十间，不置他物，唯馆会则列中下节饮席焉。庭中有二小亭，当其中作幕屋三间，音为作乐之地……厅之后，有过道，中建乐赏亭，左右翼两位以为副使居室，内廊舍十二位，上节分处之……东位之南，当其中为清风阁，西位之比依山势为香林亭，皆开轩对山，清流环绕，乔松名卉，丹碧交荫……清风阁在馆厅之东，都辖提辖位之南，其制五间，下不施柱，唯以斗拱斗架叠而成，不张幄幕，然而刻镂绘饰丹或华侈，冠于他处……”从徐兢对客馆的记叙中还可以得知，顺天馆附近还分布有香林亭、西郊亭、碧澜亭等园林：“……香林亭……去馆可百步，当半山之脊而之，其制四棱，上为火珠之顶，八面施栏楣，可以据坐偃……”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高丽中期以来造园活动已经较为普及，而且园林建筑构成日益复杂，出现了厅、廊、亭、阁等建筑元素。
6.4.3.3寺刹园林
高丽以佛教为国教，国内广建寺庙。高丽寺庙建设与高句丽、百济及新罗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寺刹多建于深山大谷、自然景色优美之处；而且由于此前积累的造园手法比较单调，因此这些寺刹往往顺势而然地发展出充分利用自然的山林溪谷、少做或不做人工处理的自然式山水园林审美取向，成为此后朝鲜半岛园林的重要指导思想。
根据《高丽史》《东国舆地揽胜》等文献记载，高丽一朝著名的寺刹园林有大兴寺、安和寺、观澜寺、崇教寺、花岩寺、水多寺、文殊院等。这其中，文殊院禅苑的规模较大，保留也比较完整，反映出高丽时期寺刹园林的一些特点。
文殊禅院位于江原道清平里庆云山的山谷中，由高丽初期名士李资玄（1061—1125）主持营造。此人是当时在家居士中的代表性人物，信仰净土法门和文殊菩萨，也受到道教的一定影响，因此对自然山水有特别的爱好，营造了这一高丽时代规模较大的禅宗园林。
禅院总面积约43200m2，纵深约2.3km，按方位大致可划分为3个区域，即南苑、中苑和北苑，三部分之间以纯粹的自然环境隔离。南苑以溪庭为主，主要是作为参禅之用；中苑有石庭和架于溪流上的茅亭、石砌的假山、象征性的龟形石组等作为这一区域的主景，以作游玩之用；北苑则以山庭为主，是文殊禅苑的核心空间。在功能上中苑作为整个禅院的入口区域，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象征性；南苑与北苑作为隐秘的参禅场所，则相对独立和封闭。
中苑以一大石龟为入口标志，经过石龟后为天然形成的九松瀑布，其上为客舍遗址，再上是当地著名的“影池”。这一景观营造的主要指导思想是以观赏周边景物在水中的投影、参悟空幻为旨趣，故而得名“影池”。影池的水系与旁边的西川相通，面积约180m2，平面基本呈梯形，南北长约17m，南侧东西宽约8m，北侧宽约12m，池中仍然配置了象征三神山的三组石块。池的平面之所以成梯形形状，据推测是为了能够完全容纳用地北侧芙蓉峰的投影。池水平均水深37cm，水面波纹平滑，以欣赏周边山、树、石的投影的静态美为乐趣。池畔的石砌台基上，在高丽时代曾筑有亭或堂等建筑以供赏景之用。
影池之北设有石组。文殊禅院各处均配有石组，唯影池北侧这一组规模最大，其分布区域南北宽约50m，东西长约120·145m，石块配置错落有致，“疏中见密，密中见疏”，这样的造景手法，源自中国的叠山之法，但更趋近自然，追求野趣，对日本禅风园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南苑沿清平寺入口处的溪流展开，面积约7000m2，以竹林遮蔽入口，竹林深处曾有福禧庵建筑群。主要造景手法为沿溪流配置若干石组，其中有坐禅石3块，最大的一块长约4.26m，宽约3.07m，最高约2.77m，最低约67cm；作为对景的树石群1处，大形的龟形岩石一块，以及通过人工垒石处理形成的人工瀑布25处。虽然有局部的人工处理，但总体上仍然以自然的真山真水和树木为景观的主体。
北苑亦位于溪边，域内有天然瀑布5处，其中一处的岸边设有人工叠山，长约5.8m，高约3.3m，叠山手法非常简单和独特，使用板石累叠九层以象征高山。区域内同样立有规模较大的石群，这些石群与日本枯山水的石组之间可能曾在着某种联系。区内还设有清平仙洞等景点，“清平仙洞”石刻大字为李资玄亲笔所书。
6.4.3.4住宅园林及茅亭园池
高丽一朝政治的主要特色为国家权力门阀贵族掌控。随着高丽贵族阶层势力的不断膨胀，豪强贵族们在全国各地纷纷建造奢侈华丽的住宅，其规模、奢侈程度均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促进了高丽贵族住宅造园风气的兴盛。中国有营造私家园林的传统，而朝鲜半岛高丽时期的贵族阶层也开始习得这一风气，其中著名者如金致阳（？一1009）、李公升（1099—1183）、崔忠献（1150—1219）、崔瑀、奇洪寿（1148—1210）等人的住宅园林。奇洪寿曾在高丽明宗、神宗、熙宗三朝为官，权势煊赫，据记载营造过规模宏大的私家园林。高丽著名文学家李奎报（1168·1241）著有《奇尚书退食斋八泳》记载和描述了奇洪寿宅园的盛况。诗文中描写了奇洪寿住宅园林中的退思斋、灵泉洞、涤署亭、独乐园、燕默堂、涟漪池、绿筠轩、太湖石等建筑和景观。此外，李奎报在《过故奇相国林泉》一诗中云：“相公曾此日开筵，一掷青钱仅百千。为问华堂谁幻出，不如茅榭旧天然。”诗后又小注云：“公架茅亭于池上，环坐饮酒可爱，今以华屋换之”。史载崔瑀的宅园“绵延数十里”，园中设“奇岩怪石”“琪花瑶草”。贵族园林如王室般奢华，如贵族金致阳宅园：“自宅二百余间，筑亭、台、苑、池等，极尽华丽”。当然，关于这些园林的具体情况，迄今并没有发现任何遗存，唯根据当时宫苑、寺刹园林的情况来看，纵然其“穷极奢丽”，估计也是在建筑和怪石、奇花上耗费金钱，而造园的技法，仍不外乎简单直白的掘池，池内叠石为岛，池畔筑楼阁，园内种奇珍花卉而已。
除住宅园林外，在高丽时代各种文献中留名的茅亭、园池，数量颇丰，这与高丽时期禅宗的发展、道教思想的流行有很大关系。在束心返照、清净无为观念的指导下，高丽的文人们追求隐逸和空寂的心趣，在山野中筑造安闲散逸的茅亭，品茶参禅的禅庵，以避红尘俗世，追求道家所谓的清意合一、逍遥自适的生活，从而导致了茅亭园池这类不同于住宅庭院的园林类型。这样的茅亭、园池建造之风颇盛，在当时留下的众多文集中可以找到相关的记述，如《高丽史》记载，文宗十年（1056）西江兵岳南建有长源亭、三十一年（1077）8月在洪州苏大县建设安兴亭以及真州巫山十二峰亭、奉华清岩亭等。这些茅亭分散在乡野之中，追求无为自然的野趣，更不讲求造园的技法，仅设可供坐卧之处以观自然。
虽然朝鲜半岛造园在初期受到中国早期造园思想的强烈影响，但这些作为上层意识的思想在物质化的过程中，受当地当时具体地形条件、经济力量、施工技术等的限制，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如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宫苑，基本上只是对中国秦汉时期的苑池的微缩和简化处理，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长期的造园活动过程中，朝鲜半岛逐步发展出了与中国和日本均不同的造园思路，尤其到了高丽中后期，以自然山水为主导、少加或不加人工干预的、“无技巧的技巧”的真山真水式造园思想逐渐出现并流行起来。高丽时期建筑文化与统一新罗时期相比的重要差异在于，重要的建筑内容均从平地转入了山地和丘陵，山地型建筑文化的发展，进一步促进和强化了自然山水式园林，摆脱了明显不适合朝鲜半岛地形特点、经济文化水平、营造技术的中国式园林的束缚，转而重视对天然地形地貌、溪流、植物的利用，而人工的建筑和地形改造、植物配置逐渐成为点缀或点睛式的处理。因此在朝鲜半岛的园林中，儒、释的影响远不如在中国和日本那样强烈，并没有发展出需要大量人工处理的建筑、叠山理水、植物修剪等技法；反而是道家“无为”的思想对朝鲜园林的影响最大，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对自然的神秘性和崇高性的尊崇观念与道家思想相结合，使得朝鲜半岛园林往往不讲求人工的技巧，而注重自然而然的景观，与中国和日本庭院的人工精雕细琢之美形成对照。这种思想最极端的表现之一是李奎报所建的“四轮亭”。李奎报特意作《四轮亭记》记述了其制造意图和经过一一该亭实际上就是一辆四轮车，轮车所至之处，但凡自然景观有可观者，停车坐观，即是“园林”。
6.5朝鲜时代的造园
朝鲜朝是朝鲜半岛上的最后一个王朝，延续时间大体与中国的明、清相当，但因其国力的限制，尤其在中后期饱受战乱兵灾，其园林无论在指导思想、园林种类、建造规模、技巧与方法等方面基本上无可圈可点之处，甚至比起高丽时期还有所退步；寺刹园林因佛教的没落亦乏善可陈，因此朝鲜时期园林的发展，就主要集中在汉城内的王室宫苑，以及散落各地的士大夫住宅中。这些园林的主要特点，是进一步发展和实践了自高丽中、后期以来发展出的自然山水式园林，同时也受到儒学思想的影响，在园林尤其是士大夫住宅园林中注入了新的内涵。
6.5.1宫苑
朝鲜王朝曾在汉城营造过规模宏大的宫殿和离宫群，包括景福宫、昌德宫、昌庆宫、德寿宫、庆熙宫这五宫，其中景福宫为正宫（也称北阙），其余均为离宫。五宫之中，庆熙宫已在日人占领时被彻底毁坏；其余四宫虽然得以留存至今，但经历了多次毁损、重修、调整的过程，所以今日所见者，已非朝鲜初期所建的原貌。
虽然自然山水式“园林”萌芽于统一新罗末期，在高丽时期得到发展，但其主要在寺刹、贵族住宅这些政治意味较淡的环境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而王室的宫苑，尤其是正宫的园林，受礼制思想的影响，仍然着力追求人工营造的趣味，亦即更力求追随中国的法度，只是受种种因素的制约，其结果却表现得简单而粗率。朝鲜时代的正宫一一景福宫的园林就是这种园林的代表。
景福宫的用地基本上为平地，而且作为王朝的正宫，追求礼制的秩序，规划较为方整，秩序感很强，造园也充满了几何秩序，建筑、小品等的配置也比较讲求对称和轴线关系，拘谨而僵硬，园林并不成体系。景福宫内的园林，主要包括庆会楼池苑、蛾嵋山园（交泰殿后园）、香远亭池苑这三大比较集中的部分。
6.5.1.1景福宫庆会楼池园
庆会楼池苑位于王宫寝殿之西，离外朝很近。之所以这样配置，有便于随时游玩并且与朝臣举行宴会的考虑。但从其建造过程来看，庆会楼池苑的出现更可能是对现实条件的偶发性利用。《新增东国舆地览胜》卷一，《京都·宫阙》篇载，朝鲜初期的官员河苍（1347—1416）记叙庆会楼池苑的营造过程如下：“河莶记，殿下之十三年（1413）春二月，景福宫提举司以其后殿西楼倾且危，报议政府以闻。殿下惊叹曰：景福宫，我先考创业之初所建。今遽若是欤，遂幸而观之曰，楼之倾，地润而基不固也。乃命工曹判书臣子青等曰：农时向近宜役游手者亟修之，子青等度地移之小西，因基稍广其制而新之，又虑其地润，环楼而为池焉……”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庆会楼池苑的形成，并非营造景福宫之初有意识的预先计划，而是因选址时考虑不周，地下水侵蚀地基后造成西楼倾颓，所以干脆利用地利之便，营造了这个景福宫中规模最大的水面。
庆会楼池苑的主要功能是款待外国使臣、举行君臣宴会和科举殿试。如《朝鲜王朝实录·端宗实录》记载云：“端宗元年（1453）亲试儒生于庆会楼”。庆会楼功能重要，但其园林造景手法却十分简单。
朝鲜时代亦继承了百济营造方池的传统，例如光化门内两侧不对称分布的两个莲池均为方池，而庆会楼池则是朝鲜半岛上规模最大的方池。方池长130m，宽110m，古老的一池三山造园传统在这里仍然得到了体现，池中非常规则地配置有一大两小三座人工岛屿，而且岛屿的平面全部为规则的长方形。
三岛中最大的方岛上建有庆会楼。庆会楼的建筑形式为自高丽时期发展起来的干阑楼，底层用24根石柱架空，其上为面阔七间（34m）、进深五间（29m）的木结构歇山顶建筑，四面开敞，可容多人在其上宴饮观景。整个池苑独立成院，周以墙，东、西斤门，西为天一门，东为含弘图6.24景福宫庆会楼池苑门。